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汪国鹏因工作忙而无法去现场见证。事后他却对方克冰说：“这场金融改革只要找对方向，便没了回头路；对外开放只要打开国门，就再也关不上；中国资本市场既然已经破冰，从此将融入整个世界，我们肩上也就更多了一些责任和义务。”
相形之下，前来祝贺的人民银行副行长蔡智宏就很低调。他临离开上海前，私下对送行的林亦明说：“年轻人，你得顶住啊！只要半年不出问题，那就是胜利！”
这话弄得林亦明更加惶惶然。开业那天他昏倒了，在圈子内引为笑谈。事后有人问他怎么了？他也道不出个所以然，只能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段时间太累了，有些虚脱无力。别人也不便再追究，反而觉得又是一桩好人好事。他也确实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反正心里挺激动——天降大任于斯人，众望所归，干好干坏就这一锤子买卖！
全国各地对此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总之反响很大，其中最为关切的当数深圳。
沪深两地因为同样的愿望，早在半年前就密切接触过。那是上海一位副市长率队考察深圳股市，也去见了筹备策划小组的康健。当时尹力不在，康健就把一本《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交给这位副市长。两地同仁都倍感欣慰，因为他们走在同一条大路上，而且各有自己的建所方案，真可谓：“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儿！”
是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说上海人比深圳人精明，那么深圳人就比上海人反应更快，尤其是风云变幻的股市，慢一步都不行。从1990年初开始，深圳的股市就大大升温，烧得股民热情澎湃，也烧得官员坐卧不安。比如深发展，半年之内涨了900%！情绪是会传染的，能量是可以共振的，全国股民都涌来深圳了，深圳人民也不想上班了。从这一年三月开始，证券公司门外人山人海、交通阻断，买卖股票不分昼夜……
此时，一封发自深圳、没有署名的群众来信也在暗中流传，据说还有中央领导批示，搞得神乎其神，最终流传到市委高层。信中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跳楼。于是这一年10月，深圳市委决定，党政干部不得再买卖股票。这一决定与三年前动员干部参与股市正好相反，不少党员干部对此都有意见。
深圳市委书记就说：“我们要坚守这一条：搞证券市场，别想从中得什么好处。自己得失不重要，关健要保住这个市场，别因为这个而被关了！”
后来蔡智宏也向中央领导汇报说：“如何监管和规范是个大问题，但股票市场的试点还应该继续搞下去。我们会有办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道路。”
据说中央领导也有明确指示，保留上海和深圳这两个试点，但是暂不扩大。
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康健和尹力搭档搞起来的，两人都是副总经理，总经理空缺。
那天康健与周锐交谈后信心大增，由原来的消积怠工变为积极应战，回去立刻办了几件事：找人找钱找地方，又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还跟联办加强联系，以期获得他们帮助。深圳离香港近，关系也挺密切，开辆车就过去了。香港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且提供了欧美各国与港台地区的法律法规，大部份都有中文译本。筹备组回去后就分工合作，各管一摊，最后由两个副总经理共同撰稿，完成了一份《蓝皮书》。因为大家参考的书目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编写出来的文字也是不伦不类，有土有洋，味道怪怪的！
这本文献出世便遭到一片质疑，还有人行官员发表文章说，《蓝皮书》食洋不化。争论中大家谁也不能说服谁。又都先后在报纸上发表各种观点。人民银行认为，应该立足于人行管理，然后下面三足鼎立，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公司和证券公司。三方互不干涉，互相监督。但康健和尹力却认为，它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初必要的法律法规。
“三足鼎立政策会使深圳证交所没权监管。”康健说，“它只是一个集中交易市，遇到股市暴涨暴跌都只能看着，没有权力去干涉。券商也只是一种店铺交易、柜台交易，他们自己都在炒作股票，或任意操纵股价。而证券登记公司本应是交易所的一部分或者附属公司，人行却要把它独立出来，各搞各的，还说我们食洋不化呢！”
