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英国的査尔斯王子和布莱尔首相一行人离港，又送走中国党政领导江泽民等一行人返京，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虽然述有一大批客人需要会见，还有港岛、九龙、新界各地的市民庆祝活动需要他“跑场”，但他总算可以喘上一口气了。
这是一九九七年的七月二日清晨。电视台滚动式“七十二小时脑震**”一类的回归专题节目还轰轰烈烈，记者们满脸倦容却不能离岗，啃着三明治，见缝插针地靠在哪个角落睡上片刻。早上的报纸^亮之前已送抵各个报摊，从香港到北京的报纸仍在铆足劲报导香港易帜一事。连香港天气也被一些人拿来做起了文章。近日来的香港大雨，被有些记者称之为“苍天泪雨”，是为彭定康黯然离去而垂哀。还有些记者则吹嘘这场大雨与“江泽民”的姓名有关。据易经解释，水，主财也。罕见大雨莫不是中央给香港送财喜来了？深谙市民心理的香港某些传媒不会放过这一耸人听闻的话题。
是的，香港近来情况不错，甚至充满着旺财气象。股市一直在大跃进，“中国概念”红筹股炒涨，涨得让人晕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个半月以前把香港由“发展中”她区正式提升为“先进经济体系”之一，与世界七大工业国平起平坐。香港就是在这彳片大吉大利的好光景中回归中国。比起这件大事来说，拳王泰森为咬对手的耳朵而道歉，柬埔寨洪森与拉那烈两位首相之间已经剑拔弩张，美国进行地下核试验，朝鲜同意参加四方会谈……当然都不在很多中国人七月一日的视野之内。事实上，两天来的喜事大操大办，已经把人们累垮了，彳艮多人都像葦建华一样，哈欠连天想睡上一觉了。
谁会关注这一天清晨的曼谷？
当地时间上午九时，“泰国政府决定实行浮动汇率制”，这一启动亚洲乃至全球性金融风暴的最初惊雷，已在股市和汇市形成了核爆。但这一消息直到三天之后，才在中国的《参考消息》不太重要的版面的一个角落被稍稍提及。至于中国内地传媒迟到的警觉，更是十多天以后才有的事情。连经济嗔觉最为灵敏的香港人，一开始也大多没把这当回事。七月二日还是庆典休息日，公务员们都放了羊。七月三日公务员们上班的时候，他们碰上大雨，有的因雨没法正常上班，有的即算上班也忙着更换徽号和招牌，打扫殖民地的残迹。几乎没有人谈论曼谷。身着红色套装的布政司长陈方安生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随着董建华来到特区政府总部时，有记者问他们第一件公务是什么，董建华在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下回答我们要研究住房问题。”
看来金融事态还没有列入他们的议程。
泰国铢的痛苦呻吟，但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似乎显得过于遥远。
炒家们扑杀泰铢
七月二日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华尔街却有另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因为时差关系，泰铢在汇率实行浮动的当天下滑百分之二十，消息传到西半球时已在夜晚，但量子基金会的投资顾问、分析专家以及经理们几乎都彻夜未眠。他们代号为“猎鹿”的大战，经过大半年悄悄实施，眼下终于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举杯吧，庆祝吧，对手已经崩溃，战果正在迅速扩大，每一分钟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美金哗啦啦落人他们的账户。
这群胜利者的领袖之一，就是后来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悲愤指责的索罗斯。索罗斯原籍匈牙利，犹太人，一九五七年参与暴动之后逃往西。当时他不名一文，但凭着胆大心细眼明手快迅速在金融界崛起，攻击过英镑和其他西方货币，无一不夺来盆盈钵满。他创立“开放社会基金会”，主要向前苏联、东欧、中国及一些发展国家的援助项目捐资，也做一些慈善事业，故有人把他说成魔鬼和天才相结合式的人物。尽管他一再著书强烈抨击和唱衰资本主义，但还是有人怀疑他的援资后面有强烈冷战色彩，甚至谣传前苏联的解体与他的文化渗透和金融操纵大有关系。知情人知道，中国不少官方和民间机构也曾与他合祚，用过他的钱，所以很多中国人对他的奇诡独行并不陌生——这些合作关系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基本上终止。
索罗斯的首席高参是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差不多是猎杀泰铢的战略参谋长。一九九七年一月，一位密友曾向他忠告泰铢快完蛋了，贬值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顿时引起他的高度注意。因为这句话与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亚洲经济的神话》一文的结论不谋而合：亚洲经济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以及劳动价格低廉，不是依靠提高生产率，因此这种经济增长的极限很快就会到来。德氏暗暗留意，要求手下人详细收集有关亚洲的一切资料。他兴奋地发现，在泰国“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繁荣”后面，在西方媒体把泰国称为“东亚第五虎”的一片赞扬声后面，泰国一些数据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变化，比如末收回贷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很短时间内已从百分之六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五，所欠外债一千零六十亿元已超过了外汇储备近两倍，经常项目收支赤字达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泰国的投资结构也正在从以实业为主迅速偏向物业孜机、股市投机、汇市投机。消费者出现了购买豪华汽车、移动电话一类奢侈:品的热潮，其大手大脚的气派让西方人瞠目结舌。一位从曼谷固来的经理摩拳擦掌她断言广典型的泡沫经济！泰国不再是一只亚洲虎，只是一只病鹿！”另一位操盘经埵事后得意扬扬地宣称：“我们就像在山岭上俯瞰着鹿群的豺狼，泰国简直让我们难以自制。”这种冲动单鄙吗？他说不，我们猎杀了鹿群中的病頭分子，维持了鹿群的健康。”
