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看见“西安狄山监狱”六个黑色大字时，我以为是在两年前。两年前，我头上的伤没有好利索，恍恍惚惚被押到这儿，那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李秉儒指着“狱”字说，“你看，狼、言、犬，把言押在中间，古人多会造字啊！”这次我突然感到即将在我眼前消失的风景是那样美丽！来自秦岭山区的风仿佛长着一双隐形的翅膀，掠过弹性十足的麦穗梢头，拂动起涟漪般的浅绿与深绿相间的波浪。麦田边那几棵年轻的白杨，翻动着一面是翠绿一面是灰白的手掌，发出哗哗的清脆掌声。关中大平原这随处可见的普通景色，此刻让我热泪盈眶。
黑色的大铁门嘎嘎叫着关上了。里面的世界是一片被高墙铁丝网围起来的牢房，牢房是灰色的，一长条一长条排列着，如一条条僵死的灰色大蟒蛇，牢房上那一孔孔黑色铁栅栏小窗如蟒蛇身上雕刻的花纹。也像蛇一样，每一排牢房只有一个门，在最东面，修着门楼，灰色铁门的上面一左一右安着两只巨大的圆形玻璃灯，玻璃灯在门楼的阴影里反射着阴沉的光，这样，就更像条蟒蛇了。卡车停在了第一条蟒蛇前。
方脸解放军放松了绳子头跳下车，放下挡板，喊道：“下来，按顺序一个一个往下跳！”罪犯们的手在背后捆着，跳的时候不容易掌握平衡，方脸解放军站在旁边会及时扶一把，这让我想起在军校练跳车时，刘孟廉站在下边守护着同学们的情景。
等人下完了，方脸解放军拉着绳子向蛇头走，乱糟糟的队伍很快变成了一条直线。这些罪犯穿的是绿的绿、灰的灰，从哪方面看都像秋后的蚂蚱，用绳子穿起来就成了蚂蚱串。
蟒蛇张开了大口，三个分别拿着钥匙串、纸夹子和抹布的解放军出现在里面，方脸解放军跟着这三个解放军，牵着蚂蚱串走进了蛇腹。
牢房里面与两年前有些改变，靠走廊的墙全换成了铁栅栏，栅栏上挂着一个白木牌，上面用黑毛笔写着犯人编号，有的编号前用红粉笔打了叉。铁栅栏顶上原来钉在横梁上的监号牌没有变，还是黑底白字的铁牌子。每走到有画着红叉的编号的监室前，队伍就要停下来，拿抹布的解放军读出头上的监号和带红叉的编号，然后用抹布把红叉擦掉，然后从蚂蚱串子上摘下一个蚂蚱，然后读出其胸前白布上的姓名。拿钥匙的解放军在拿抹布的解放军读打红叉的编号的时候，开始从一大串钥匙上找出能打开其监室的钥匙，然后打开，然后抓住摘下来的蚂蚱，重复一遍拿抹布的解放军读出的编号和名字，然后将蚂蚱推进去，锁上门。拿夹子的解放军负责记录拿抹布和拿钥匙的解放军读出的编号和名字，并不时抬头或扭头核实一下自己夹子上记下的东西。
我在蚂蚱串子的最后，我看到了昏暗的铁栅栏里晃动着的一张张模糊的脸，那些脸看上去苍白而稀薄，跟鬼魅一样。
“二十一监，八十八号，庄平。”“八十八号，庄平，进去！”我往前一扑，跌在了硬邦邦的地上。解放军的脚步声很快在走廊消失了。我没有立即起来，我还处于迷糊状态，我觉得这一切像我近日来常做的梦，我不知道现在是在梦境里还是在现实中。
迷糊中，有人叫我，有人推我，我睁开了眼睛。面前显现出三张面孔，三张面孔都在一个平面上，脸是漆黑的，而背后是光亮的，这让我感觉自己像躺在井底或者坟墓里。“庄平，起来坐铺上吧。”那个长脸说，是四川口音，听声音已经年过半百了。“是不是受了伤？没事吧？”那个方脸说，是陕西口音，听声音比长脸年轻一些。“你为啥不起来哩？是觉得委屈？想不通？”那个圆脸说，是陕西口音，跟教官刘孟廉的口音一样，听声音相当年轻。
“没什么，我是饿的，缓一缓就好了，你们不要管我，我有些晕乎，想静一静。”我说。
长脸挥了一下手，三张漆黑的脸退了。
过了一会儿，我坐了起来，说：“我叫庄铭，是军人。”
三个人好像都有些惊讶。
圆脸咧嘴一笑，露出白光闪闪的牙齿，“你不是庄平？哦，无所谓，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 圆脸头靠着墙，伸长腿坐在地铺上，离我最近。圆脸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赵灯。我是一个连长，昨天共军攻城，我带人阻击，败了，被活捉了。我真是后悔，当时还不如给自己一枪。”