尹力也说：“有不同意见就提出来啊，怎能在报纸上打来打去？太不和谐了……”
康健于是提出了另一方案：严格按照国际惯例来执行，由深圳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深圳证券市场的管理机构。人行的深圳分行又不同意了，说这个行不通，移植借鉴香港法律要结合中国实际。由于各种意见没勾通好，原准备1990年4月深交所的电脑交易系统出台，5月中就试营业，但却没开成。改为8月份，主管部门又说北京不同意；再拖到10月份，还是流产。一位当地的行长去北京汇报，最终这件事被枪毙了……
汪国鹏调任国家银行的副行长，仍然在关心着证券市场。他正巧要去深圳出差，就想看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方克冰让联办去个人陪同，杨柳青派了周锐。
深圳证交所的办公地点还不错，在市中心一栋高高矗立的现代化大楼里，面临大海，旁边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频繁。当地银行派了个车，见缝插针弯弯曲曲地驶过去，只见康健满脸微笑地站在街边等候他们，看那样子很愉快，似乎心旷神怡。
“你太客气了！”周锐先下车，又给他介绍汪国鹏，“这也是联办的发起人。”
“汪行长，我知道你，早就盼着你来！”康健跟汪国鹏握了手，带着他们走向大楼。
走进亮闪闪的大厅，周锐在电梯间门口站住脚，回头望了望，“哎，你这大门有点儿怪，怎么看着跟大厅不正啊？好像有个角度？”
“你眼光挺敏锐。”康健赞道，“这是因为风水的缘故。听说盖这大楼时，专门请风水先生来看过，说面临大海的位置不够正，这大楼也得稍稍斜过来才行。”
汪国鹏微微一笑，“你们特区还信这个？”
“怎能不信呢？”康健的脸色变阴沉了，“这段时间我们挺倒霉，干什么都不批，快要走投无路了……也许信信风水，能帮帮我们，让事情顺利一点。”
“这也是中国化吧？”汪国鹏跟他走进电梯，思索着，“你们真的很不顺？”
“太不顺了！”康健感叹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是北京卡住了？还是本土不积极？有几次我都要求他们拿文件来看，人家说用不着，北京的电话就是文件……”
康健的办公室也在最高一层，新装修的房间还有股味道，家具都已安放好，但墙壁却四白落地，没有任何装饰。康健解释说，刚搬进来，还来不及弄。
“这筹备组啊，我刚来时没钱没房也没车，只有我跟尹力两个人。”康健又忍不住发牢骚，“后来上面给了二十万，却没地方花。搬进这个大楼，才基本齐全了。”
“正好。”汪国鹏笑道，“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礼物？”
他打开自己带来的一个方长形纸盒，里面是一把小巧的青铜宝剑。
康健好奇地拿起来看，只见底座上写着四个字：“镇宅之宝”。
汪国鹏说：“我不知道你也信风水，这剑却是送来给你镇邪用的。”
康健哭笑不得，“我正想着，请人给我写一个大大的‘忍’字，挂在这墙上呢！”
“为什么？”汪国鹏惊讶地问，“看来你真是受了不少窝囊气？”
原来筹备组刚搬进这个大楼，就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来视察，希望他们能尽快拍板开业。操作人员当场进行了模拟运行表演，领导们却都不表态，似乎个个心情复杂。康健再三催促，一位副市长便摸摸电脑下面，严肃地问：这下面怎么这么脏呀？尹力还能忍得住，康健便当场发作，说这简直莫名其妙，你们是来检查业务？还是检查卫生的？尹力劝他别发火，说都是领导。他却甩手就走，说管他们是谁呢，我不干了，行吗？
“后来你真的拂袖而去？”周锐同情地问。
“那倒没有，我是想给他们脸色看。”康健给他俩倒了杯茶，又拉着汪国鹏坐下，“反正我当时豁出去了，心想你们再不表态，大不了我就不干了！”
汪国鹏含意深长地说：“看来你还真得忍，不忍不行啊！为了股市，忍辱负重。”
“是啊！”康健又拿起那把镇邪剑，仔细观看着，“你说我这血气方钢的汉子，为了工作，不得不在自己心头悬上一把钢刀，那是个什么滋味？”
汪国鹏站起来，接过那把剑，又郑重其事地交给他。“我送你这把剑，是因为它代表你的性格。我喜欢你这种性格——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歪的邪的！”
康健大为感动，“好，你说得对，我也别发牢骚了，为此奋斗，其乐无穷嘛！”
他们坐下来细细交谈，汪国鹏便把上海筹备的情况告诉康健，还说：“你们得加快步伐，要不上海就走在前面了。联办为此争论过，说不知道沪深两地谁先开市？”
“那肯定是深圳了！”康健又激动地站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争第一！”
汪国鹏便鼓励了他一番，说坚持就是胜利，一定要把这个证券交易所搞成功。
他们离开后，康健就让人把那柄剑挂在墙上。黑亮的剑，火红的穗，为那雪白的墙头增添了色彩，也为这间办公室带来虎虎生气，他那一直被压抑的情绪，也从火红的光焰中得到了释放。世上知音最难求，在这进退维艰的处境中，康健能得到一个同行领导和一个桥友的支持，真是感慨万千，欣慰不已。后来他果真又请人写了一个“忍”字挂在另一面墙头，于是这间办公室就出现了极难统一的格调：一面是忍字当头，一面是嫉恶如仇；一面是忍辱负重，一面是锋芒毕露……足见深圳股票市场的立法和体制建设之艰难。