扑杀泰蛛，在华尔街不仅仅是德鲁肯米勒一个人的手笔。凭着净资产一百五十亿美元的实力，凭着战略盟友们的更多金弹，量子基金会联手朱利安·罗伯逊等大炒家，全力调动资金包抄设状，事不宜迟地发动攻击。他们先是大量买入预期泰铢汇率下跌的泰铢/美元期货合同，静等五彩泡沫爆炸的那一刻。他们稍觉意外的是，由于期权合同的需求陡增，泰国银行觉得有利可图，居然也加入了发出类似合同的行列，这无异于充当“泰奸”，把自己的资金更多喂入狼口，把袭击泰铢的武器主动送到投机者手上。结果，到五月份，八至九成的远期合同都落到炒家们手上，泰国银行发现大事不妙才突然停止了合同的发出。
但绞索已经套在脖子上，越抽越紧了。五月的泰国汇市上，泰铢抛售浪潮'汹涌而来势不可挡，一些大庄家的身影隐约可见。政府为了保卫泰铢，立即向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等近邻求助，短短几天内就耗资一百多亿美元以吸纳泰铢花去了全部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在内阁指示之下，大难临头的政府官员还威逼加利诱，要求银行透露远期泰铢合同持有者名单，想对炒家们逐一“战略性施压”。内政部实行新闻管制的临时政策，阻止媒体发表一切对泰国经济不利的消息。炒家们却不示弱，反过来利用政府这些干顼措施，使之成为印证和强化人们恐慌心理的根据，把“危机预期”的流言@烧越旺。美国一些银行在泰国大登广告，招魄汇款到外国的生意，向虚弱的泰国政府叫板。进口商忙于及早结账，出口商则不敢让货款回国，都是防止泰铢贬值。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资金外流，算是把摇摇欲坠的泰铢再推了」把。
黑色的七月二日终于来到:政府被迫放弃了保护币值的努力，在城头挂起了告败的白旗。政府选择这一天，无非是好让大小公司可以把亏损拨入下半年的账目。
汇股两市皆应声大跣，一溃千里。泰民们眼看着手里的存款迅速失重，疯了一样抢购黄金。锒行门前挤兑人潮汹涌，十六家呆账累累的金融机构被迫关闭，引发了绝望客户们的抗义和骚乱。出租车司机们说，他们的客源一下就减少了六成。滨馆饭店里转眼间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营业额减少七成。成千上万的工厂玛得不到货款，或者货品积压，只能停产或半停产。各个公司纷纷裁员和减薪，即使不计泰铢贬值的大损失，全国从业者还平均降薪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五。揭购买房者无法按时支付房款，眼看着房子被银行强行收回，一下子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惨境，只好去车站或公园露宿。人们把私家车、便携电话、首饰等等送往典当行，使典当业在、大萧条时倒是一枝独秀。当然，算得上兴旺的也许还得加上心理咨询业——当地报纸洚连报导破产者自杀的消息，求助心理医生的病人在黑色七月以后增加了四倍。
卜七月十日，在曼谷的外国银联合宣布，在泰国获得二百亿美元援助以确保资产折现能力之前，外国银行将冻结对泰国的贷款。
泰国被抛弃了，昔日那些满脸，微笑的投资商不再愿意向这+泥潭投入半个铜板。在这个泥潭里挣扎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国家大出血，看着自己的钱流人金融杀手的私囊。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杀手们到底斩获了多少，有人说索罗斯收人了二十个亿，有人说他收入了三十个亿。
政府在苦苦挣扎。七月三日，泰国银行向澳大利亚央行求助，希望能得到应付货币浮动的技术指导。七月十日，泰国财长和外长宣布出访日本，谋求一揽子援助泰国的紧急贷款。在这前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专家组飞抵曼谷，几天之后又加派一个工作组，与泰国政府共商解危之计。事实证明，泰国政府和大部分国际机构对这场危机的严重性都缺乏足够认识，最初商定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援助基金额远远不够（不久泰方要求增加五十亿并延缓二+五亿债务），到九月份贬值近百分之三十也远远不是泰铢危机的谷底。十月二十二日的统计显示，九月以后:的泰铢在继续下滑，直至贬值百分之五十点二一。这就意味着，以美元结算的泰国所有的外债已经全都翻了一倍，以美元折算的国民财富有将近一半顷刻之间已化为乌有。
泰国还要跌滑到哪里去？
东南亚处处冒烟