我说：“你的级别不够枪毙，能活下来。”
赵灯又咧嘴一笑，“在你来之前的一个小时，就是你的前八十八号，就是个连长，拉出去毙了。”
我的眼睛适应了监室里昏暗的光线，看到圆脸赵灯穿着一身连长级的军装。
“我叫虞历文，是国民政府官员，我把太太和孩子送回了老家城固县城，自己在这里坚守被抓了。”长脸穿着一身灰色制服，坐在铺位的边沿，安详地说。城固县的口音跟四川有些像，虞历文还是陕西人。
方脸站着，有些烦躁地说，“还是不要报姓名了吧？我现在就想让人忘掉我，人死如灯灭，灭就灭了，哪有不灭的灯？还是叫号，我，八十七号，金戈铁马二十年，临了要跪着被人从背后顶着脑袋打死，哈哈。” 八十七号穿一身团级军装，高大威武。他说完，倒在地铺上自己跟自己怄起气来。
监室里陷入了沉默。借着灰暗的光线，我看到这监室里的墙、地、地铺都是灰白色的。正面墙中央写着一行又黑又粗的字：“交代罪行，低头认罪，重新做人。”字下面放着一张长条木桌，上面有一沓纸，一支钢笔。桌子的右上方有一小铁栅栏窗，侧脸向上望出去，能看见监狱大门上方的哨楼。一个哨兵挺着青春的胸脯，端着崭新的长枪，头顶上飘扬着鲜艳的红旗，如一幅色彩明亮的儿童水彩画。
小窗下面的角落里有一个地铺空着，应该是前八十八号的床铺。铺上有一个坑，被子也是刚掀起来的样子，我起身走过去，蹲下，拍了拍铺，那个坑就消失了。铺是两寸厚的麦秆帘子，上面铺了一条单子。我伸手摸了摸被窝，感觉被窝里还留有那位连长的体温。我又把摸了被窝的手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有一股只有二十多岁小伙子才有的那种生机勃勃的体味。这些习惯性的举动是我当军统特务时落下的毛病，根据被窝里的温度判断此人逃走的时间，根据体味判断此人年龄。久而久之，我看见被窝就会下意识地去摸。现在我跪在地上，把被子拉展，抚平，心里充满对那个连长的悼念。
“我们想办法逃吧？”赵灯坐在了我面前。赵连长一定吃了不少苦头，脸上有几处青紫，一只眼肿得只留下一条缝，另一只眼大睁着，流露出一种绝望的、可怜巴巴的神情。我告诉他，监狱固若金汤，从来没有一个人能逃出去的。
赵灯有些阴阳怪气地嘿嘿笑了两声，回到了自己的地铺上。
我躺在了地铺上。站在卡车上游了大半天街，我确实累了。我想闭上眼睛眯一会儿，但眼睛怎么也闭不上，墙上那一行字的每一个点、横、竖、撇、捺，都如一把把小刀向我飞过来，要戳烂我的肉，割破我的血管，让我找到那肉里、那血里的罪行。可是，我有什么罪行？罪行在哪里呢？这是我今天站在卡车上就思索的问题，我脑袋又开始嗡嗡响，像有蜜蜂钻进去了一样。
蛇腹里由远而近传来踢踏的脚步声，一串蚂蚱停在了监室门口，我侧身看到，这串蚂蚱全是绿的，他们好像还没有从战场上回过神，一脸好战的情绪和火药味。读号、读姓名、开锁的声音响起来。我伸长耳朵听着，我想听到熟悉的名字，又怕听到熟悉的名字，走廊里回声太大，有些我听不清楚。声音响得很远了还在响，这蛇腹仿佛无限深远，多少人都能纳入。
天将黑的时候，蛇腹深处传来一个女人绝望的哭声。八十七号抱怨说，“女人真是的，到了这地步，哭有用？”虞历文叹息了一声，“本是男人的战争，却把女人卷了进来。”赵灯说，“不管男人女人都是活该，什么信仰？狗屁！”
虞历文怒斥道：“你说什么？”
赵灯轻蔑地冷笑道，“老人家，什么时候了还死抱住信仰不放？人家抱着信仰到台湾了，吃香的喝辣的，我们抱着信仰成了阶下囚！”
虞历文说，“这也不能说有信仰不对。在信仰的道路上，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会奔向光明的未来，有些人会死在黑暗中。”
赵灯说，“给你灌输信仰的人呢？他们怎么不为信仰而战？”
八十七号不耐烦吼道，“死到临头了，都住嘴。”
女人的哭声还在继续，我沉默着，我想着母亲、妻子和女儿，觉得那哭声就是她们的。
蛇腹里终于宁静下来，哨兵的脚步也走远了，这时听到有人压着嗓音叫庄平，这里面果真有熟人？
“庄平，是我。”
