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律背反，這個詞由康德首創，一般用來表示兩個同具真理性的命題彼此對立。，正題與反題針鋒相對'，但似乎鄯有顛撲不破之魔力於是:引起人們的興趣和煩惱，引起永不休止的爭執和探。
其實背反就是矛盾，矛盾並不可怕。有矛盾才有推動認識發展的動力，有矛盾才證朋人們的認識還大有可為。
文學創作中是否也有“二律背反”？
作者須有較高的理論素養——這個命題當然很對。中國早有古訓：“文以載道。”文學:總是用來表達一定的思想，怎麽少得了一定的理論支持？中外文學史上有許多大家，其創作曾明顯得益於他們精深的理論素養。茅盾若不是從馬克思主義中學來了階級分析法，不大可能寫出《子夜。魯迅若不是接觸了達爾文和尼采的理論，也不一定寫得出《響喊》和《野萆》。理論是啟發智慧磨礪思想的利器，是進入正確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必經之途，也是一個作家寫出黃鍾大呂之作的重要依托。
且慢，作者無須有較高的理論素養——這個命題難道就錯了嗎？中國也早有古訓“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嚴羽語)文學主要是用形象思維，任何正確‘的概念都無法代替或囊括形象本身的豐富內涵。相反，作者的理論框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縛形象，造成概念化和圖解~=這是多年來很多作者的教訓。在作者政治大方向正確的前提下，不要提出文學家都成為理論家的苛求吧，給作者的藝術直覺留下地盤吧。曹雪芹並沒有剖析封建集權社會的高深理論，不也寫出了理論家所寫不出的《紅樓夢》？薩特是作家中的理論富翁，但他的小說是不是倒少去了很多活氣和靈氣？
作者須照顧多數讀者的口味——這個命題的真理性顯而易見。我們社會主義的文學是人民的文學，當然應該為多數人喜聞樂見。傳說古代白居易的詩能傳誦於婦童之口，遍題於寺觀驛站之壁。還傳說柳永的詞也頗能深人群眾，“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當代更不用說了，天安門革命詩歌不脛而走，蔣子龍的喬光樸幾乎家喻戶曉，這豈是鑽進“象牙塔”的結果？這個傳統難道不應努力繼承？我對此深以為然，，所以對大多數讀者可能不太關心的主題，對他們可能不太習慣的手法，常常抱著謹慎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