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家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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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天,联办举行的“国库券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既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突然风向骤变,有些首长宣称不来了,有些首长似乎不太上心,连带着国库券的卖主——财政部也有临阵退却之意。可把田希云和杨柳青急坏了!这本是联办筹备了许久,打算与财政部携手,联合促成国债市场化发行的盛会。现在会场订了,请柬发了,中外记者也请了,一批人都在候着这大好消息,那可怎么办?

中国政府很多年都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并且引以为自豪。只有1950年到1958年先后发行过六次公债,发行总额为38、4亿人民币,于1968年底全部还清。建国初期,苏联政府也向中国提供过一些经济援助,本息共14、亿卢布,也于1965年初提前还完。

后来这思路改变了,中国人愿借外债,也有人想借钱给中国人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英、法、德向中国提供了一笔99亿美元的资金。1979年和1980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为了发展经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更名为国库券。之后政府组成了强大的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中央各部委都参加,因为这事儿挺难办,觉悟低的人便不肯买。国库券发行几年后,有工人抱怨说,上面自作主张,在工资袋里塞进几十元国库券以代替工资,这算哪门子自愿?农民也抱怨说,国库券到期了,却不方便兑换,闹得大家都不高兴。这也正是国库券的两大问题:一是发行难,二是兑换难。若到期没法儿变现又咋办?于是钱贩子便四处活动,钻空子以低价收购,诱使国民忍痛割爱。

1987年秋,人行行长陈慕华在一份内参上批示:“国库券只有上市流通,才能提高信誉。”1988年春,财政部也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前两年向个人发行的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价格随行就市,但必须在国家指定开设的中介机构进行买卖。随后又开放了几个大城市,到1991年春,全国便都放开了。因为各地人民对国库券的感情不一样,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便有那等精明之辈,把国库券从便宜的地方倒腾到贵的地方,甚至从甲银行倒腾到乙银行,而且由此诞生了杨怀定等平民级的“百万富翁”。

1991年初,财政部国债司的两位司长来到联办,商讨改革国库券的发行方式,拟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原来早在半年前,联办就向财政部上报了这个方案,还主动提出承购包销,但因有关机构协调不力而没有成功。几个月前,杨柳青起草了一份悲壮的通知,大意是说这一步改革终究要迈出,也由此引起了财政部的关注,于是今天又卷土重来。

田希云和杨柳青接见了两位分别姓王和姓李的司长,话题很快谈到发行国债的趣事上。

“你们听说过申银证券倒腾国库券的事儿吗?”王司长问。

“听说过一些,但不详细。”田希云矜持地说,“你再跟我们讲讲呗!”

王司长就兴致浓厚地讲开了。那时上海有三大券商:申银、万国和海通。这些证券公司全是1986年成立的,原本属于人行分管。但不久便脱离了这个权力机关,申银也被挥刀斩给上海工行,相当于送给人家一个金娃娃。1989年底,人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又听到风声,人行所属的这类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1000多万国库券,就打电话给申银说:“我们公司要撤销,这些国库券无法变现,请你们帮忙解决。”

他们报了个价,申银觉得很合算,便说:“好,我们全要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来取呀?”对方仍是心急火燎。

申银忙说:“今天下午就动身。”

但是1000万元现金,对申银来说也不是小数,一时如何筹到?最后还是工行想办法开出了支票,但国库券却是现货交易,这一张支票就换来50箱国库券。申银派人去点数,点得昏天黑地,足足装满了十多条大麻袋。可是怎么运走呢?又让人犯愁了!

本想搭飞机走,但负责保卫的人从哈尔滨银行借来几枝枪,却不准带武器上飞机。租一辆军用飞机吧?又不能一次飞到上海,还要经停几次,增加了许多风险,也不大安全。包几间软卧车厢吧?这麻袋太大,不允许上火车。最后只好同哈尔滨铁路部门商量,把这批国库券放在行李车上,派人拿枪日夜守卫,轮流值班看管,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运回上海……

王司长又说:“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刚回上海,人行就发通知说,各地分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不撤销了,继续经营国库券的买卖,真把人给气晕了!”