对门的铁栅栏外有一只大手向我摇摆，我定了定神，看到那只手的主人是一个穿军装的人，谁呢？我走近，借着昏暗的灯光，认出那个人是李秉儒。两年多没见，他的头发全白了，双颊下陷，颧骨更显高起来。他居然跟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叫我，他难道忘记了是他在两年前把我送到了这个监狱里的？
“庄平，我是刚进来的，你没有听到喊我的名字吗？”
“没有听见。”
“你是不愿意搭理我吧？庄平，我知道你不是庄平，你叫庄铭，但是你现在无法摆脱庄平这个身份了。”
无论如何我们是同生死共患难过的，李秉儒在给中条山送武器的黄河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我永远难忘，在这里看见李秉儒，我心里还是很为他难过的。我问：“你怎么没去台湾？”李秉儒凛然地说，“我出身于大唐威武的乾州县一大户人家，李隆基是我的祖爷爷，我为啥要追着浙江佬去那个鸟岛讨饭吃？”
“你在去中条山送武器的列车上一出场，我就怀疑你不是庄平，你的唇边连胡子根都没黑起来，怎么可能是屡建战功的庄平？我通过关系专门做了调查，你果然是个冒牌货，只是我理解韩春的苦衷，拥护韩春做的事情，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李秉儒用神秘又是拉家常的语气说。
“这事都过去十年了，不提也罢。”我说。
“可是，如果庄平还活着，你就有活着的希望。”
“你知道庄平还活着？”
“不知道。如果他投了共军就有可能活着，你不是帮了共军的忙吗？问他们呀！哈，哈，哈！”
哨兵过来喝断了李秉儒的笑声。我们各自回到了自己铺上。
赵灯凑过来说，“庄平，不，庄铭，你是装不认识我还是真不认识我？”
我没好气地说，“你的脸成了那样，谁都会不认识你的。”
赵灯夸张地拍了一下脑瓜，“我给你提个醒，你曾经为了送共党在渭河桥上打伤了两匹马的后蹄子。神枪手啊！” 赵灯说完嘿嘿笑了笑，回到了自己铺上。
庄平，又是庄平。就在这样的监狱里，庄平的名字也盈满于耳。有时候，我感到自己的肉体与庄平看不见的肉体早已被一条沉重的铁链拴在了一起，是我命运中注定了的冤家和亲人，有时恨，有时怜，有时爱；我有时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人，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肉体，我们一同战斗，一同死去；有时候又有一种骨肉分离的痛苦，此刻，我又听到我内心曾经的悲号，庄平，你在哪里？
后来，我的这种内心悲号被一个人打断了，这个人脚步声轻捷但有些慌乱，不是很熟悉，但也不陌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让我起身，把着铁栅栏向脚步声的方向望去。昏黄的灯光中，这个人向蛇腹深处走去，晚了一步，看到的只是一个土黄色的背影，大概是空间狭小的影响，那背影看上去有些扁，像受到了一只隐形大手的按压，军衣下摆像簸箕一样颠簸，步履也有些踉跄。
我一直站在铁栅栏边等着，可这个人一直到开饭也没有过来。饭是一碗玉米面糊糊和一个野菜团子。对于三天来没有吃过饭菜的我来说，是一顿美食。我端着碗回到铺位上，三两下将美食吞到肚子里，然后舒展在铺上，闭上了眼睛。干硬的肠胃受到了美食的温润，舒服得让我睡眼蒙眬起来。我忘掉了那个让我心悸的背影，进入梦乡。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迷糊中，我以为自己是在军校里，十八九岁风华正茂，与同学们一起迈着雄壮的步伐，唱着雄壮的歌，阳光灿烂，蓝天白云，为即将奔赴战场而激动万分。后来，我清醒了，这歌声是从蛇腹深处传来的，凭感觉现在已是深夜，这深夜突然响起的歌声让我心跳，我猛地坐了起来。那三个人也坐了起来，我看到对面的人也坐了起来。哨兵拉着枪栓向歌声跑过去，边跑边喊，“不要唱了，再唱就开枪了。”然而，歌声依旧。歌声消失后，我的思维才彻底从梦中回到了现实，我竖着耳朵听各种声音，我希望能再一次听到那个人唱黄埔军校校歌。
前八十八号身上一定有伤，被子上有一股血腥味，或者是前前八十八号的，没人能说准是谁的了。铁窗外岗哨楼上的探照灯像插进牢房的长刀片，晃来晃去，闭上眼睛，就是军校同学们的面孔，他们怎么样了？是变成了白骨，还是像我这样进了牢房？一种揪心的思念涌上心头，我又流泪了。
