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论最为自豪的贡献要算是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想到过。公社是用来将中国的劳动群众组成巨大的工作组，也是莫斯科和毛泽东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这完全是不现实的乌托邦。”俄罗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说。毛泽东反驳道：“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佳组织形式。”但是历经3年的努力后，很显然，毛泽东的公社仍然在探索中。
第一个公社是1958年4月在湖南省将1万户家庭组成27个小农场的合并中形成的。坚定硬性的年轻干部把男人和女人们分成“生产队”。公社成员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上交给国家，他们在食堂吃饭，把孩子送到公社幼儿园，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能够加入到没完没了的早集合之后向田野中开进的蚂蚁队般的劳动队伍。
急于表现的干部们，制定了高得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让劳动者在田地里从早上5点一直待到晚上9点，在种植的季节，时间更长。到1958年底，在著名的“大跃进”中，74万个合作组中的5.5亿农民被合并进26500个公社。
党的高级官员们注意到不断增长的不满，于是把工作时间削减至每天12小时。他们也把一部分征用的土地，连同一张小小的印有“这块私有地将永久地属于你的家庭，生长在它上面的作物也由你全权处置”的红色卡片，一起归还原来的所有者。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公社转移到小的、村庄规模大小的“生产队”上来，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食堂、幼儿园和私有土地。1959年8月，当村庄规模的“生产队”在理论上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后，他们更进一步允许公社成员拥有如房子、衣服、自行车、被子和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农民们甚至还可以决定是将他们的小孩送到寄宿学校还是公社的幼儿园去。
1961年2月，中国的农业部部长给出了一个新的规定，最值得注意的如下：
“鼓励公社成员从事农副业生产和饲养家畜家禽。”
“要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和提高劳动产量，公社成员就必须得到适当的休息。”
共产主义者的奠基石，“按需分配”让位给了北京的一句新名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乡村与政府的机关干部可以“给生产队提出建议，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制定生产目标，机械地安排种植面积和硬性地采用技术手段。”《中国青年报》承认：“现在正在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所有制……生产队所有制才是基础的所有制。”而且，干部们还被力劝扔掉书本，去从在中国被遗忘了很久了“有才智的老农”身上寻求指导。
这些声明只是对国内适用的。对莫斯科和对西方一样，北京坚持说公社正在繁荣壮大。一本160页厚的书《照片中的公社》宣传说，公社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