“这事儿我听说过。”田希云不动声色,“申银靠这笔国库券赚了一百多万呢!”

杨柳青也说:“这扛麻袋的故事,申银有,万国和海通也有。并不稀奇……”

“是啊,但当时的国库券买卖却不公平,或受资金限制,或受体制约束,而我们财政部则是最大的输家。”李司长说,“发新债还旧债,包袱越背越重。”

“不对吧?”杨柳青心直口快,“这包袱最终还是老百姓来背嘛!”

田希云见两位司长都有些尴尬,就问:“二位今天来,到底有何贵干?”

王司长忙说:“你们知道的,国库券的发行是先有一级市场,也即用行政方式来发行,后有二级市场,也即自由流通的市场。但这二级市场起来后,一级市场就吃紧了!”

李司长也说:“我们今天来,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承购包销的具体做法。”

承购包销的规范做法可以概括为:财政部提出国债发行的量、期限、债息,供有条件参加承销的金融机构进行投标,经过竞价来最后确定发行价格。这样第一能降低财政部的发债成本,第二承购公司也是自愿接受其价格,也就必须承担包销的风险,不能再把这国债退还。简言之,这些包销公司就是国库券的批发商,财政部和他们商定条件后,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财政部可免去卖货之苦退货之忧,券商则靠各自的本事去赚其中的差价……

田希云听了两位司长的话,就笑道:“好啊,这方案还是我们报上去的嘛!”

杨柳青也说:“正因国债发行难,我们也看出商机,才跟你们提出,承包国库劵发行。”

王司长便说:“好吧,那我们就给你们一个总协调的名义,并且给你们发委托书,委托你们组织1991年的国库券承购包销团。而且由你们来负责包销团成员的资格条件的拟定,以及包销团成员的初定,主干事的选定;拟定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程序;草拟财政部与包销团的包销合同。在合同生效后,负责监督包销团成员履行合同;再草拟包销团内部的分销合同;组织和实施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宣传广告工作……”

杨柳青吐了吐舌头,“这么多工作呀?那你们财政部干什么?”

“我们负责审批。”李司长幽幽地说。

“好吧,财政部的先生们,我们干。”田希云不禁笑了。

两位司长走后,他对杨柳青说:“财政部那些官老爷,这事儿也只有靠我们了!”

这时林亦明已经离开,田希云立即请示总干事龙正良,又主持召开内部的工作会议。他对到会的中层干部说:“联办就是联合起来办大事。我们成立以来,在参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过程中,除了搞那个自动报价系统,真正要起主导作用并亲自上前线参战的,就是这次承购包销国库券的工作了。大家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投入啊!”

他知道自己是个思想者,具体工作还得靠杨柳青,于是跟她分工合作,让她去搞调研和考察及可行性研究,自己则调兵遣将,让联办的好汉们全都扑上去。由于缺少人手,杨柳青才尽力挽留周锐,让他负责承销试点的协调工作。三个月过去,共有80多家公司确认参加,意向承购额逐步增加到近30亿元。承销合同和相关法律的制定,就由大律师田希云来总负责。另一些部门则负责完成承销公司资格、发行条件、承销计划、调券拨款、财会结算,以及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和流通等方面的运行操作和技术设计。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正要在人民大会堂发布消息,谁又能想到还会风波骤起、突生变故?

杨柳青在此过程中不仅要构架自己的理论框架,还得发挥她另一个最大特长,那就是不信邪,天不怕地不怕,尤其不怕见官。她得知事情有变,立刻去财政部拉着王、李二位司长,闯进国家体改委主任的办公室,这是联办的上级主管,她说话更是无所顾忌。

“眼看我们几个月的辛苦就要白费了!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主任不高兴地瞪着她,“是你们承购包销国库券的事儿?那跟我们有啥关系?”