镣铐声传来的时候应该是将近黎明。蛇腹里死一般寂静。铁镣的哗哗声从蛇腹深处传过来，犹如闪亮的银针扎进人们的耳孔里，有人惊惧地坐起来，有人趴到铁栅栏上等待声音走近。我两手抓着铁栅栏，脸挤在栅栏的空当处，我感到黎明的铁镣声一定跟夜半歌声有关。
两个解放军抬着担架走过来时，铁窗外的探照灯正好照过来，我清清楚楚看到躺在担架上的人穿着一身整齐的国军军官服，帽子扣在额头上，遮着半张脸，他的鼻子高挺，下巴棱角俊秀，嘴角在苍白的下颚两边勾出两道坚毅的线条。那半张面孔和肩章都告诉我，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军高级军官。他的脚上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光光的脚脖子上戴着脚镣，镣铐耷拉在空中，发出碰撞的哗哗声。为了防止越狱，重犯进了监狱是要没收鞋袜的，这是一个重犯。看不见他的伤口，但他的鲜血从担架下面像屋顶上漏下来的雨滴，滴到走廊灰白的地面上，又圆又大，有的被解放军的黑色千层底布鞋踩了，有的完好，被灯光照亮，像被谁洒落在这里的新鲜的红梅花瓣。
我紧握着铁栅栏，看着滴滴鲜血一路远去。我怎么都感觉到那远去的尸体跟我有着缕缕割不断的亲情。
早饭过后，有四个解放军排成一路纵队走向蛇腹深处，不一会儿，传来点名开牢门的声音，接着走廊上响起了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一个解放军牵着一条蚂蚱串过来了，蚂蚱串子尾部停在了我们的监室门口，所做的事情与昨天的正相反，叫人出去——穿到串子上——用红粉笔在白木牌上划叉。被叫的是八十七号，八十七号整了整军装，对我们笑了笑，“我先走一步了。”
我拦住八十七号，说，“大哥，有什么话要给家里交代吗？”
八十七号感谢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推开我，走了出去。
蚂蚱串子走出蛇腹后，走廊静了下来，赵灯问我，“你知道八十七号为啥没有说话吗？因为你不会活着出去。”
听赵灯这么一说，“死”这个字才真正立到了我面前，与死神擦肩而过多次没有怕过的我，现在却恐惧得发抖。
赵灯察言观色地说：“我们就这样等死吗？怕有什么用？想办法逃呀！”
这时，一直闭着眼睛打坐的虞历文睁开眼说话了，“年轻人，少安毋躁。好好想想墙上的字，反抗没有用，抵赖也没有用，学会顺从。你还年轻，级别也不高。”虞历文说完，又闭上了眼睛，好像再不想多说一个字了。
我问赵灯，“八十七号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进来的时候他已经进来了，他不肯说。你问这个有什么用？都是个死。你看我们这间里的号，”赵灯将拇指和食指伸开，做出打枪的动态，“叭——我，叭——六，溜溜顺，叭——七，死期到，你是两个，叭叭——，还能活着吗？”
正说着，又新进来了一串蚂蚱，解放军抹掉了八十七号前的红叉，推进来一个新的八十七号，新八十七号戴着一副眼镜，穿着考究的长衫，把耷拉到额前的头发抹在脑后，轻蔑地扫了我们三个一眼，端坐在了八十七号铺位上。
李秉儒是一个天才的侦缉特工，他把自己脑袋落地的日子都能侦缉出来，在临枪毙的前一天晚上，隔着铁栅栏，对我说，“庄铭，我叫你一声你真正的名字，庄铭，什么信仰咱先不说，我们都是男人，我们应该为自己永不背叛的人格而战。庄平是一位杰出的党国军人，你以他的名义而死，不亏。也许，你们在另一个世界会成同胞兄弟，不是很好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安慰我。
“我明天就要走了，我一点不难过，我很自豪，我做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英勇无畏，威武不屈，我无愧于男人这个称号。” 李秉儒的声音有些沙哑，有些因体力不足而显现出的软弱无力，但骨子里是铮铮有声的。我突然对死亡，不再畏惧了。