九月二十五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轵的年会在香港结束。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当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第一次迎来世界性盛会，主人招待得周到备至。港九，片车水马龙灯红酒緑的繁荣景象，万民赌马和粤式茶点的千奇百柽，让外记者和与会者们惊叹不已。前不久受泰国事态影响而出现的短时间港元拋风已经迅速平息，政府宣称炒家们已经“损手烂脚”“仓皇逃窜”。这大概给与会者染上了一些乐观情绪。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券森对东南亚事态轻描淡写泰国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不会影响到地区的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则对法国《回声报》记者宣布：“东南亚危机和泰国金融危机已经结束。”
这些说法如果不是为了稳定民心的策略性放风，那就说得似乎太早了一点。
马来西亚:政府在七月二日以后本来决心住泰铢跌风的进逼，全力干预汇市以支持林吉特。首相马哈蒂尔的强硬个性甚至使索罗斯都产生了错误的估计。他的助手事后向报界透露，他们春天里还把牌押在林吉特的贬值上，到七月中，预测马哈蒂尔可能扛得过去，便临时转为买人林吉特的投机，后来竟为此付出了数亿美元的代价。因为马来西亚事实上未能挺过这一关。“林吉特永远坚如磐石”的誓言只有十几天就被迫放弃’。汇市一松即溃，到十月一日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五，到十月二十二日贬值了百分之三十四。股市的跌幅则达百分之四十。马哈蒂尔怒冲冲地指责索罗斯那个魔鬼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整整倒退了十年！”十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不就是整整一次中国式的“文革”吗？
菲律宾：比索的陷落比林吉特还要快，政府于七月十一日就被迫放弃对比索比价的控制，任其波动，结果几个小时之内就贬值近百分之七。作为一个英语国家、一个基督教国家、一个长期驻扎过美军的国家，菲律宾虽然在东南亚国家中算是与西方关系囁为密切的，七月十八日便及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十亿美元紧急贷款的许诺，使市场信心稍有支撑，但八月的比价还是调头向下，至十月—日比索已经贬值百分之二十五，至十月二十二日已经贬值百分之三十二，股市跌幅则达百分之三十九。
印度尼西亚:数月来的森林大火使烟雾飘洋过海殃及邻国，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人们关窗闭户，加戴口罩，怨声载道。现在天灾之后再加人祸，金融市场的乌云从西北方向压了过来。军人出身的:苏哈托总统顾不上自由派人土的讥讪和指责，不惜采用国家行政手段，中决银行于八月三十一日宣布限制海外人士外汇期货交易，强迫投机活动降温。但这只能让印尼盾勉强坚挺了几日，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拆借利率仍让各公司和中小锒行法承受，拆东墙补西墙终究只能使跌势稍缓片刻。九月十四日，政府在强大抛压之下弹尽粮绝，同祥被迫放弃了维持固定汇率的努力。至十月一日，印尼盾贬值近百分之二十八，至十月二十二日进一步贬到百分之五十一，成了另一个泰铢，股市同时下挫百分之二十。用总统苏哈托在世行年会上的话来说，“全:国民众数十年的成果毁于一旦”。
新加坡:依凭强大的高技术产业和充裕的外汇储备，总理吴作栋脸上始终有处乱不惊的平和、静观事态的持重，但金融震波:仍使这个国家人心浮动，老百姓的蚂蚁雄兵终使政府无力回天。至十月一日，新加坡元对美元的比价下跌百分之六，至十月二十二日，下跌百分之十三，股市同时下挫百分之二十_——虽然这还只能算东南亚的轻伤员。
缅甸、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未能幸免于难。其中七月十四曰的緬元汇率已跌至历史上的最低点，此后便一直没有翻过身来；越南盾到十月十四日也贬值百分之五……眼看着受灾面积越来越大，世界金融组织首脑们的口气」变再变，除了谈一谈经验教训，救灾措施的出台只能越来越慎，谁都不敢贸然出手。援泰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既已说出，只好想办法凑吧，面对接下来多米诺骨牌式的村村起火处处冒烟，谁还斗胆轻言援助？何况对援助心存戒意的也大有人在，马哈蒂尔就声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款条件太苛，改善金融管理和经济结构的要求，隐含着西方资本进一步向这些受援国打，开市场和控制市场的不良企图。在泰国、印尼纷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条件的同时，他执意自力更生突出重围。七月和八月，他一连会见了三十多位国际基金会总裁，耐心解说国内实际上大有希望的经济形势，劝说他们放眼将来，出资托市。他的和翱悦色给客人们留下极好印象，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还得看一看，就眼下来说，出资的条件还不成熟。商人们职业性的势利和无情袖手无疑深深地刺伤了这位首相，逼得他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牌:政治。八月三十日举行国家独立四十周年的纪念庆典，他头戴穆斯林帽，其爱国主义“政治救市”行动获得了高峰体现。他痛斥那些“忘恩负义”的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在这里从事什么实业，却掠夺了这个国家资本市场整整一千六百多亿美元。他号召国民们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团结起来艰苦奋斗，抗击魔鬼的勒索和敲诈，抗击比老帝国主义还要阴险和凶恶的“新帝国主义”。他甚至在会见报界时宣称，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他怀疑索罗斯这个犹太人有一整套搞垮马来西亚的阴谋（政府发言人后来澄清他并未指责所有的犹太人）。
