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文言文受到挑戰的時候，白話文似乎不僅僅是一種交際工具，不太像“天下之公器”。其本身已彰顯特定的人文價值，已經自動履行著民主、科學、大眾化、現代性等表達功能，與舊體製相對抗。在這個時候，形式就是內容，載體已成本體。白話文是反專製的語言，是反道統的語言，是人民大眾通向現代化的團隊口令和精神路標。切阻礙政治和經濟變革的腐朽勢力，似乎都隻能在文言文的斷簡殘帛中苟活。
從這一段史實出發，人們很容易懷疑語言的工具性、物質性、全民性以及價值中立性。人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至少也可以說，在語言的深處，有某些特定社會價值觀念在暗中驅動和引導。貌似公共場所的語言，其實是一家家專營店，更像是性能特異的地脈和土質、，適合特定的價值理念紮根——文言文的土壤裏就長不出現代性的苗。
時間稍稍往後推移幾十年，事情出現了另一些變化。當文言文巳悄然出局，白話文廣為普及一統天下的時候，它的價值特征便開始模糊。它還是“民主”和“科學”的語言嗎？“文革”恐怖的社論和大字報主是用白話文書寫的，倒是陳寅恪一類舊文人的文言文還多一些人格獨立和學術真知。白話文述是“大眾化”的語言嗎？某些新潮作家用白話文寫的論文或小說，比同樣內容的文言文還晦澀費解百倍，相形之下，倒是莊子、司馬遷、蘇東坡、歸有光等人的墨跡更平易近人的風格。顯而易見，此時的白話文還是白話文，但它已經擴展為公共場所，吐納八方，良莠雜陳，其價值的專適性和定向性已不複存在。一次語言革命，終於在勝利中自我消解廣義的語言還包括對語言的實踐運用，即言語活動，這既是語言的具體實現，也是語言的演變動力。魯迅與姚文元說著同樣的白話文，但在寫作內容和寫作方式這一層麵，又不能說他們說著同樣的話。他們同於語言而異於言語。同樣的道理，朦朧詩與“樣板戲”的衝突，口語體與翻譯體的衝突，八十年代以來諸多小說探索與既有文學模式的衝突，都構成了言語的多向運動，構成了白話文內部的緊張，也製約了白話文未來的為體走向。特別是八十年代初的朦朧詩熱潮，常常使人聯想到白話文出現時的革命氣氛。當時人們最驚訝的不是這些詩的內"容:英雄，知青，愛情，白樺樹，紅瑪瑙等等，在其他詩體裏同樣出任過角_色。但謂之“朦朧”的言語形式本身，已傳達了足夠信息，已定位了感覺解放和個人主體的人文姿態。無論朦跋詩的反對者還擁護者，當時大多沒有把言語方式僅僅當做一種技術問題和形式問題，都敏感到“怎麽說”本身就隱含著“說什麽”:破壞語法常規，無異於挑戰傳統政治權威；而廢棄標點和韻腳，簡直就是對清教主義倫理和極權主義哲學的反叛。在這種情況下，朦朧詩作為“樣板戲”“新華體”“黨八股”的異端，促成人們思維和感覺的重構，一度成為危險的意識形態而遭到政治撲殺，當然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