11月中，周锐得知上海证交所即将开业，又打电话给康健说：“老康啊，你还想争第一？人家上海交易所好像已经批准了，你们还得再努一把力啊！”
这个消息当真刺激了康健，他越想越严重，立刻去找市委书记汇报，说全国现在也就几只股票，如果再不开业，可能就永远开不成了！
深圳市委市政府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主要领导都来听取交易所筹备组的汇报。
康健说：“上海证交所已经获得批准，我们深圳也早就准备成熟，可以开业了。”
“是吗？那么你们的批文呢？”人行深圳分行的一位领导冷冷地问。
康健和尹力面面相觑，张口结舌，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又一位市府领导话里有话地问：“上海股市还算有序，而我们深圳呢，股市混乱，官商勾结，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康健忙说：“经过交易所集中交易，市场就能规范起来，而且克服这些弊病。自动搓合、自动过户也使大量的人为搞鬼没了机会，不是很好吗？”
“我们深圳股市混乱，就是因为证券交易所没能尽早开业。”尹力也柔中含刚地说，“如果交易所再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也会要你们负责嘛！”
大家讨论了很久，把各种利害都摆得明明白白，一些反对的声音才有所消减。
最后还是市委书记一锤定音：“今天我们就是来拍板的！”
“好啊！”尹力大喜，“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还是准备得充分一点好。”市委书记说，“这样吧，12月1日开业，不用再商量了，今天就这么定了，以后也不要再开会研究了。”
如此这般，深交所终于自己挣出来了。当然，开业前面还要加一个“试”字。
正式的名字跟上海一样，也变了好多次。几个月前康健专门去北京汇报这事儿，人行的一位领导就说，证券交易所这名字太敏感，不如暂时叫“深圳证券市场”为好。
康健不乐意了，“这跟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
“你不懂。”领导说，“先叫这个名字，以后再改嘛！”
其实康健知道，审批工作需要智慧，不同的字眼就有不同的含义。于是深圳交易所的名字便改来改去，每变一次，信纸信封都要换。而在康健心里，还要准备更多代名词呢！
开业这天，康健感觉怪怪的，似乎有些异样。因为试营业，没搞任何典礼仪式，场面更是远不及上海，但也该来些人祝贺吧？然而开业时间到了，偌大的营业厅却空****，只有几个证券公司的代表出席，而且个个无精打采，就跟没睡醒似的，兴奋不起来。后面的事儿更奇怪：按常规，钟声响过后，会是一阵激烈的争抢价格，以争得客户。但这深圳股市试开业的第一天，却是一无反常态，钟声响过好长时间，交易所仍是冷冷清清，居然没有一个委托电话打入。
突然，国际基金部的一位经理跑来了，作为券商之一的经理亲自登门，这也很不寻常。按理，在交易所营业时，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外，任何券商不得进入交易大厅。但来人却顾不得许多，立刻把尹力和康健拉到一个角落里，小声说：“告诉你们，老三家昨晚密谋串通好了，今天准备给你们来个空市，想让你们一笔也成交不了，开市就是个零。不过你们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交易，绝不能让你们第一天开业就空市！”
尹力和康健大吃一惊，老三家都是深圳最早的证券公司，这什么意思？他俩商量了一下，立刻兵分两路，康健派人到这三大证券公司去暗查，看有没有报单？如果有而不报，该当何罪？尹力则用车去把人行领导请来，让主管部门在这儿押阵。不多时，人行的两位处长被接来，表示要严查此事。康健也已查明，那三家证券公司都有报单，他们却隐瞒不报。这一天，只有国际基金部在交易所做了5笔生意，那几家券商的密谋也已成为事实……
事过之后，康健到人行去讨公道，那两位处长却面露难色。其中一个说：“若处理他们，还得跟主管行长商量……算了吧，下不为例。”
康健气得不行，回来后又跟尹力直嚷嚷：“不想干了！我是真不想干了！”
“你比我小几岁，我还指着你后继有人呢！”尹力只好安抚他。
这个冷清的开业日后来鲜被提及，那几个券商的真实意图也无人知晓。
而康健却在自己的日记里恨恨地写下这么几条：其一，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开启。其二，出席这个开业仪式的最高领导是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其三，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00股，以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操作。