一连数日，吉隆坡出现了各界社团组织的游行，人们高唱国歌，支持马哈蒂尔，向“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宣战，买国币、买国股、买国货成了很多演说的主题和宣传口号。一位女艺人宣布用她的全部美金来入市，顿时成了万民欢呼的英雄。连黑帮组织也“爱国”起来，到处扬言要派人去给索罗斯和罗伯逊那些炒家“放血”。
这种“抓革命促生产”式的**受到不少人的怀疑。十一月三日，马哈蒂尔作为东道主在十五国集团会议上竭力促成的《货币交易条例（韋案）》，要求国际社会对汇市投机给予限制，受到了众多自由主义者的讥评。与马氏政治动员加市场限制的思路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认为危机的根源“不是自由多了，而是自由得还不够”。他们认为只有资本市场的充分自由才会有灵活而真实的市场信号，才能使泡沫经济得到及时的诊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化不够（金融机构透明度不够等）恰好是泡沫久积成灾的祸根，而炒家狙击虽不够厚道，却是一剂揭露和扑杀泡沫的苦药，是一种惩罚性的粗暴纠正。索罗斯的发言人在九月二十日接见《华尔街日报》记者时也宣称投机活动有修正不平衡价格的作用，对经济有益。”“:对此次危机更应该负责的是那些放任信贷猛烈扩张的政客和官僚。”“马哈蒂尔先生才是对他的国家最具有威胁性的人！”
关于自由多了还是少了的问题，关于发展中的弱国能够在什么时候承受，什么样的自由的问题，当然还会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这当然只是此次金融风暴带来的众多应该反思的问题之一。
第二震波：东亚在劫难逃
任志刚一九七〇年从香港大学经济及统计学系毕业，一九九三年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一九九七年获世界锒行颁发的“中央行家奖”（每届限奖一人）。像董建华、曾荫权一样，他对香港经济成竹在胸，雄心勃勃。当东南亚跌风八月间第一次波及香港，这位少壮派总裁八月十七日‘下午还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在中环金融中心三十号楼会见神色不宁的记者，用粤语夸下海口：“莫要怕！”“我从来未惊过，我今天早上还在打高尔夫。”“我最不怕大鳄，不识死的就来。”
这一把潇洒在传媒上果然让很多市民放下一颗心。几天后，金管局官员正式宣布炒家们已经被“赶尽杀绝”。
没料到大鳄未绝，时隔两个月竟卷土重来。由于日资大量撤退，十月二十三日市场上突然出现强大的港元拋压。为了维护港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政府照例提息筑墙，银行间拆息率陡升百分之二百五十。根据任志刚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让投机者抛售港元时向贷款银行付出高息，让他们得不偿失。但这套看家本领导致资金告紧和股市失血，恒生股指闻风大跌，四天之内就跌了三千点，穿透万点大限，后虽有回稳，但距八月最高位来兑已跌百分之三十八。国企红筹股的跌势更猛，刚上市的“中国电信”生不逢时，本来被股家们相当看好，结果几天之内竟跌破了发行价。有人估价股标市值转眼间损失了一千多亿美元。报纸上一片惊呼:惨惨惨！血血血！“死的人多！”很多股民对任总裁咬牙切齿，把他叫作“任一招”（只有提息一招），又把他叫作任（意妄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误港庸吏：国际炒家这次明明是声东击西，先沽空恒生指数期货合约，再在汇市上虛晃一招，你任仔让股市大跌，不正中了杀手们的奸计？
人们一急，还说他领着全世界银行行长中最高的年薪，自然不怕套牢；还说他前不久拿十亿美元的港人血汗去援助泰国，鬼晓得泰国还不还得起？
这些愤怒者对炒家的分析也许不无道理，但我明敌暗，布防难度很大。再说强敌压境，很难汇股两市兼顾，只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也许比较而育，汇率主要相关实业，相关所有人，相关冲长期投资；而股票主要是相关游资，相关一部分人，相关中短期投机。舍“股”而保“汇”是无_可选择的选择。不管股民们怎么骂得难听，港府也只能一肩扛到底了。匆匆从欧洲赶回来的董建华一路向新闻界放话，说香港的经济基础良好，金融管理是严格而高效的，市民们尽可以相信股市前景将“放晴”。有意思的是，尽菅中国政府一直声称不干预香港事务，但刚刚过去不久的回归庆典对于港人来说记忆犹新，中国一千三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能不说是港人重要的心理寄望所在。众多股民注意到港商大佬们突—团访京被江泽民等领导人接见，股价回升也就被疑为中国政府注资托市的结果。“社会主义救香港”的流言不胫而走，连香港的政治风向都由此产生了微妙变化。事隔不久，一直不认同中国政府的民主党出人意料地愿意参选全国\大代表，据说就与香港股市风潮以来的民意压力有关。
台湾：当局一开始也是优先保汇，采取同香港大致相同的战略，宣称要用八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拒风暴于大门之外，仅十月三日这一天就向汇市敞开供应美元十五亿，比不久前台海危机时为保护台币而动用的储备（每天八亿美元）还要高出一大截。人们有些奇怪的是，战事刚刚展开，五十亿美元的金弹刚刚打出，当局突然于十月十七日弃守台币，宣布注资股市的“四大措施”，算是给股市大举输血，走上一条与香港完全不同的弃“汇”保“股”路线。这一变化的内情至今是谜。有人说，“央行”总裁许远东老先生是在十月十七日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才突然作此转向的。谁来的电话？许老爷守口如瓶。为什么要急转弯？也没法说个清楚。媒体一般的猜测有两说：一是情报机关探得了大炒家声“汇”击“股”的底牌，“央行”将计就计临时应变；二是最高层着眼于“市县长”选举前夕七百万股市散户的选票实力，李登辉九月间号召大家买股票的面子也要顾全，所以股市必须死托，托股就是保住国民党的票源。《联合报》等媒体愤怒指责这种以政治干预金融，正导致“自乱阵脚”和“政治信任危机”。
