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為此會提到中國的專製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到斯大林主義的影響，並上溯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舍這樣麻煩和耐心，幹脆把“文革”歸因於“權力鬥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廣文革”為何結束？
既然反思了“產生”，就不能回避“結束”。既然產生是有原因的，那麽結東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動退出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這就是當今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看來在這一邏輯之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於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戰時期的日本軍國政府結束於外國軍隊的占領。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和平。標誌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隻是依托一場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成了實權轉移，過渡可謂平穩。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行動成本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機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麽？如果說“權力鬥爭”和“全民發瘋”，那麽權爭瘋狂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如果說“專製主義”或“斯大林主義”，那麽這些東西為何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麽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都有賴於社會大勢的緣聚則生和水到渠成。個人作用在曆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對於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來說，其相對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線在曆史進程中也誠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有時甚至離不開一項生產技術的悄悄革新。比如說，如果沒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係統布局建設，沒有以紅旗渠為代表的全國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沒有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良種研發和推廣，縱有後來意義重大的聯產承包責任製，恐怕也難有足夠的農產品剩餘，那麽肉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後來城鎮人的劇增和市場經濟的驟興，恐怕都難以想像——這一類大事不容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