虞历文是与李秉儒一起“先走一步的”，虞历文用交代罪行的纸和笔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用玉米糊糊了一个信封封好，交给了我，他说，“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家人吧！我以前听说过你的事，无论你是庄平还是庄铭，都应该想办法活着出去，事在人为，我相信你只要想办法，会出去的。”
我张开嘴想说什么，虞历文摆手拦住了。虞历文说，“年轻人，生命是珍贵的，我给你提的建议是争取提审，给自己寻找一个说话的机会。”
虞历文走后，补充进来一个新的八十五，看样子有七十开外了，穿着一身时尚的白色绸褂，下巴上留有一把雪白的胡须，手里拿着一支文明棍，神态惬意，不像是来蹲大狱的，像是来云游的。他用文明棍戳了戳地铺，说：“很不错嘛，比我们在缅甸雨林里的条件好多了。”
赵灯咧嘴一笑，“八十五号要托生个神仙了。我希望新的八十六号是个花木兰，我想托生个女的。”
这天中午的时候，解放军叫赵灯和我出去抬木头。这是我进监狱后第一次走出蛇腹。天空有大团的乌云，风比较强劲，从东北而来，驱赶着乌云向西南方向狂奔。阳光在乌云的上方，场院里不时投下乌云的暗影。赵灯像一条放出笼子的狗，快跑几步撒了一下欢，然后对着天空张开双臂，张开嘴，好像天上即降甘露。
要抬的木头是原木，原木散乱地堆放在监狱大门西侧的墙根下。青绿的小草从原木缝里钻出来，有的还开着鲜艳的小花。搬走上头几根木头后，底下潮湿的木头露了出来，一层腐朽的树皮发出迷人的酒糟气，赵灯的鼻孔张缩着，翻开上面的一层朽木，有更浓的酒糟气放出来，两只马蹄大的癞蛤蟆跳出来，瞪了一会儿阴沉沉的眼睛，跳到了更深的缝隙里。赵灯继续翻，我问：你找什么？赵灯不理我。一大坨肥厚雪白的蘑菇呈现在黑色的朽木中，赵灯像饿极了的人看见了白面馒头一样，用沾满黑乎乎腐朽木屑的手将那雪白的蘑菇抓起来往嘴里塞。我提醒他小心有毒。赵灯说：蘑菇我还不认识？我家房前屋后都堆满了木头，长出的蘑菇吃不完，晒干了拿到集市上卖。村外的林子里也到处是蘑菇。赵灯吃完了蘑菇，一屁股坐在木头上，抽抽搭搭地哭着说，“如果我死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就替我到我家院子里嗅一嗅这气味，吃一朵这样的蘑菇。”我说：“别胡说了，八十五和八十七都拉走了，你没有，说明你有活着的可能。”赵灯苦笑着摇摇头，“你真的想不起来我了？长官，我曾在渭河大桥上站岗，你常骑马路过，你的洋腔让我记住了你的名字。所以那天那个共党拿着你的通行证说陕西话的时候，被我发现了。李秉儒来调查了这件事，我立功升官了。后来听说你被李秉儒抓了，枪毙了。前两天我在端里门碰到你，吓了我一跳。”
我望着赵灯，赵灯脸上的肿消下去了一些，显现出了有些熟悉的面孔。赵灯说：“虞历文的意思我明白，也许你能活，你救过共产党的人，你如果活着出去，去一趟我家，告诉我家里人，我死了，不要让他们再惦记了。我家在华县，县城往南走，到山根下过了河，走二里路，赵家村，大村，一问就知道。”我说：“我教官刘孟廉就是华县的，你认识不？”赵灯说：“刘孟廉是我们县的名人，还有胡琏，听说过，不认识。”我说，“听说刘教官当军长了，在四川，你如果还想当军人，出去找他，我给你写封信。”赵灯嘿嘿笑了，“我不当兵了，我想回家娶个老婆生孩子过日子，做个普通人。”
车那边传来了解放军的喊声，催促我们赶紧抬木头。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反复回忆着赵灯的话，赵灯的话里已经露出了在此一搏的苗头，可是我只当成了赵灯触景生情。这件事也是解放军大意了，为了装木头方便，大卡车停在监狱大门中间，监狱大门大开着，车两边完全能跑出去人。我们两人将木头抬到车下，赵灯说：“换换，你上去，老让你在下边干重活，我不好意思。”我没多想，我们合力将木头担在车厢上，我就跳上了车，两手掐着木头往上拉，赵灯在下面往上推。后来我感觉不到赵灯的推力了，听到头顶上的哨兵大喊起来，“回来，开枪了！”
