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個學者不寫理論專著，倒去寫一些接近文學的感性文字，是不可能被學術體製接受的。他既不可能拿到職稱也肯定爭不到研究經費，隻能被視作不務正業或窮途末路的自棄。同樣，一個作家不寫正宗的“純”文學，倒去寫一些接近理論的智性文字，也不大可能被文藝體製接受。他會被同行疑惑，被文藝愛好者拒絕，在很多時候被視為越俎代庖的狂妄，或是江郎才盡的敷衍。
現代體製所要求的文化生產，是一種專業化分工的生產，而且在一種流行的誤解之下，專業化一開始就定製了相應的生活方式與意識方式。事情似乎是這樣：學者不需要關注感覺，不需要積累和啟用個人經驗，其鬱悶、欣喜、憤怒、感動一類日常情緒反應，雖然真實地發生在每一天，卻不宜在學術過程中被問題化和課題化，隻能被視為治學生涯的危險幹擾，必須全力排除。他隻需要從書本到書本地忙碌下去就夠了，哪怕一本本不知所雲的學舌，也是他從業的心血成果。同時，作家不需要投入思想，不需要拓展社會人文知識視野，雞零狗碎，家長裏短，男盜女娼，道聽途說，似巳構成自足的文學樂園，才藝的高下充其量隻體現於通曉或奇詭的手法選擇。這種情況下的作家，成了一批最有權利厭學、無知、淺見、弱智以及胡言亂語的人，專業經營小感覺和小趣味。至於追問筆下故事是否承擔著價值意義，是否回應了世道人心中緊迫而重大的難題，隻能讓很多作家打出疲憊的哈欠。
這是一種文體分隔主義，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義。一個人，本來是心腦合一的，是感性與智性兼備的有機生命體，其日常的意識與言說，無不夾敘夾議和情理交錯，具有跨文體和多文體的特征。如果不是神經病，沒有任何人會成天操一嘴理論腔或者操一嘴文藝腔，把他人嚇得目瞪口呆落荒而逃。在工業化時代以前，在人類心智發育的一個漫長曆史階段，這種‘日常的意識與言說直接產生文獻，因此文、史、哲等等多位一體，幾乎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文本。不僅從先秦到盛唐的一流中國先賢大多具有這樣的全能風格，從古希臘哲學到《聖經》與《古蘭經》，西方諸多奠基性的文化經典也不例外。，沒有人會對這種表達感到不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