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假定》引來文壇爭議。如《作家》雜誌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一篇題為《商品化與消費化:文化空間的拓展》的對話錄中，劉心武說韓少功提出的一個見解還是值得考慮的，他認為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無論任何時代，任何地點，然應該進行的，知識分子就應該站在俗世的對立麵上，不管如何都應該按一種最高的標準來評價社會，應該給社會一些最高的原則。”張頤武說恐怕不能像韓少功這樣做一種比較機械的理解……我覺得張承誌、韓少功等的困境在於，他們都對自己的運作方式，自己受到歡迎的情況，自己與市場的極為微妙的互動關係還缺少或根本沒有反思，這樣，他們的自信、自傲、惟我獨醒，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獨斷的色彩和專製的味道。張承誌、張煒、韓少功，絕對否定世界，而絕對肯定自己。”劉心武又說他們對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對自我的肯定為前提，來否定他人，這是很奇怪的，這在現代的世界上很少了。”筆者對此感到奇怪，遂致信《作家》編輯部：“我得說明一下，這些不是我的觀點，不知劉心武先生引述的觀點是從哪裏來的。”該信發表以後，張頤武與劉心武都無答複，但隨後張頤武發動的“馬橋風波”風生水起。張頤武在《為您服務》報上指控筆者《馬橋詞典》“禾論從內容到形式完全照搬”他人之作，《文匯報》《羊城晚報》等數十家報刊及中央電視台據此開始報道“剽竊”“抄襲”“照搬”事件。這就是所謂“馬橋風波”緣起。
哪一種大眾？
說到“大眾”，很容易把它抽象化。其實，再大之眾也沒有自我神化和逃避解析的將權。小農經濟的大眾與遊牧經濟的大眾，顯然有些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朋圈內的大眾，與伊斯蘭地區的原教旨主義大眾，也不是一回事。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與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條件相聯係，所謂大眾，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品質以及性能。人口統計中的數據大小，並不能給大眾賦予多少意義。即便這種統計真實可信，對於相關討論來說也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