韩国：八月以前还是亚洲不多的安全区之一，而且没有炒家侵扰的迹象。但外敌未至，内乱自生，九月二十二日起亚集团向法院申请解决四个系列企业的问题，成为今年以来韩宝、三美、大农、真露等一系列大企业倒闭之后又一次经济坍塌。大众的心理防线终于瓦解，对美元的抢购之风越刮越猛。到十一月十七日，韩元对美元的比价巳跌破一千元心理极限。为了阻止韩元继续下滑，政府宣布监视美元的购买；为了挽救股市，政府宣布降低交易税和扩大外国人投资的限度但这一切强心针还是未能重振市场。大华银行的专家们十分悲观地估计，韩元在圣诞节前可能要跌穿一千二百元大关，贬值百分之四十。股市指数则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已创出历史最低点，第二天、又继绫下行而去，简直是暗夜无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一咬牙，以交出部分经济自主权为代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急求五百亿（低限为二百亿）美元的经援。当地经济评论家惊呼:起亚倒闭了，现在这种求援无异于胃布整个国家经济的倒闭，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清盘善后。很多海外韩国留学生闻讯抱头痛哭，其中很多人甚至立即退学回国，以为国家省下外汇。
日本：早在泰铢发生危机之初，很多西方金融专家把日本和中国看成是亚洲金融防线的最后两大堡垒——只要两个堡垒中有一个失守，受害的将不光是亚洲，整个欧美的经济都有池鱼之殃。不管世界银行也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日本都是最大的出资国。一旦自己家进水，哪还管得上邻居家的漏雨？而且受制于美国与东亚的进出口现状，东亚的进口每萎缩百分之十，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要下降百分之零点二，故澳大利亚眼明手快，已将一九九七年的增长预测调低了零点二五个百分点——这还不算旅游等等方面的损失。全球经济互相依存，真是太平洋这边感冒，太平洋那边也会发烧。
日本这个堡垒偏偏还是被攻破。应该说，日本家底雄厚，但多年来同样是“泡沫综合症”患者，七年来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由于商界与政界的权利关系错综复杂，改革举步艰难，金融秩序混乱，隐瞒的贷款呆账越积越多。有人说，亚洲各地的房地产泡沫后面，都有日资的兴风作浪，一旦日资在金融大溃退中被套住，老窝里不乱套才怪哩。今年七月，东京检察院发现山一证券公司向黑社会非法提供资金，搜查了该公司总部，导致经营首脑十一人辞职，总经理被捕。说这个案子怎么惊人都不会过，因为调查刚开始，该公司接待室负责人樽古一郎就在回家途中被暗杀，公司顾问冈村勋的妻子也在家里被暗杀，可见检察院碰上了强大而凶残的对手。两声枪响之下的鲜血飞溅让公司信誉扫地。十一月二十一日夜东京都中央区山一证券公司总部的大楼彻夜通明，野泽总经理在董事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宣布这家百年老字号的公司倒闭，全场一片抽泣之声。总债务四百八十亿美元将请求政府出面处置（事实上政府首次融资只拿出了六十四亿美元）。山一是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加上此前不久倒闭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此后不久倒闭的三洋证券、德阳城市银行等等，日本金融界惊人的黑账大规模浮出水面。
十一月二十五日，山一倒闭的消息不出所料地带来汇股两市价位急挫，日元对美元比价跌到一百二十八比一，是五年多来的最低价，股市则单日下挫八百五十四点。美屆、欧洲、拉美的股市也跟风下行，引发全球性恐慌。
日本的崩市再次证明了，不臂如何有钱的政府对汇率的影响能力都十分有限。据专家统计，今天工业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统统加起来，也仅仅是全球外汇市场一天交易额的一半，因此拿几十亿或几百亿去向全世界的游资抗争，不过是舞一根长矛向大海宣战。日本驻香港、台湾、韩国、中国上海等地的一些金融办事处奉命关闭。这一事件使刚刚陆续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准备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各方首脑猝不及防，《东京新闻》报导：各方官员来往穿梭忙得通宵达旦，一个个都面色严峻。美国专家口气严厉，提出一个又一个方案，敦促日本不要犯韩国和泰国的“通病”，处置不良资产和结构性改革必须刻不容缓，不可有任何犹豫，否则，整个亚洲市场乃至全世界的市场混乱将不堪设想。
