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学习回来后不久，农村实行体制改革，首先摘掉了原光辉大队的牌匾，挂上宝清县中信乡向阳村民委员会的大牌子，开始丈量土地，评估固定资产，准备搞土地承包和分责任田，向阳村迈出了改革第一步。
一股春风悄然在山沟里刮起，万物复苏。
我一直蕴藏着的野心（当时也只得称为野心），在改革开放的政策鼓舞下，决心抓住时机，干点儿什么事。左思右想觉得向阳村缺个杂货店，全村几百口人的生活用品都要到十几公里外的二里界林场去买。
“办个杂货店。”我想。家里又有条件，房子大，自己还有文化，可以进货，主要经营日用杂品。
我把想法告诉张龙，他坚决反对，说：“你一个老娘们儿怎么这么多事，不缺吃不少烧，你一天给我照顾好孩子比啥都强，办什么杂货店，离县城这么远，又不通车，谁帮你来回倒腾货？我可不管。”
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来，我非常生气，本来打算和他商量能得到他的支持，没想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想好了的事决不放弃，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办成这个杂货店。张龙也有一个优点，一天大大咧咧，从不问我攒了多少钱，花钱他也不管，只要不缺他酒喝就行。
找来村里的木匠，做了一个货架子。张龙一看我动真格的，也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但他也不过问。
我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数了数，不到一千元，我又托人把圈里养好的两口肥猪卖了，共凑了一千三百多元钱，拿去县城进货。
“没人管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不过要带上孩子，我可没有时间给你看孩子。”张龙说。
我也没在乎丈夫的态度，第二天一早就领着女儿，背着儿子，把钱缝在贴身衣服里，到二里界林场去等车。当时山里附近十多个新村到县城都要到头岗林场去坐车。每天一班车，早上九点从二里界林场发车，下午两点从宝清县城客运站往回发，途经白山村，就是我父母亲的村子。
客车到白山村刚好十一点，我们娘仨下了车。
“怎么了，把家扔下娘仨儿都下了山？”母亲惊诧。我带着孩子回来，她以为家里吵架了。
“没有，妈。”我告诉她，家里没有什么事，只是我想办个杂货店，张龙不同意，也不帮我带孩子，一赌气，把孩子都带下山。“妈，你帮我看孩子，不用他。”
春凤女儿已经五岁，她一直在姥姥家住着，一见到姥姥、姥爷、姨姨舅舅特别亲，抱着她姥姥的腿向姥姥诉苦。
“凤，”母亲也特别心疼她，说，“这回不跟你妈回山里，在姥姥家上学前班吧。”
“姥姥真好，我上学喽！”女儿高兴地满院子跳着喊着，“不回山里啦！”
“小辉，还是算了吧。”父亲也和张龙一个态度，“张龙不同意就别办什么杂货店，也不缺吃少烧，操那份心干啥，把孩子带好比啥都强，你可别自找挨累。”
“你爹说得对……”母亲也劝我，“在家住两天，背着孩子回去吧，别张罗了，要开杂货店，还不让张龙给你吃黄喝黄铺。”
“开，一定开。”我主意已定，说啥也要办这个杂货店。
白山村到县城是一天两趟车，早一班晚一班，比山里方便。我坐早班车进了县城，当时自己啥也不懂，以为有钱就可以买货，谁知到了县里百货批发站，人家跟我要营业执照，和烟酒专卖执照，我顿时傻了眼。
开杂货店，首先有村、乡的介绍信，然后到县里的工商局个体科办理执照，卖烟酒，还要到烟草专卖局和糖酒公司去办执照。
返回村里开介绍信路又太远，这可怎么办呢？我到乡里去找民政助理徐文才，他经常到南山里求我丈夫给他弄柴火、木头。中信乡政府离县城八里路，两个小时后我赶到那儿。
“大嫂，这还不简单，你等着，我给你开两封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徐文才热心地说。他开了一张乡政府的介绍信，并写了个便条交给我：“你去县工商局去找于局长，他是我的同学，会帮忙的。”
“谢谢徐助理。”我感谢徐文才，匆匆返回县城，好不容易找到了工商局，已经下班，没办法，只好坐在工商局门口等下午上班再办。
于局长看完徐文才的信，亲自到个体科去为我办了营业执照，然后安排人带我到烟草专卖局和糖酒公司，办完烟酒专卖手续。
“缺烧柴吱一声，山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你们的。”我说。
“好。”于局长笑笑。
手续办完，百货批发站下了班进不了货，只好住在县城。这时才想起来一天没吃饭，眼花腿软，一点儿也走不动，就近找了家小饭馆。
找旅馆住下，再到街上看看有没有自己认识的车，明天好捎脚进货。
走来走去，觉得还是住大车店便宜，那还可以存车，也许能碰上南山里的车呢。对，去住大车店。
大车店在县城北面，靠着客运站，是县城唯一的一家车马店，既能存车又能住宿，宿费还便宜。我开了一个最便宜的大铺，宿费才一元五角，没带什么东西，只是手里的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刚办好的手续、执照，钱在贴身衣服里缝着，一直没拿出来。住下后，不担心没地方睡觉了，我就到大车店门口，看来往住店的车辆。
一直在门口坐到夜晚降临，也没见有南山里的车进来。我想：“这回可凉快啦，白忙活一天，还是进不了货，雇车又太贵，真是不容易。”
这时，一辆胶轮拖车开进来，是邻村四棵树的，司机我们非常熟。
“大嫂，你在这儿干啥？”司机打招呼。
“郑长杰！”这下可来了救星，我说，“真是谢天谢地，你怎么来啦？”
“咋啦？”他被我说得有些糊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睁着一对大眼睛看着我问：“大嫂，怎么了，有什么事，你快说。”
从头到尾我把这一天的经过告诉他，正盼着遇到一个南山里的车来帮我捎货回去，没想到就遇到了你。
“郑长杰，你没吃饭吧？”我拉上他，“走大嫂给你拿钱，到饭店喝酒去。”
“大嫂，你放心，我明天一定帮你把货拉回去。”郑长杰拍着胸说，“我刚喝完酒，在乡农机站长家喝的，今天给他送柴火。”
我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不容易才等到八点钟，看到郑长杰起床，跑过去叫他一块吃早饭。
我们先到日杂公司又到百货批发站，最后去烟草公司，整整跑了一上午，直到把我口袋里的钱花的几乎一分都没剩，才离开了宝清，开始往回走。
车到了我妈家，已是中午。
我拿了几瓶鱼、肉罐头，母亲炒了两个菜，给郑长杰烫了二两酒。
父母亲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多病的父亲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气管炎、肺气肿、心脏也不好，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二妹也出了嫁，三妹和大弟弟相继退了学，在家种地，家里拴了一挂牛车，妈妈一个人苦苦支撑这个家，小弟弟和小妹在读书。虽然累一点，但生活比过去提高了好多，口粮不但吃不了，而且吃的都是大米白面。
刚刚过上好日子没有几天，一九八二年春节前，父亲突然病重住进了县城医院，等我知道信儿赶到县医院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不省人事了。
“爹呀，小辉来啦！你睁开眼睛看女儿一眼呀！”不管我怎么呼喊，大声地叫着爹，父亲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这天夜里十二点钟，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也没有再看我们这群孩子一眼。临终连一件新衣服都没能穿上，他才只有五十三岁啊！父亲病逝对我的打击很大，当时如果有钱，到大城市找家医疗水平高的医院为他治病，他是不会死的。
我发誓多挣钱，离开农村，到大城市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