“当然有了!”杨柳青顺口说,“联办的工作,你们都有份儿啊!我们已经把这一点,写进了跟你们的合同,不信你去找找看,那份文件还应该在……”

主任叫来秘书,让他去书架上找一找,还真找到了,确实有。这下杨柳青更加有恃无恐了,立刻逼着体改委主任给财政部长打电话。主任拨电话时,杨柳青的心都提到嗓子口了,心想在这节骨眼儿上,部长大人可别不在呀!不料很顺利,电话一打就通。体改委主任把这事儿说了,问部长该咋办?部长说,给他一晚上时间,明天上午答复。

那天晚上春寒料峭,田希云和杨柳青都不想呆在自己家里等候。两人并肩站在办公楼的阳台上,只见一轮圆圆的皓月挂在天空中,银白色的月光把城市街景照得一片通亮,看去十分清晰。已是午夜人静时分,到处寂然无声,他俩却没有一点睡意,只是屏息凝神地望着夜空,似乎在希翼突然有个时光魔法,能让清晨尽快来临……

一阵清风吹来,浮云迅速飘过,遮住了月亮。杨柳青打了个寒战,觉得是不详之兆。

田希云也觉察了,连忙问她:“你觉得,这事儿还能成吗?”

杨柳青硬着头皮说:“肯定能成,这是天意。”

就在她说话间,又一阵寒风吹来,却吹散了那片浮云,月亮重又露出皎洁的笑脸。

第二天,签字仪式果然如期举行,中外记者蜂拥而至,大部份领导也都光临。看着蒙古厅里人流涌动,田希云心潮澎湃,忍不住打趣杨柳青,“哎,这样不好吧?知道这是万里长征,路途艰难,就拉些领导来说话,或者拉些记者来报道,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

“快别废话了!”杨柳青笑着打断他,“知道不?这一招才管用。”

周锐也上前对她说:“杨老师,在今天这个盛会上,你可是风光了!还记得前几天,你到处拉领导来参加这个签字仪式,有多心酸吗?”

“你也别废话。”杨柳青又打断他,“如今长征胜利了,我就是老红军!”

她丢下那两个哈哈大笑的男人,钻到了记者堆里,去接受独家采访。

田希云和周锐远远地看着她,只见她一本正经地对《中国日报》的记者说:“我们联办正在尽力一步步建立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时候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后,真是感到精疲力竭。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对中国都是再重要不过了!”

田希云听了,不禁对周锐伸出大拇指,“这一役呀,杨柳又是头一功。”

周锐也心悦诚服地说:“杨老师就是联办的一员闯将!”

事过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中国财政部宣布,今年四分之一的国库券将通过一个国内认购的企业联合会,而不是下达职工购买的指令时,由国家推销委员会来发行。如果这种认购成功的话,此举将是1989年之后最重要的财政改革。”

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说:“开明的经济学者希望这次承销试验能成功,并以此来取代目前高成本低效益的摊派发行体系。新的体系不仅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消除在旧体系下产生的黑市交易。”

这一年国库券实际发行120个亿,其中走承购包销路线的就有38、7亿,承销团成员公司共有79家。后来杨怀定不做国库券了,甚至连申银也不大做了。他们都不想跟联办竞争——扛麻袋如何跑得赢电话?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的国库券交易差价,都曾高达2至3个百分点,但随着两市一网的开通,在联办自动报价系统上各地的报价日趋接近。签字仪式结束后,价差已缩小到0、2至0、3个百分点。

联办不仅在国库券承购包销的总协调上大显身手,还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也小露了一手。尤其杨柳青,在很多事情不好办时,她都具有“推门就进”的勇气,当时被称为“国债第一人”。她利用自己在首都各界的关系,使出浑身解数,排除万难,要完成承购包销的全部任务,还派自己的员工参与发行,给联办赚来了第一桶金。

这年秋天正是收获季节,承购包销的任务已多数完成。周锐也参与此其中,去各地买卖和运送国库券,为自负盈亏的联办赚取利润。都说忙得四脚朝天,周锐有次发现,他果真四脚朝天。那是从山东淄博到北京的高速公路上,他们乘坐一辆武装押运的大卡车,身下全是装满国库券的大麻袋。同行的还有几个联办的年轻人,都坐在麻袋上,卡车一颠就四脚朝天。

小伙子们都乐坏了,这个说:“我身下坐着三百万!”

