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假定》引来文坛争议。如《作家》杂志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一篇题为《商品化与消费化:文化空间的拓展》的对话录中，刘心武说韩少功提出的一个见解还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点，然应该进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俗世的对立面上，不管如何都应该按一种最高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应该给社会一些最高的原则。”张颐武说恐怕不能像韩少功这样做一种比较机械的理解……我觉得张承志、韩少功等的困境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受到欢迎的情况，自己与市场的极为微妙的互动关系还缺少或根本没有反思，这样，他们的自信、自傲、惟我独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的色彩和专制的味道。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刘心武又说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我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是很奇怪的，这在现代的世界上很少了。”笔者对此感到奇怪，遂致信《作家》编辑部：“我得说明一下，这些不是我的观点，不知刘心武先生引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该信发表以后，张颐武与刘心武都无答复，但随后张颐武发动的“马桥风波”风生水起。张颐武在《为您服务》报上指控笔者《马桥词典》“禾论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照搬”他人之作，《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数十家报刊及中央电视台据此开始报道“剽窃”“抄袭”“照搬”事件。这就是所谓“马桥风波”缘起。
哪一种大众？
说到“大众”，很容易把它抽象化。其实，再大之众也没有自我神化和逃避解析的將权。小农经济的大众与游牧经济的大众，显然有些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朋圈内的大众，与伊斯兰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大众，也不是一回事。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联系，所谓大众，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品质以及性能。人口统计中的数据大小，并不能给大众赋予多少意义。即便这种统计真实可信，对于相关讨论来说也远远不够。
在工业消费社会形成以前，与大众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小众，是指贵族。人们作出这种区分，使用的是经济尺度，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与后来人们转用文化尺度，把人群划分为“大众”与“精英”两个类别，大异其趣。精英与贵族当然不能互等，但是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多数文化精英出身于贵族阶层，使这两个概念又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被后人经常混用。在文化的民主体制实现以前，贵族不仅控制着社会的主要财富，也主宰了学术、教育、宗教、戏剧以及绘画，成为了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一包括用科举考场或者贵族沙龙来吸纳贵族圈以外的各种人才和成果，将其纳入主流体制。文化的腐灭也好，新生也好，多是有钱人的事。
当然，贵族一旦精英起来，常常把批判锋芒指。贵族以及贵族制度本身，显示出贵族的自钱解体和自我否定方向。尤其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他们的批判性、平民意识以及人道主义理想，确立了“精英”的应有之义，成为了精英们的文化标志。看一看托尔斯泰的传记、勃勒东的博物馆，还有泰戈尔的故居，便可以使往日精英们的形象渐渐清晰。那是一种根植于锦衣玉食、深宅大院里的道德自省的精神反叛，是贵族逆子们的浴火新生。对于这一些不安的灵魂来说，大众是他们自救的导向和目标，并且在他们的深切的同情和热切的向往中，闪耀出神圣的光芒。“劳工神圣”“大众化”“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知识界潮流，并且长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他们或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托尔斯泰等），或者试着描写车夫、奶妈、佃农一类颇为生疏的形象（鲁迅等）。当革命的大潮汹涌而来，更多的知识精英直接投入到大众行列，亲身参加土地改革、战争、建设等历史实践，在那里胼手胝足摸爬滚打，“改造世界观”，力图洗掉自己身上“原罪”般的贵族烙印，诀别自己以前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的腐败生活方式。以至到了后来的“文革'无论有多少极端政策让知识分子暗暗生疑，但单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这一条，口号，就具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足以摧垮知识分子的全部心理抵抗使他们乖乖就范。在这里，运动当局对他们轻而易举的征服，不仅仅依靠权力，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不公正历史的自我惩罚，利用了精英们的富贵门第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特征：对大众深怀愧疚并且或多或少的无知。
