一
回顧一下三十年代，也許很多人會大為驚訝。那是史學家命名的“紅色三十年代”：批判資本體製的文學；“勞工神聖”的口號；貧窮而熱情的俄羅斯赤衛隊員；不能提供一分錢利潤，卻居然成了人們的希望，居然引導了知識界以及一般上流開明人士的思想時尚。不管是用選票還是用武裝暴動的方式，左派組織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漸坐大，眼看著國家政權唾手可得。布萊希特、勃勒東、阿拉貢、加繆、德萊賽、瞿秋白、聶魯達、羅曼·羅蘭、芥川龍之介以及時間稍後一些的畢加索和薩特……一大批重要知識分子的履曆中，無不具有參加共產黨或者自稱社會主義者的記錄。
六十年代，又發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燒。中國“文革”不用說，法國的“紅五月”也驚天動地，紅皮語錄本在地球的那一邊也被青年們揮動。勃列日涅夫在蘇聯上台向左轉，太平洋彼岸的黑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也交相輝映，在白宮前炮打司令部。不僅是廣獲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數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亞非拉弱小民族，競相把“社會主義”和“國有化”當做救國的良方。不僅是格瓦拉、德欽丹東和阿拉法特，一切窮苦人和受難者的造反領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眾多青年學子耀眼的時代明星，成了偶像和傳說。
這些離我們並不遙遠。
二
同樣並不遙遠的，是潮起潮落，是每一次左向轉折之後，都似乎緊接著向右的反複和循環。左派的理想，左派在這個時代的諸多含義國有化，計劃經濟，階級鬥爭，均貧富，打破國際壟斷資本等等，從來沒有得到曆史的偏寵，在實踐中並非能夠無往不勝。
變化周期似乎總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間。
三十年代以後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變，南斯拉夫的自由化轉向，中國的夏季鳴放和廬山浄諫，蘇共的二十太反“左”報告以及社會的全麵“解凍”，歐美各個共產黨的紛紛萎縮或潰散，加上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反共恐怖插曲。對於左翼陣營來說，一個雲霧低迷和寒氣暗生之秋已經來臨。紅色政權即便可以用武裝平息內、亂，用政治高壓給經濟運行的鍾表再緊一把發條但發條上得再緊，很多零件已經出現的鏽蝕和裂痕卻無法消除，故障噪聲已經嘎嘎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