我立刻感到不妙，回头向大门外望。站在卡车上视野辽阔，乌云翻滚的天空犹如灰色的大海倒扣在无边无际的金绿色麦田上空，强劲的东北风吹动着麦田，麦田如浪潮一样翻滚着。赵灯扑进麦田，如热爱大海的浪子扑进了大海。
哨楼上的警报器尖利地鸣叫起来，哨兵继续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
赵灯迎着麦浪狂奔，赵灯在灰色的大海和金绿色的大海的夹缝里狂奔，渺小得如一只鸟。
“叭——”一声刺耳的枪声，那个像儿童画里的人儿一样的哨兵，竟是一个神枪手，赵灯身体翩翩了一下，一只手高举起来，摇摆着，像是跟我挥手再见，又像是溺水的人做最后的挣扎。
“叭——”又是一声枪响。
赵灯俯身向下，脸触到了正成熟的麦穗上。然后滚滚的金绿色麦浪把他的身体掩埋了。
“傻瓜啊，傻瓜，怎么能跑进这样的麦田里？这样高的麦子会扯拉你的腿，让你跑不起来也让你无法藏身！”我细弱地悲鸣着。
赵灯求生太莽撞，但他的那种对活着的渴望**刺激了我，我又想起虞历文的话，我为什么要坐以待毙？
我开始了求生的行动——争取提审。被提审才有与解放军长官对话的机会，而争取提审的机会又谈何容易？呼号、砸门、求饶，得到的唯一回应是拉枪栓，“安静，再不安静就开枪了！”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给毛泽东写信。这天晚上，我把桌子搬到铁栏栅下面，借着外面的微弱灯光，在那些让我们交代罪行的纸上奋笔疾书。是的，给毛泽东写信。因为没有囚犯敢给他写信，我才写，我想置于死地而求后生。
这天晚上对我来说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惊恐了。这一晚上可能是最后一个晚上，而我写信的后果可能会使“最后一个”的可能性增大到极限。我要写庄平，必然牵扯到桂皮二，鬼知道桂皮二的触角和视野会大到哪里？也许结果会让我像庄平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要写清楚庄平又太难了，庄平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影子，如果说我捕风捉影开脱自己我确实没有人证物证，如果说我凭空捏造、陷害革命干部我也有口难辩。反正地狱的门已向我打开，我为何不在此一拼？
当我提笔写信的那一刻，汇集到心中的所有辛酸苦涩却化作了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热爱，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其实，我是对共产主义最最向往的。我是用人的儿子，从小当书童，虽说东家对我很好，可是谁不想自家有土地？谁不想做自己的主人……”泪水涌出眼眶，滴到了纸上。汹涌的感情潮水退去后，我感到在寂静的黑夜的牢里，笔下那细细的如蚕吃桑叶一样的“嚓嚓”声，如枪声一样震耳欲聋。而我同时又感到了一种抒发的快乐。
我一直写到铁窗里挤进了黎明的光辉。我将信折好，像虞历文那样，用昨晚留下的玉米糊糊了一只信封，将信放进去将口封好。看到那个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好奇的哨兵要换岗，我将信交给了那个哨兵，恳请哨兵务必交给他们长官。哨兵若无其事地看了看，淡漠地说：“认罪书弄成这样是怕人看？我们收到的认罪书都成麦草垛了。”这个哨兵目不识丁，连信封上“毛泽东”三个字都不认识。于是，我说：不是认罪书，是情报。哨兵立即拿着信跑了。
当然，我并没有奢望毛泽东能看到这封信，我是期望用这封信得到说话的机会。这封信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除了说明自己不是庄平、为共产党做了哪些好事之外，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唯官级论不唯官级论重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