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曆史出:現了昏暗，人們就把責任歸結於這段曆史的直接主導者，歸結於他們的個人品質德性，似乎隻要他們的心腸好一點，人民就可以免除一場浩劫災難。但我以為原因不完全是如此。
從“四五”運動到“三中全會”，我們民族正在恢複生機。一場大手術之後，人民漸漸停止了痛楚的呻吟，恢複了平靜。人們想查一査環境，查一查病史，看那個毒瘤是怎麽長出來的。我們當然首先會把目光投向年長的一輩，投向那些曾經教誨過和領導過我們的人。
我當過知識青年。我知道的一個國營農場有個負責人，是部隊轉業幹部/對手槍和綁腿有深厚的感情。他身先士卒，幹勁衝天，在太辦農業過程中流下辛勤的汗水，對親人和下屬也要求得十分嚴格。但他好幾次晚上提著槍，用“廣習”的辦法來考驗下屬的“階級立場'他看不慣青年男女的談情說愛，有次為了追捕一個“違禁”幽會的小夥子，竟一氣跑了幾裏路遠……:結果很多幹部和青年都怕他。
在我還訪問過的另一些農場裏，也有一些老資格的革命戰士。他們立誌務農，比起那些貪戀沙發與臥車的人，他們是有朝氣，有事業心的。但他們中的相當多數曾不懂經濟，不善管理，結果地上草比苗高。有一個農場發放寒衣，得靠領導的“老紅軍”麵子四處募捐求援另有一個老場長，有錢大家用，有煙大家抽，對供給製和“大鍋飯”一往情深。但正是這種平均主義，使職工們的積極性日趨低落……
這些人的故事就像代數中的“同類項”，鮮明地顯示了共同點。他們像一個個音符飛出來，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旋律；像一個個散點，逐漸連成了一道清晰的軌跡——於是，我就有了筆下的“張種田”。
我本來可以把張種田的優點都挑出來，把他寫成一個叱吒風雲的英雄戰士，寫他身經百戰艱難創業，與人民群眾血肉情深，在反動幫派勢力的**威之下威武不屈等等。當然，為了讓他更生動，也可以寫一寫他性格上的小缺點，寫一寫他對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曲折的認識過程……這樣寫當然是可以的，我也這樣處理過一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