就这样，康健紧锣密鼓地总算抢到个第一，居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之前就率先试营业。但周锐知道后却摇摇头，说这不能算，也太不正式了吧？
相形之下，半个月后才开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正规得多。在浓重的政府支持下，又有林亦明这样的海归率队，他们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高效运作，好比一张白纸，画出了最美的图画。开业当天，有30种证券上市，而且略施小计，让上海的三大券商都露了脸……
至此，上海和深圳这两个证券交易所虽然都是一波三折，却终于建立起来了！
这几个月，田希云也没闲着，他脑子里也在始终转个不停。
1990年的局势是任何人都没想到的。不管怎么说，沪深两彪人马起起伏伏总算闯出来了，两个证券交易所也都晃晃悠悠地立起来了，可是北京却一无所获。
有一次他跟杨柳青聊起这事儿，便打趣地说：“没想到我们最早发动革命，却被人家抢了先！但我们身处首都这个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也要干出点儿名堂才行啊！”
杨柳青生性好强，看见上海和深圳居然走到前面，也是心有不甘。“对嘛，咱们也得有所行动啊！否则你只好去城东修自行车，我也只好去秀水街卖衣服了！”
“什么话？”有一次林亦明回来听见，颇不乐意，“我跟希云从国外回来，从没想过真要去卖包子和修自行车。一门心思奔的，就是要在北京建交易所！”
田希云也是感慨万千。为了在北京成立交易所，他跟林亦明这拨精英干的事儿还少吗？他们出书、办讲座、调研证券市场、帮沪深同行出谋划策，还搞了几个国际研讨会……奔着这条金光大道走了很久，却得不到批准。再这样下去，联办的存在都很悬！
幸亏联办的能人多，总干事龙正良是人行的一个司长，他少年得志，豪情满怀，虽然性格有些散淡，不修边幅，却也有点儿真本领。这一天来联办，就提到“自动报价系统”，也即场外交易，说我们何不建立中国第一个“自动报价系统”？
原来根据国外的情况，证券交易分为两种：一种是场内交易，一种是场外交易，也叫柜台交易。各国对这两种交易都是分开来管理，进交易所的一般是大公司，场外交易是小公司。此外，股票在交易所，债券在柜台。美国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有1300家，上市证券有1000多种。但美国的自动报价系统却在华盛顿，上市的证券种类有3万多种，会员有6700家。其中有不少同时又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从交易量来讲，原来纽约证券交易所比自动报价系统大，但去年后者却超过了前者，而且发展前景看起来也更大……
“太好了！”杨柳青第一个赞成，“这样没有地区和时间的限制，就在我国实际上形成了沪深的场内交易和北京的场外交易，也便于一些边远地区和小公司进行交易。”
“这件事好是好，但我们联办出面不太合适吧？”田希云深思熟虑地对龙正良说，“这事本该由你们人行来办，现在由一家民间组织来搞，这行吗？”
“我想没问题。”龙正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你们决定了，要搞这个自动报价系统，其他的事儿，我去帮你们奔波解决。”
这一天汪国鹏和方克冰来联办视察工作，得知此事，也很兴奋。
方克冰率先表态：“好啊，联办应该干出一点名堂来。我和国强好不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九大公司都又出钱又出力，这水怎么能往低处流呢？”
“这件事意义非凡。”汪国鹏夹着一枝烟，却不抽，深思着说，“我们别总想着联办应该怎么样？而是应该考虑到，中国的证券市场怎样才能更完善？也多想想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这一代就是开拓者，应该有一点担当，负起这个社会责任来。”
众人仔细品味，都觉得这话看似不经意，却蕴藏着一股气魄、力量和**。
汪国鹏又说：“你们大胆搞吧，我支持。对联办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也是一次明确的超越。可能会有些阻碍，但你们都是精英，应该不受约束不被捆绑。”
他的话总是那么简洁又含意深长，而且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一切。
田希云便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我们是民间组织，人行可能不会批？”
“正确的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汪国鹏指了指旁边的杨柳青和周锐，“联办精英如云，但光靠你们单打独斗也不行。最好再找几个重量级单位，联合上报嘛！”