“我还坐着四百万呢!”另一个说。

“我更绝,屁股底下是五百万!”又有人说。

这一幕让即将离开的周锐感慨不已。他真舍不得联办,但却必须走了!

这一年冬天刚至,北京就下了第一场大雪。外面是银白色的世界,街上行人罕见,联办却一片欢腾,热火朝天。田希云又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员工大会,杨柳青在会上宣布,他们负责的承购包销任务已全部完成。年轻人把手掌都拍红了,年纪大一点的则热泪盈眶。正值午饭时节,众人都把碗筷敲得山响,似乎想以此来代替欢庆的锣鼓……

田希云双手直摇,按下会议室里的喧哗,又高声说:“我们有很多领导、上级和朋友都发来贺电,总干事龙正良和秘书长方克冰也打电话来祝贺。还有汪国鹏副行长,更是派人给我们送来一副裱好的字,是他自己写的,我给大家看看吧!”

他让两个员工托起这副字,那是草书,笔力遒劲,气韵畅达,洒脱精到,意趣横生。上面写着:“天姿凌铄未须夸,集古终能成自家。闲云居处观沧海,衹应酿蜜不留花。”

众人都在暗暗揣度这首诗的含意,田希云却笑道:“汪行长还带话说,联办这一年干得不错,古人集古可以成功,而我们集古又借今,更容易成功。但我们也别忘了,这是个沧海横流的时代,还须保持海纳百川的境界,才能有更高的追求,也走得更远!”

杨柳青内心的喜悦也是呼之欲出,此刻却又两眼含泪,不禁想起为之苦战的日日夜夜。她欣慰地想,这就是你的生活,但你总算不辱使命,还为联办赚了钱。她自己这辈子不缺钱,不是她拥有太多钱,而是她对钱完全不在乎。她在精神上需求很高,但钱并不能让她称心如意。她突然又想起什么,就在人堆里寻找一个熟悉的身影,却没找到。

田希云上前问:“你在找周锐?他让我告诉你,他今天去深圳了!”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不吭就走了!”杨柳青大吃一惊。

“他怕你太忙,不愿打扰你。”田希云诚心诚意地说,“这是个好小伙子,他答应帮你,干完国库券的承购包销,就去深圳做自己的事儿。现在完成任务,他就走了。”

杨柳青不能说什么,心底却涌起一股强烈的失落。本来已经跟同事们约好,下班后要一起去喝酒庆贺,还要去歌厅飙歌,但是周锐悄然离开,她也就意兴阑珊。

周锐去了深圳,还没见舅父,先去看康健,两人已成为莫逆之交。

康健又请他吃饭,这次换了个地方,是一家位于闹市的西餐厅。北方已进入冬天,这里还挺炎热,高大宽畅的餐厅挤满了人。他们站了一会儿,侍者才在拥挤的餐桌中找到一个空位。两人坐下来,不约而同要了煎牛排,又相视而笑,知道对方都是生猛型的。

“这地方挺热闹,是吧?”周锐先开口说,“这座城市都这样吗?”

“我特地带你来看这儿的。”康健笑着说,“这里原是个小渔村。”

周锐会意地点点头,他听说过大坑村一夜暴富的神话。这个小渔村原在大亚湾,国家修建核电站时,村民们集体搬迁到另一个新村,又用安置费的余款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运作上市。现在不但村民们都富起来,据说股价也是一路攀升呢!

