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文學作品來說，最重要的不在於它是否新，而在於它是否好。因為求新之作大多數並不好，正如襲舊之作大多數也是糟粕。但這樣一個觀點不容易被當代的人們所接受。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裏，中國的作家和讀者們大多習慣於1種對“新”的崇拜:從世紀初的“新”文藝，“新”生活，“新”潮流，到九十年代的“新”感覺，“新”寫實，“新”體驗，這些文學口號及其文學活動總是以“新”來標榜自身的價值，來確認自己進步和開放的文明姿態。在很多時候，新不新，已經成了好不好的另一種表述。很多作家一直在嘔心瀝血地跟蹤或創造最“新”的文字。於是一位中國批評家黃子平曾經說過:創新這條狗，追趕得作家們喘不過氣來。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傳統”總是被確定為“現代”的對立之物，是必須蔑視和摒棄的。我在一九八五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文學的根》，因涉及傳統便曾引起各方麵的批評。在朝的左派批評家們認為：文學的“根”應該在本世紀的革命聖地“延安”而不應該在兩千年前的“楚國”或者“秦國”，因此“尋根”是尋封建主義的文化，違背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在野的右派批評家們則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已經完全腐朽，中國的文學隻有靠“全盤西化”才可能獲得救贖，因此“尋根”之說完全是一種對抗現代化的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可以看出，這兩種批評雖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擁有共同的文化激進主義邏輯，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兩個血緣相連的兒子。這兩個兒子都痛惡傳統，都急切地要遺忘和遠離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區別隻在於：一個以策劃社會主義的延安為“新”世界，而另一個以資本主義的紐約或巴黎為更“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