对于精英们而言，大众几乎一直是贫因的同义语，是悲惨命运的同义语^光是这一条，就足以使大众获得神圣地位，并且成为精英们愧疚的理由。但是，如果把这种历史情结带人现代的工业消费社会，事情就有些可疑和可笑了。这个社会正在对财富和利益的分配格局给予重构，如果发展正常和顺利的话，如果国民福利制度成熟的话，穷人将变成小众。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两头小、中间大”成为分配常态，定义为中产阶层的群体已经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扩展到百分之十甚至更多，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白领贵族“电贵族”“广告贵族”“股票贵族”等等，正在成为他们各自的别号。与这个大众或者行将大众起来的群体相比，与他们的火旺日子相比，倒是文学和哲学有了寒酸味，一切又文学科的兴趣，常常只能在一些清贫者那里存活。除了少数幸运者出人头地（比如获奖或写出了畅销书），一般来说，对现实批判和价值理性创造的担当，常常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收人渐薄的原因——而他们正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他们如果不想成为工具式技术专家，如果不想变成社会这个强大赢利机器上的从属性部件，就得准备在一个金钱和利欲主导的社会里，接受边缘位置。他们不仅无法再向大众分送土地，连他们的思想和趣味，也大多只能出现在朴素而且印量很少的书刊里，甚至苦苦寻找着出版机会；而那些豪华的、花哨的、昂贵的而且一定是畅销的书刊，更多地容纳着时装、美容、家具、高尔夫、风水术、生意经，显示出社会对俗文化的强大购买力，显示出社会的主要财富正在向中产阶级化的大众转移。他们回头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几乎与大众交换了贫富的定位。
在这些地方，大众富起来了，至少是比较富了，而且开始与肘尚结盟，这也许是事情另一方面的:变化大众在往日的贵族专制下，基本上与文事无缘，远离各种传播媒体，当然处于文化时尚之外。时尚只是上流社会里的景观。从文风到官仪，从食谱到花道，只有贵族才可能附庸风雅，追随外部世界一个个潮流的引导。那时的太众文化，或者叫作俗文化，不过是民间文化的别名，具有自生自灭、自给自足的特点，呈现出质朴和原真的生命面貌，类似一种自然生态群落，常常历时百年乃至千年而恒定不变。一首民歌，一唱就是几代人几十代人。这种民间文化，与工业消费时代的市民文化大有差别，却一直没有得到过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事实上，同为“大众”喜闻乐见，但市民文化与民间文化大异，具有非自然的特征，受到文化工业的制约和支配，几乎就是文化工业的产物。在大众传媒无孔不人的情况下，男女发型、饮食习惯、消闲方式、政治观念乃至日常习语，都被电视、小报以及广告所指导和训练。一个女中学生的微笑，都可能带上了好莱坞的商标，并且随着潮流的更迭不断有新品牌推出。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大众原。生的文化，而是大众从少数文化制作商郎里所接受的潮流文化，充其量也只是大众被潮流改造之后的文化。有意思的是，就像往日的大众处在时尚之外，现在轮到一些精英来充当这种寂寞和疏离的角色。任何一个愿意保护自己精神个性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都可能比一个普通的餐馆女招待，更缺乏有关流行歌星和新款家具的知识，缺乏美容和时装的知识。他们是一群落伍者，一些差不多有自闭症嫌疑的独行人，对很多社会风向茫然无知。也只有这一个小众，才可能对昔日的大众文化，对那些旧民歌、旧传说、旧演艺、旧民居等等不入时的劳什子，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们回头看一看历史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惊讶:他们心目中那个存在于民间文化中的大众哪里去了？他们奔赴的这个自然态民间，为何突然间变得人迹寥落？
清除财富的腐蚀，警觉时尚的污染，是精英们从贵族营垒里反叛出走时的重要功课。今天，当财富和时尚迅速移位，成为大众的义涵和背景，精英们对这样一个全新大众也许会感到有些陌生，甚至有点不知所措。这一时代的巨变有什么不好吗？也许不，因为它是精英们一直为之奋斗的社会变革目标、是民主和人道主义原则来之不易的胜利实现。但这一变局将会如何开启文化新的走向？精英们今后的新的文化动力和新的文化资源将从何而来？他们与大众的关系，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两难:他们是拒绝他们一直心神向往的大众呢，还是应该在大众那里停止他们一直矢志不移的反叛？这些问题已超出本文所设定的范围，该由另一篇文章来探讨。有关的价值判断，相信也是一条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的险径。如前所说，本文只是想在有关大众文化的讨论之前，清理一下“大众”的具体内容，给不同类型的大众一点区分。
这种区分可能是讨论的必要起点之一。
1996年11月
（最初发耒于1996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