于是他笑问:“除了大坑村,还有其他小渔村,也在经济改革中受利?”

“太多了!”康健感叹道,“发财的故事总是掺杂了演义,并且口口相传、长盛不衰,而这些脱胎换骨的小渔村呢,旧貌换新颜也要朝前奔!”

周锐看看四周,发现整个餐厅都是嘈杂的谈话声,还有酒杯里冰块撞击玻璃的声音。只有在这座繁忙的城市才这样——连吃西餐都喧嚣热闹无法安静。但这些食客并不全是深圳人,应该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吧?他便问康健,股市情况怎么样?

“太不可思议了!”康健不禁黯然失色,“你听我从头说起……”

原来这几年,深圳的股市也好比坐上了过山车,提起来就惊心动魄。

深交所还没成立时,发行了一只股票深发展,上市后交投冷清,有行无市,股价长期在20元上下波动。半年后万科来了,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市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大家都不来劲儿。但在深交所快要成立时,股票突然成了香饽饽!1989年初,深圳金田公司发股票,市民们呼朋唤友通宵排队,100万股不到5天就卖光。同年年底,蛇口安达发100万股,一天全完。1990年3月,深圳原野发1650万股,三天认购就超过一倍,最后只好抽签。

但是股民也讲政治,比如1989年6月,港股就狂跌了500多点。到1990年5月,市场突然盛传国家将整顿深圳股市,新股会暂缓上市,股价便开始狂涨……

“其实没那回事儿。”康健解释说,“只是《人民日报》有个情况汇编,说股市让机关人去楼空。后来国家审计署和人行也有个调查报告,说股票波及到各方人士,老百姓有意见。这说明,北京已经注意到深圳的情况,但也没来砸盘,只是让我们注意。”

他又说,北京是温和的,但深圳不能不积极。在接连的涨停板之后,深圳开全国之先河,首次开征6%的印花税,而且规定股民们在年终时,炒股所得超过银行一年的利息,还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11月底,深圳党政干部响应政府号召,纷纷踏入股市抛股。起初还有股民来抗争,似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很快就没人接了,股市疲软。这一年年底,也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深市开始了长达十个月的下跌。在这期间,总市值抹去了七、八个亿,只剩35个亿,于是一片恐慌,谈虎变色……

“怎么回事儿?”周锐大为震惊,“你们深交所成立了,股市反而狂跌?”

“不能怪我们。”康健苦笑着说,“这也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吧?”

他又说,1991年4月22日,深市成交为零!他跟尹力也恐慌了,日夜焦虑,商议救市。三个月后,他俩仍是一筹莫展。那天晚上他跟尹力彻夜难眠,还在商讨如何救市。不料他突然发作大面积急性心梗,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几十天,才拣回一条命。

周锐大受惊吓,“怎么?你突发急性心梗?那可真是要命啊!”

“是啊!”康健又苦笑道,“我没能救市,反而被人救了一把。”

两人都沉默了一阵,周锐已经有了不详的预感,只是不便说出口。

还是康健坦然说:“现在我已经离开主战场,退居二线了!”

周锐震惊无语。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有年老退休的,有中箭落马的,也有犯罪被拘或心灰意冷不想再干的。但如康健这样正当壮年,就因发病在战斗岗位,而只好淡出江湖的确属少见。再看此人,也是一副落魄模样,似乎溘然绝尘,仍有一肚子话要讲……

周锐心想他不能再喝酒,便体贴地给他倒了一杯茶,“康大哥,这是命,你别难过了!”

“你说得对。”康健悄悄拭去了眼角的一滴英雄泪。“其实这事儿早有预兆。我发病的前几天,正好是深交所第二次开业仪式,庆贺的气球却怎么也升不起来。一个升到半截就上不去,另一个在空中就爆炸了!那可正是我们救市的节骨眼儿啊!”

