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們的經驗，常有差別。各人各說，其實並不奇怪。因為文學天地極其豐富廣闊，作者有思想、氣質、素養、興趣等方麵的差別，作品有體裁、題材、風格、手法等方麵的差別。不同的作者進行不同的實踐，當然會有側重點不同的體會。而我們麵對前人的經驗，當然不應把它們視為一成不變的規律，機械搬用，句句照辦。應講究靈活變通，講究革新發展，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有感於此，我才有了《文學創作中的“二律背反”》一文。文章是‘編輯部約寫的。他們的原意是要我談談自己的創作。我的作品又差又少，不好談，於是冒昧地談及其他。文章中有不少創作談式的語言較高的”“較多的”“讀者的口味”等等。這些概念未經精確定義，在缺乏語義默契的朋友之間，容易導致誤會。
比方，我說到理論素養對於創作的重要性之後，又指出另一種現象：“作者的理論框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縛，造成概念化和圖解——這是多年來很多作者的教訓。”錢念孫在《上海文學》今年第二期發表的文章中引述上文時，把後一句漏掉了，然後努力證明理論修養與概念化圖解沒有必然聯係。這沒有錯。但誰說過有這種“必然聯係”呢？“常常”不是“必定”，“很多作者”不是“所有作去”。
又比方，我談到作者可多讀理論之後，又指出不必苛求一切“文學家都成為理論家”，都具有“較高的理論素養”一這並非不要基本而必要的理論基礎。針對此，錢念孫努力證明創作不能離開“一定的思想理論指導”，這也大致不錯。但是誰說過作者可以根本脫離一定的思想理論呢？我也沒有。
我借用“二律背反”這個詞，用背反的形式把問題提出來，尖銳鮮明地揭示其中的矛盾，以方便討論。這與康德所說的“二律背反”不大相幹。我還說過：籠統說二律“兩可”，這種說法“太靈活，太玄奧”，“無益於青年％又說，背反就是矛盾，而矛盾的經驗可以“統一起來”，“像人的兩條腿，把人導出玄學迷宮”。不難看出，我不讚成把矛盾雙方絕對地割裂並孤立起來，而承認矛盾也不等於把對立絕對化。很多人都曾經用背反的形式來提出問題。恩格斯說，人的思維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正題），同時又是有限的（反題）毛澤東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真老虎（正題），又是紙老虎（反題)。這些特定意義下的說法，正體現了辯證的窨智。錢念孫對這種表述手法也許不太習慣，他說承認正題，必然就要否定反題；而承認反題，則必然要否定正題。這個道理，就和我們不能同時說一張紙是白的，又說它不是白的一樣。”其實，辯證法正是認為白中有不白，不白中有白。這種討論中辯證認識的抽象表述，和實際生活中常規判斷，是兩回事。錢念孫的原則隻是小學生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