在温哥华召开的这次峰会看来最是时候，又最不是时候。大多数亚洲首脑一脑门子官司，有点心神不宁，全无一年前聚会时那种春风得意和鋳躇满志。尽管东道主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别出心裁的节目，但整个会议的气氛明显有些抑郁和黯淡。刚上台的泰国总理川立派基本上不怎么说话，常常在某个角落形单影只。印尼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黑着一张脸，总是避开记者。连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国会刚刚否决了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分摊法案，锁住了钱袋子，两手空空的他似乎也讲不起话，有点尴尬，没有太多的事好做。台湾愿意出资四十亿美元参加救援，但遭美国和中国政治意味明显的拒绝，也不是个滋味。作为这个组织根本目标的“经济自由化”已放到了次要位置，会议差一点就成了“亚洲金融专题会”。更多的首脑和官员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家主席，意思很明显：日本的防线既已撕开，中国还能不能固若金汤？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共产党苏联的全面解体，金融危机都是直接诱因。那么这一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幸免于难？
让人不解的是，江泽民在第一次讲话中对逼近国门的这一场金融风暴不置一词，好像压根儿没有这么回事。
专家初步反思各各相异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仑·格林斯潘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在公开场所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使华尔街乃至全世界金融市场地震。他已经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十分悲观，认为料理十三亿人的吃，拉撒睡需要重量级天才，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成为第二前苏联，至少也七八年才能脱离危险。他没有料到兰年宏观调控中，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而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四降到了百分之二，“软着陆”居然成功，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据说他访问北京之后曾私下里开玩笑，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授给中国政府。
一九九七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授给中:国政府/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表彰他们的期权定价理论带来了金融市场的理论革命。十月间宣布的这次授奖与、亚洲金融风暴当然是巧合，但两件事情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角度，把金融市场风险以及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的问题突显在人们面前。
从物质生产和交换到金融证券的广泛运用，也许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步柚象化；从金融证券交易到它们的预测性期权交易，大概可算是抽象之上的抽象。两位大奖得主对这种抽象的抽象给出科学计算公式，给人们习以为常的静态价值建立一种动态模型，使价值这个东西在至今如同瞎赌的期权交易中变得有规可循，甚至税局以后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征税，老百姓也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向保险公旬投保一虚拟经济将风险大减。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接受德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广他们这一独创性的工作可以预防汇率变化的风险。这项研究成果的运用将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发展，我们现在刚刚处在这一发展的开端。”
到目前为止，了解这个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人还太少，用这个公式给风云方变^金融市场建立系统测算，也还刚刚起步。如果这个公式早诞生一年或两年，人们是否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更好的预警和防范？
专家们对这一次危机幵出了各各不同的初诊药方：
关于固定汇率：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尔在美国九月八日《新闻周刊》上撰文，认为“严格固定的汇率能够消除引起通胀的融资活动，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对许多不能指望政府在财政和货币上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贝尔这种主张固定汇率的观点大概可称为“固”派。与之大唱反调的则是“浮”派，其中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政策顾问艾肯格林，《亚洲华尔街日报》十月二十一日引述了他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把它的货币与另一国货币随意挂钩的做法是时代错误。现在，各国必须在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要么和其他国家统一货币，要么让货币自由浮动。汇率自由浮动使率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进行调整。”
