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表現生活的——中文係的各種教材都這麽說。
肖鵬自寫小說以來，卻逐漸困惑於一個問題，一個很大的問題。這麽說吧，如果有人以為小說裏有生活的全部，小說與生活之間可以畫等號，那恐怕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道理很簡單，小說別名“傳奇”，總是聚焦於新奇之事，於是生活中大量的吃喝拉撒和生老病死，因瑣屑無奇，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小說之外，成為大盲區。這就剪去了80%左右。連任何偉人或美人無聊重複的日常，也都處於此類盲區，更遑論其他。
其次，很多故事早已積累在前，若與後來的故事大同小異，在讀者看來幾近重複，也必被小說家們避開，一如武鬆打虎後，就不會再有仿武鬆打虎；莊周夢蝶後，就不宜再有你我夢狗；如此等等。這又得剪去一大塊。
接下來，另有一部分生活，奇到了單色調、極端化、十分罕見的程度，雖可能真實，卻也令人生疑，如亞裏士多德《詩學》一書中提到的，好人好到了幾乎從不做錯事，壞人壞到了幾乎從不做好事，諸如此類，沒法讓受眾懸心地“緊張”與“驚訝”，不易產生代入感，那也大失吸引效應和審美價值，跌出了小說的興奮區。這又會被剪去不少。
到最後，倫理、宗教、法律、政治、習俗、市場和資本等，布下了各種心理安防禁區，還會讓小說家們主動或被迫地剪去諸多“不合適”“不正確”“不允許”的東西……由此下來，七剪八剪，大樹就可能剪成一個棒槌，甚至一根牙簽。不妨想想，如果一個讀者憑借棒槌（甚至牙簽），去想象、辨識、規劃、營建自己的生活之樹，豈不會在真正的生活那裏碰得鼻青臉腫？
很多人對生活的無知、失望、憤怒，是不是多來自於小說的誤導？
換句話說，一種逼得小說家們沒工夫撒尿的追新獵奇，是否一定合理？特別是從當代的小說來看，誰能保證，小說家們掛一漏萬之後，所取之“一”必定比另外千萬個“一”更重要？更能表現真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