大家都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汪国鹏和方克冰走后，众人又商量了很久，决定把这个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定名为“STAQ”系统。然后起草了一份筹建该系统的建议书，想把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体改委和人行都拉进来，再发一个联合通知……
人民银行得知此事，很快就回复了，而且针针见血：
“报价系统作为服务性金融机构，在没有履行正式的申报手续之前，拟由这份联合通知来提出，让人民银行协助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是不合适的。证券交易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是几家公司出资聘请专业人员进行专题研究的非正式机构，国家主管部门也从没有委托联办筹建报价系统。经人民银行行务会议讨论，决定由人民银行筹建报价系统。如果有在该系统之外再建新系统的需要，联办可以进行研究与设计，但最好纳入人民银行的统一管理轨道……”
田希云立刻召集联办的精英们，对此进行紧急讨论。
“看来这事儿确有阻碍。”杨柳青说，“人行以为我们有分立倾向，所以坚决反对。”
“这是个经济理论问题。”田希云深思着，“人行难道应该统管一切？STAQ系统这样一个具体的市场设施，在行政上纳入人行管理是否合适？”
“还有利益问题。”周锐也说，“以前这些都是财政部统管，后来才改为人行。”
田希云瞟了他一眼，觉得这个年轻人还算有心地也有见识。在计划体制下，人行曾并入财政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七十年代人行才分离出来，变成了行政管理部门。之后四大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分离出来，再滋生出国债和股票，人行的地位又将如何？
“我们重点议一下，现在该怎么办吧？”他把主题又收回来。
杨柳青也是个不信邪的，口气很冲：“怎么办？到处找关系啊！通过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源源不断地往上面打报告啊！首长们大笔一挥，便大功告成！”
于是这份报告就通过各种关系上达，在各路首长之间转来转去。也有的首长画个圈，说没意见，知道了。也有首长说：我不清楚此事，请某某同志再阅，审查批准。回应则是：请某某委或某某司阅，再提意见，是否落实？结果盼告。还有一些首长批得较为详细，说是原则上同意，但需要严格管理，再吸收一些国外的经验……云云。
快到年底了，仍无好消息，联办的几个头儿联合署名，给人行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说我们并不在乎报价系统的归属单位究竟是谁，只求能为国家多干几件实事，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又说当时并不知道人行也在搞这个报价系统，否则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了。但既然形成了这个局面，我们愿意积极探讨这两套系统的合作或合并的各种可能性……
但人行没有回复，四部委的联合通知也无法发出，STAQ系统最终没有纳入人行管理。而人行报价系统却快要成立了，征集会员的通知也发出了……
田希云又跟联办的精英们商量了一番，决定不顾一切地自己挣出来。
同样是1990年年底，STAQ系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通典礼，也有不少部委领导出席。
这个STAQ系统位于北京崇文门，当日已联通北京、上海、广州、海口、武汉、沈阳六城市的17家证券公司。开通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有意买进云创公司50元面值的1989年国库券，很快成交。第一笔异地交易的过程也仅用时8分钟。当日交易总额为385万元。
虽然历经挫折、层层受阻，在1990年12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STAQ系统的建立为标志，中国终于形成了证券市场“两所一网”的辉煌格局。
联办大功告成，田希云和杨柳青都挺高兴，觉得自己又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做了贡献。周锐却有些神情黯然，因为舅父再三打电话催他过去，说最近身体不好，急需有人接班。周锐也很牵挂深圳那边，他跟康健一直联系不断。半年后，深交所正式开业，中央领导和省市领导都到场祝贺，明灯高挂。虽然典礼很隆重，但在业内，多承认深交所是1990年年底就成立的。
康健又为此放言说：“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