周锐又不便说什么,他知道这些事,都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他沉吟了半晌,只好说:“我要回深圳来工作了,没想到你却……”

“嗨!这真是命。”康健慨然地挥挥手说,“我这种性格,也在深市干不下去了!”

原来深交所成立后不久,他曾去北京开上市发行审批会,又得罪了领导。头天给他发一堆资料,要审批十几家公司,情况还不熟,只见领导的条子已夹在一些资料里面,暗示这些公司必须过关。第二天开会,康健就毫不客气地说:既然有领导批条子,我们还走什么形式?也就不用审了!在场的专家学者都不说话。以后人家再搞这些审批,就不让他去了。

“你呀,性格真是太刚烈了!你遇到这种事儿不舒服,别人还不舒服你呢!”周锐同情地说,“算了,以后我们啥事儿都不管,有空就打打桥牌吧!”

康健也尽力掩饰自己的失落,“是啊,你来了,我真高兴。”

此后周锐更是把康健看作知己。他去舅父的公司报到,担任董事长助理,发现那个公司的业务并不太多。余下的空闲时间,就都放在牌桌上了。

杨柳青在山东淄博倒腾国库券时,还搞了一个副产品,就是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内基金——山东淄博基金。但这件事情挺复杂,原本要让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的想法,后来却有些串味儿了,因为基金不好管,其利益也不好分配。杨柳青认清这一点,突然觉得心力交瘁,于是有一天便心血**,请了几天假去深圳,说是想休息,也去看看周锐。

她事先给周锐打了电话,下了飞机,提着简单的行李步出机场,便拿眼睛四处找他。当她看到周锐微笑着向她走来,简直喜出望外。周锐仍穿那身灰色西服,神情很潇洒。

“欢迎到深圳来!”他接过行李箱,带着杨柳青走到停车场,打开了一辆路虎的车门。

杨柳青更是难掩惊喜,“你学会开车了?”

“刚拿到驾照,还不太熟练。”周锐把行李放在后备箱里,替她拉开车门,看她坐进去,又尽力摆出轻快的样子,发动了这辆车。“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

“客随主便吧!”杨柳青舒服地靠在座位上,“你来安排。”

当晚周锐就安排她跟舅父见了面。靳天舒头发灰白,仪容庄重,热情地招呼杨柳青,对她客气与周到,杨柳青对他也挺恭敬。他们在杨柳青下榻的酒店里就餐,周锐预先订好了一张桌子,是靠窗的位置,宽敞舒适,侍者满脸笑容,肃立一旁。饭菜虽然价格昂贵,但很可口。杨柳青不得不承认,地道的粤菜确实风味独特。席上三人谈笑风生,心情都很愉快。杨柳青觉得这老头儿不错,对待周锐就像亲生儿子一样,那份浓浓的亲情,让她也为他感到高兴。饭后靳天舒自有司机送回家,杨柳青却说,她想去看看深圳的夜景。

周锐稳健地开着车,去了一个山顶。路上车辆很少,头上的云层遮住了月亮,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杨柳青降下玻璃车窗,发现这里的夜很温暖,风也很柔和。

周锐打开大车灯,驱散了黑暗。当他驾车行驶在盘山道上时,不禁笑起来,“杨老师,你可真放心啊,我刚学会开车,你就把自己的命交到我手里。”

“我相信你啊!”杨柳青也笑道,“我发现你来深圳不久,对这儿的路就挺熟了!”

“这儿就一个山顶能看到深圳夜景。”周锐说,“这也是跟香港学的。”

杨柳青听说过,香港有个山顶瞭望台,能看见全港夜景,她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去看看那儿的美景。两人谈笑间,已到山顶,眼前是一片黑暗,道路两旁的树木更是漆黑一团。周锐小心地把车停好,又谨慎地拉上手刹,这才打开车门走出来,说有什么可看的?

