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天，联办举行的“国库券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既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突然风向骤变，有些首长宣称不来了，有些首长似乎不太上心，连带着国库券的卖主——财政部也有临阵退却之意。可把田希云和杨柳青急坏了！这本是联办筹备了许久，打算与财政部携手，联合促成国债市场化发行的盛会。现在会场订了，请柬发了，中外记者也请了，一批人都在候着这大好消息，那可怎么办？
中国政府很多年都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并且引以为自豪。只有1950年到1958年先后发行过六次公债，发行总额为38、4亿人民币，于1968年底全部还清。建国初期，苏联政府也向中国提供过一些经济援助，本息共14、亿卢布，也于1965年初提前还完。
后来这思路改变了，中国人愿借外债，也有人想借钱给中国人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英、法、德向中国提供了一笔99亿美元的资金。1979年和1980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为了发展经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更名为国库券。之后政府组成了强大的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中央各部委都参加，因为这事儿挺难办，觉悟低的人便不肯买。国库券发行几年后，有工人抱怨说，上面自作主张，在工资袋里塞进几十元国库券以代替工资，这算哪门子自愿？农民也抱怨说，国库券到期了，却不方便兑换，闹得大家都不高兴。这也正是国库券的两大问题：一是发行难，二是兑换难。若到期没法儿变现又咋办？于是钱贩子便四处活动，钻空子以低价收购，诱使国民忍痛割爱。
1987年秋，人行行长陈慕华在一份内参上批示：“国库券只有上市流通，才能提高信誉。”1988年春，财政部也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前两年向个人发行的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价格随行就市，但必须在国家指定开设的中介机构进行买卖。随后又开放了几个大城市，到1991年春，全国便都放开了。因为各地人民对国库券的感情不一样，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便有那等精明之辈，把国库券从便宜的地方倒腾到贵的地方，甚至从甲银行倒腾到乙银行，而且由此诞生了杨怀定等平民级的“百万富翁”。
1991年初，财政部国债司的两位司长来到联办，商讨改革国库券的发行方式，拟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原来早在半年前，联办就向财政部上报了这个方案，还主动提出承购包销，但因有关机构协调不力而没有成功。几个月前，杨柳青起草了一份悲壮的通知，大意是说这一步改革终究要迈出，也由此引起了财政部的关注，于是今天又卷土重来。
田希云和杨柳青接见了两位分别姓王和姓李的司长，话题很快谈到发行国债的趣事上。
“你们听说过申银证券倒腾国库券的事儿吗？”王司长问。
“听说过一些，但不详细。”田希云矜持地说，“你再跟我们讲讲呗！”
王司长就兴致浓厚地讲开了。那时上海有三大券商：申银、万国和海通。这些证券公司全是1986年成立的，原本属于人行分管。但不久便脱离了这个权力机关，申银也被挥刀斩给上海工行，相当于送给人家一个金娃娃。1989年底，人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又听到风声，人行所属的这类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1000多万国库券，就打电话给申银说：“我们公司要撤销，这些国库券无法变现，请你们帮忙解决。”
他们报了个价，申银觉得很合算，便说：“好，我们全要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来取呀？”对方仍是心急火燎。
申银忙说：“今天下午就动身。”
但是1000万元现金，对申银来说也不是小数，一时如何筹到？最后还是工行想办法开出了支票，但国库券却是现货交易，这一张支票就换来50箱国库券。申银派人去点数，点得昏天黑地，足足装满了十多条大麻袋。可是怎么运走呢？又让人犯愁了！