在“固”派与“浮”派之间骑墙的要算在十月七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旧金’山LOG资产管理公司总经济师格林伍德。他在文章中说广不论是实行固定汇率还是实行浮动汇率都能够成功，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旦做出选择，就要始终如一地奉行这种政策。”在格林伍德眼里，香港大概就是这样硬着头皮走下，去的一条好汉。
关于国家监管作用：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月七日德国《时代》周刊上强调：“应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监管作用。传统的看法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几乎是自动地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他把中国看成了因开放程度有限从而免遭这次危机伤害的正面例证之一。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撰文，埋怨自己的国家在开放资本市场方面走得木快。
与这些“管”派观点相对立，捷克总理克劳斯就以“动**必然”论和“干预愚蠢”论的坚定开放形象，成为西方大多数银行行长心目中的英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也在非正式会暗中，忠告台湾当局首脑萧万长，要“放开管制的手法，不要轻易干预”。香港《亚洲新闻》周刊十月三十一日刊登经济学家罗奇的访谈录，他认为东南亚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是要“放宽对经济的管制”。他还说长痛不如短痛，“在这一方面，选择严厉揹施的国家将会首先走出危机，而选择温和措施的国家从长远来说将遭受更多痛苦”。显然，罗奇的这一“放”派主张代表了更多自由派人士的立场，代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政策。
关于全球一体化：全球一体化和自由化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界的主流认识。发展中国家想从一体化中得到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则想从一体化中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双方各有所图。而关税壁垒的拆除，在理论上当然能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市场空间，使大家普遍受益皆大欢喜。但此次亚洲危机给有些人的强烈印象是:强者的自由和弱者的自由并不完全等值，缺乏金融经验和有效金融机制的国家如果贸然进入一体化俱乐部，很可能受到强大投机资本的伤害。小学生和大学生能在一个场子里用同一种标准打球么？中国《改革内参》九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国外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不在同一个量级上，也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尚未完成'，再加上“国际资本可熊从一恒快速大规模抽逃”，因此“国外直接投资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同一篇文章还指出」“就单个市场而言，国际化程度越高，所受到的影响越大；就全球市场而言，一体化程度越高，发生全球动**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十月间在印尼召开的‘次研讨会上，大部分金融专家也认为，一体化的方向没有错，但考虑到利益均衡原则，眼下有必要对一体化进程“压歩”和“减速”。
关于虚拟经济：美国经济学家杜拉克这样对虚拟货币作出定义：
“它不符合金钱的任何传统定义，它是虚拟而非实值的金钱。它一天的交易量可能就相当于全球一整年贸易和生产投资的数额。”“由于虚拟金钱不具备经济功能，容易受到谣言和意外事件的影响，而表现出易变性和恐慌。”美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高柏瑞也曾经说过广市场的天性就是如此，尤其是金融市场。价格上涨，人都想借机发财，大家投入股市。股价随着期望飙升，直到势必难免的崩盘为止。这与经济本身毫无关系。股市投机活动有它自己的生命。”
两位学者也许并不意在对虚拟经济作道德否定，也不意味着他们对今年大获殊荣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没有兴趣，但他们无疑带有更多传统经济学的色彩，对来去无踪的虚拟经济有点忧心忡忡。台湾评论家王杏庆（笔名南方朔）在十一月九日香港的《亚洲周刊》上则运用-虚拟经济概念对亚洲发出警告具有虚拟和准虚拟的国际金钱在全球纵横，流动快速，可以制造华丽的磋择泡沫，但当它快速撤离，泡沫破裂，却又难免满目疮痍，亚洲汇市股市经过此次风暴，虽然不会像墨西哥那样二下完全抵消六年的全国努力，但各国仍应有所自省，重建更良好的基本面以及加强彼此的合作，或许才能重建‘亚洲奇迹’的另一个春天。”在这里，与默顿和斯科尔斯对期权交易（虚拟经济的重要部分）的理论不同，南方朔把“虚拟经济”几乎当成了“经济泡沫”的同义语，难掩自己溢于言表的厌恶。