杨柳青也下了车,发现这儿连个瞭望台都没有,眼前只是一片平地。但山下却是满目灯的海洋,犹如明星般璀璨。而天空中的云层之间,也露出了几颗星星……

她不禁笑起来,“王尔德说,同样是在阴沟里,有人却在看星星。”

“你就在仰望星空?”周锐感叹着,“杨老师,你真有文化!”

杨柳青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深深地呼吸着山顶的新鲜空气,微风里夹着一股好闻的海水咸味。周锐也走过来坐在她身边,两人都心境平和,觉得一切挺好。

“你看来心情不错。”周锐开口问,“联办怎么样?还好吧?”

“你就关心这个?”杨柳青不禁笑道,“联办也不错,赚了一大笔,生存没问题了!”

周锐开心地笑起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想关心联办的一切。

于是他轻轻转移了话题,“这里也真好,真是挺浪漫,是叫罗曼蒂克吧?”

“是啊,你看那山下的灯海,这是我到过的最美丽和最让人兴奋的地方!”杨柳青又笑起来,“深圳也不错,你舅父待你也不错,看来你要留在这里,大干一场了?”

周锐淡淡地说:“还不一定,我总觉得他老人家,有啥事儿瞒着我……”

杨柳青看了他一眼,惊讶于他的敏感,在这方面她可是自愧莫如,于是不吭声了。

沉默一阵,周锐又问:“你这次来深圳,还有什么其它安排?”

杨柳青想了想,“要不,就去看看深交所吧!”

“正好,我想安排一个小型的桥牌赛,你先见见康健。”周锐兴奋起来。

他们坐车下山,路上周锐把有关康健的一切都告诉了杨柳青,她也嗟叹不已。

当天晚上,杨柳青在酒店拨通了田希云的电话,又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你这个电话来得正好!”田希云兴奋地说,“我今天上午也接到汪副行长的电话,说深市情况不妙,让我们派人去看看,你这下就代劳了!”

“哦?老汪跟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呢!”杨柳青也挺兴奋,“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告诉深交所的同志们,中国政府仍旧会支持并着力推进国内证券市场的改革,当然,公众也不该对股市抱有太高期望。但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会逐渐接受这个观念,那就是发达的资本市场能够很好地处理经济变化、国内企业改革和财经系统的稳定。”

“真是精辟啊!”杨柳青眼前一亮,“我会把这番话传达给他们。”

第二天的桥牌赛是个小型聚会,康健带着一帮朋友呼啸而来,全都抢着对杨柳青献殷勤。她当然知道人家是冲着康健和周锐的面子,也高兴地奉迎,两下里便皆大欢喜。桥牌赛结束后,康健又张罗着请杨柳青吃饭,似乎招待她是无上的荣光。

杨柳青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老康,你太客气了!”

“应该的。”康健热情地说,“深交所的成立,你们联办也是功不可没嘛!”

杨柳青看了周锐一眼,心想这个年轻人真会做事,你瞧他来深圳才多久啊,就交了这么多朋友。他跟康健的性情截然不同,两人居然能成为朋友,也真是怪事!

康健又问她:“杨老师,在深圳期间你还想吃什么?玩儿什么?”

“广东人可是爱吃蛇肉、猫肉什么的……”周锐也故意吓唬她。

“天哪!”杨柳青果真被吓住,“我什么都不吃,可以吗?”

“他在吓唬你,我是想知道,你在深圳还有什么需求?”康健咧嘴笑起来。

杨柳青发现他绝口不提股市,有些明白了,“其实,我只想去一趟深交所……”

康健叹了口气,“我不能隐瞒你,自从去深交所工作,我就没有碰到过称心如意的事,只有一连串问题……当然了,你还是应该去看看,我陪你吧!”