本想搭飞机走，但负责保卫的人从哈尔滨银行借来几枝枪，却不准带武器上飞机。租一辆军用飞机吧？又不能一次飞到上海，还要经停几次，增加了许多风险，也不大安全。包几间软卧车厢吧？这麻袋太大，不允许上火车。最后只好同哈尔滨铁路部门商量，把这批国库券放在行李车上，派人拿枪日夜守卫，轮流值班看管，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运回上海……
王司长又说：“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刚回上海，人行就发通知说，各地分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不撤销了，继续经营国库券的买卖，真把人给气晕了！”
“这事儿我听说过。”田希云不动声色，“申银靠这笔国库券赚了一百多万呢！”
杨柳青也说：“这扛麻袋的故事，申银有，万国和海通也有。并不稀奇……”
“是啊，但当时的国库券买卖却不公平，或受资金限制，或受体制约束，而我们财政部则是最大的输家。”李司长说，“发新债还旧债，包袱越背越重。”
“不对吧？”杨柳青心直口快，“这包袱最终还是老百姓来背嘛！”
田希云见两位司长都有些尴尬，就问：“二位今天来，到底有何贵干？”
王司长忙说：“你们知道的，国库券的发行是先有一级市场，也即用行政方式来发行，后有二级市场，也即自由流通的市场。但这二级市场起来后，一级市场就吃紧了！”
李司长也说：“我们今天来，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承购包销的具体做法。”
承购包销的规范做法可以概括为：财政部提出国债发行的量、期限、债息，供有条件参加承销的金融机构进行投标，经过竞价来最后确定发行价格。这样第一能降低财政部的发债成本，第二承购公司也是自愿接受其价格，也就必须承担包销的风险，不能再把这国债退还。简言之，这些包销公司就是国库券的批发商，财政部和他们商定条件后，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财政部可免去卖货之苦退货之忧，券商则靠各自的本事去赚其中的差价……
田希云听了两位司长的话，就笑道：“好啊，这方案还是我们报上去的嘛！”
杨柳青也说：“正因国债发行难，我们也看出商机，才跟你们提出，承包国库劵发行。”
王司长便说：“好吧，那我们就给你们一个总协调的名义，并且给你们发委托书，委托你们组织1991年的国库券承购包销团。而且由你们来负责包销团成员的资格条件的拟定，以及包销团成员的初定，主干事的选定；拟定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程序；草拟财政部与包销团的包销合同。在合同生效后，负责监督包销团成员履行合同；再草拟包销团内部的分销合同；组织和实施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宣传广告工作……”
杨柳青吐了吐舌头，“这么多工作呀？那你们财政部干什么？”
“我们负责审批。”李司长幽幽地说。
“好吧，财政部的先生们，我们干。”田希云不禁笑了。
两位司长走后，他对杨柳青说：“财政部那些官老爷，这事儿也只有靠我们了！”
这时林亦明已经离开，田希云立即请示总干事龙正良，又主持召开内部的工作会议。他对到会的中层干部说：“联办就是联合起来办大事。我们成立以来，在参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过程中，除了搞那个自动报价系统，真正要起主导作用并亲自上前线参战的，就是这次承购包销国库券的工作了。大家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投入啊！”
他知道自己是个思想者，具体工作还得靠杨柳青，于是跟她分工合作，让她去搞调研和考察及可行性研究，自己则调兵遣将，让联办的好汉们全都扑上去。由于缺少人手，杨柳青才尽力挽留周锐，让他负责承销试点的协调工作。三个月过去，共有80多家公司确认参加，意向承购额逐步增加到近30亿元。承销合同和相关法律的制定，就由大律师田希云来总负责。另一些部门则负责完成承销公司资格、发行条件、承销计划、调券拨款、财会结算，以及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和流通等方面的运行操作和技术设计。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正要在人民大会堂发布消息，谁又能想到还会风波骤起、突生变故？