他这种态度当然无望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同。笔者不久前在香港遇到华裔美籍经济学家杨小凯，杨小凯就乐观地认为：从货物交易到金融产品多样化及其期权交易，从实物经济到符号经济，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完整过程，我们不能说，要一个人但只要他的上半身吧。他还说:虚拟经济有带来动**和风险的一面，也有预测风险和降低风险的功能——如果我们运用得不错的话。亚洲国家应对经济采取现实的态度，应进一步开发金融市场，切不可实行鸵鸟政策和温室政策。
及时的前车之鉴
索罗斯至今没把中国当做目标，甚至对狙击港元也没有信心。据他手下人透露，、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广不要去打港元的主意。”
但并不是所有的国际金融人士都没有考虑过中国发生动**的可能。近年来，很多炒家都悄悄地来中国踏勘。十月间，设在香港的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公司派了小组領中国内地四处转游。每到一个城市，他们不会忘记租车环城跑上一圈，这当然不光是为了看看风景，或者寻觅美食。职业的经验告诉他们，只要看一看这个城市卖不出去的空楼有多少，在楼布资产中占多大比例，就可以大致推算出银行里有多少呆账，推算出整个金融系统存在多大风险。这是一种最为简单却大体可靠的办法。
从广西北海到上海浦东，从深圳到杭州，他们看到了曾在泰国、印尼等地都看到过的景象：几十幢几十幢的楼房闲置，没有卖出去也没有租出去。即使是北京、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空房率也—点不比曼谷低。
几年来，几乎世界任何一个港口里只要有船，只要有船在运钢材，你去问他们运往哪里，他们可能都会说：中国。这真是让人震惊。中国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一片工地，中国的发展热浪逼人。但那些钢材中的很大一部分，现在不幸躺在这里晒太阳了，在这里睡大觉了——不，它们没有睡觉。对于资本的流通和运作来说，它们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共进午餐之后，高级经理彼得丘舒斯先生对接待他的两位中国官员谈到这颗炸弹。使他震惊的是，官员耸耸肩腠，对收不回的贷款、资产价格上涨和工业能力过剩显得满不在乎。丘舒斯后来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惊呼他们完全采取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的态度！”
中国会不会陷入这场亚洲金融危机的旋涡？十月过去了，十一月过了，十二月也将要过去了……中国仍然平安无事。《纽约时报》记者预言中由中国主演的“第三震波”并未出现。中国至今守住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承受着生产成本大增和出口订单大减的代价，还向泰国、印尼大笔借出美金，为整个亚洲金融的托底止跌打了一场阻击战。国内外专家们普:遍认为：（一）中国在一九九四年使货币主动贬值近三分之一，不存在币值严重高估的隐患，而且出口一直强劲，国际收支盈余；（二）中国的外资结构中直接投资占三分之二，外债中百分之八十是长期偾务（央行行长戴相龙透露），不存在短期游资狂撤的风险；（三)人民币是非自电兑换货币，可御投机炒家于国门之外；（四）再加上，中国经济持续景气，政治制度足以保证宏观调控力度，士闻导控可以及时遏制社会心理恐慌，农民工有田可种有乡可回的路余地，可减少企业停工带来的社会动**……这些因素都足以使中国在这次亚洲震**中“风景这边独好”。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西方媒体预言中国即将溃乱的言词已渐次息声，对整个亚洲的形势估计也开始口气转缓。
当然，丘舒斯先生的观感并非虚构。就在他高调告诫中国的时候，中国国务院智库部门专家的对策性研究报告一份份已提交国家高层。从十月开始，讨论中国经济风险的文章在各地报刊也明显增多。笔者曾在成都碰到一个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連这个初中生也在说广企业欠锒行的钱，银行欠全国人民的钱，这一条鬼才看不到！”
他预测股市不妙，认为服装生意不会好做了，因此明年准备去西北打油井。
如果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这位个体户老兄能有这种警觉？
亚洲邻国人民用泪水和鲜血买来的这一次教训，是不是一次良机天赐，让中国人来了一次必要补课？让中国人近距离感受到市场和资本可能出现的凶险？
在我同这位个体户闲聊旳时候，凡个水果小贩前来推销，人民币眼下似乎还值钱，让人捏得放心，几块钱就可以买上一大堆水果。货架上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好在播送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消息。这是中共“十五大”以后的第一个全国性重要会议，毫无疑问，既要化解境内的金融险情，又要掖抗境外的金融震波，靠改革来“攘外安内”的双重使命，必然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
主席台上政治局常委们的面孔在屏幕上—一推移过去。茶馆里的，人都目着屏幕，一声不吭。
舍世界很多人现在也可能一声不吭。
1997年12月
（本文为应杂志约请而写的综述，署名“范闻彰”。最初发表于1998年《天涯》杂志，裨多家报刊转载，收入一些经济类综合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