深交所异乎寻常的冷清,偌大的交易厅内空****,尹力正独自坐在那儿发愁。康健走后,他就落了单,遇到事儿只有独自扛。但最近他实在扛不下去了,倍感恐慌与不安!因此见到康健陪着联办的人来了,他如遇救星,忙不叠地端茶倒水……

“老尹,情况怎么样?”康健忍不住先发问。

尹力抱怨道:“你倒是毅然脱身了,我可还在苦海中呢!”

几个人坐下来聊,杨柳青才得知,深圳市领导已经连开几次会议,商量如何救市?

“这是我的主意。”尹力毫不谦虚地说,“我坚决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虽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深市这个婴儿还不到一周岁,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眼下救活股市比什么都重要。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那么市领导的态度呢?”杨柳青关切地问。

尹力说,前几天开了第五次救市会议,烟雾浓烈,气氛沉闷,大家都不发言。市长只好带头说:市委市政府认为,我们的机构应当入市。大家不要短视,要有长远目光。于是深发展的一个副董事长就问:回购自己的股票犯不犯法?如果允许,深发展能买多少?

尹力说到这儿苦笑起来,“我只好回答他:目前国内还没这个规定,但在香港是犯法的。不过香港也想改变这个法律,打算允许公司在必要时,回购自己10%的股票。”

杨柳青听了很担心,连忙问:“老尹,那你们能稳住吗?”

“只要市领导别乱,我想应该稳得住。”尹力深深吸了一口气。

康健见缝插针地问杨柳青:“杨老师,你对此有什么高见?”

杨柳青思索着说:“高见谈不上,一点浅见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中央高层,他们是不会忍心看着深市一垮到底,自生自灭瘫下去的,因此你们一定要挺住啊!”

周锐也说:“杨老师对北京高层很熟悉,她的话都是有来头的。”

尹力点点头,“我也这么想,有些事如今回忆起来,也不是偶然吧?前不久北京派人来了,虽然没有正式发话,但也敲了敲边鼓,对我们深市还是挺支持的……”

杨柳青这才把汪国鹏的那番话告诉他们,众人听了都很振奋,觉得简直就是一剂摧枯拉朽的精神良药。尹力甚至认为,这正是北京放出来的一点风声。股市本就挺敏感,政府官员的隐隐约约,上市公司的一举一动,券商们的小打小闹,股民都会议论纷纷,把事情吹得天花乱坠,把趋势分析得有鼻子有眼……何况一个银行领导这么坚决的言谈!

尹力很有信心地说:“好啊,只要明白了政府的意向,那就努力朝前奔吧!股民也同样,都会给政府捧场。股市里流行这么一句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

众人相顾而笑,都觉得前景无比美好,不必再为此烦恼。

杨柳青走后,果然形势大变。这一年年底,深圳市政府筹集2亿元,开始绝密救市。首先是深发展被托到13、85元,然后挂入5000股,吃进。再挂,再吃。只要有人抛,便有追随者。当日股价便略有回升。次日开盘,深发展稍稍回落,第三天又跳高开市。第四天便爬上14、5元,从此就一直居高不下。经过几天思考,股民们终于相信,有高人在托市。于是买进!买进!就这样,一个月之后,深圳股市已经全面冲出谷底。

事后尹力还说,当时市值三十几个亿,他只向市政府要了两个亿。如走漏风声,只怕这市也托不起来,钱打进去还没了影,又怎么交待?因此一直悬着心……

但真正一锤定音的还是邓小平。1992年1月他老人家南巡,以特殊方式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掀起了最后一场经济风暴。他乘坐专列到达深圳,广东省领导和深圳市领导都在车站迎接。小平同志情绪很高,众人请他休息,他却要出去走走,在车上就聊开了。

他谈了对特区改革的一些指示,又针对股市说:“股票市场也有人不放心,让上海、深圳试验,现在看来还可以,资本主义的办法也可以用。解放前,上海搞股票,中国人也懂。试验对的,就在全国推广,错的就改,改了就是了,有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的另一段话,更是被证券业奉为护身之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也可以有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他这些话锤重声亮,从此后,高山平地起,大川兀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