杨柳青在此过程中不仅要构架自己的理论框架，还得发挥她另一个最大特长，那就是不信邪，天不怕地不怕，尤其不怕见官。她得知事情有变，立刻去财政部拉着王、李二位司长，闯进国家体改委主任的办公室，这是联办的上级主管，她说话更是无所顾忌。
“眼看我们几个月的辛苦就要白费了！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主任不高兴地瞪着她，“是你们承购包销国库券的事儿？那跟我们有啥关系？”
“当然有了！”杨柳青顺口说，“联办的工作，你们都有份儿啊！我们已经把这一点，写进了跟你们的合同，不信你去找找看，那份文件还应该在……”
主任叫来秘书，让他去书架上找一找，还真找到了，确实有。这下杨柳青更加有恃无恐了，立刻逼着体改委主任给财政部长打电话。主任拨电话时，杨柳青的心都提到嗓子口了，心想在这节骨眼儿上，部长大人可别不在呀！不料很顺利，电话一打就通。体改委主任把这事儿说了，问部长该咋办？部长说，给他一晚上时间，明天上午答复。
那天晚上春寒料峭，田希云和杨柳青都不想呆在自己家里等候。两人并肩站在办公楼的阳台上，只见一轮圆圆的皓月挂在天空中，银白色的月光把城市街景照得一片通亮，看去十分清晰。已是午夜人静时分，到处寂然无声，他俩却没有一点睡意，只是屏息凝神地望着夜空，似乎在希翼突然有个时光魔法，能让清晨尽快来临……
一阵清风吹来，浮云迅速飘过，遮住了月亮。杨柳青打了个寒战，觉得是不详之兆。
田希云也觉察了，连忙问她：“你觉得，这事儿还能成吗？”
杨柳青硬着头皮说：“肯定能成，这是天意。”
就在她说话间，又一阵寒风吹来，却吹散了那片浮云，月亮重又露出皎洁的笑脸。
第二天，签字仪式果然如期举行，中外记者蜂拥而至，大部份领导也都光临。看着蒙古厅里人流涌动，田希云心潮澎湃，忍不住打趣杨柳青，“哎，这样不好吧？知道这是万里长征，路途艰难，就拉些领导来说话，或者拉些记者来报道，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
“快别废话了！”杨柳青笑着打断他，“知道不？这一招才管用。”
周锐也上前对她说：“杨老师，在今天这个盛会上，你可是风光了！还记得前几天，你到处拉领导来参加这个签字仪式，有多心酸吗？”
“你也别废话。”杨柳青又打断他，“如今长征胜利了，我就是老红军！”
她丢下那两个哈哈大笑的男人，钻到了记者堆里，去接受独家采访。
田希云和周锐远远地看着她，只见她一本正经地对《中国日报》的记者说：“我们联办正在尽力一步步建立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时候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后，真是感到精疲力竭。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对中国都是再重要不过了！”
田希云听了，不禁对周锐伸出大拇指，“这一役呀，杨柳又是头一功。”
周锐也心悦诚服地说：“杨老师就是联办的一员闯将！”
事过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中国财政部宣布，今年四分之一的国库券将通过一个国内认购的企业联合会，而不是下达职工购买的指令时，由国家推销委员会来发行。如果这种认购成功的话，此举将是1989年之后最重要的财政改革。”
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说：“开明的经济学者希望这次承销试验能成功，并以此来取代目前高成本低效益的摊派发行体系。新的体系不仅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消除在旧体系下产生的黑市交易。”
这一年国库券实际发行120个亿，其中走承购包销路线的就有38、7亿，承销团成员公司共有79家。后来杨怀定不做国库券了，甚至连申银也不大做了。他们都不想跟联办竞争——扛麻袋如何跑得赢电话？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的国库券交易差价，都曾高达2至3个百分点，但随着两市一网的开通，在联办自动报价系统上各地的报价日趋接近。签字仪式结束后，价差已缩小到0、2至0、3个百分点。
联办不仅在国库券承购包销的总协调上大显身手，还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也小露了一手。尤其杨柳青，在很多事情不好办时，她都具有“推门就进”的勇气，当时被称为“国债第一人”。她利用自己在首都各界的关系，使出浑身解数，排除万难，要完成承购包销的全部任务，还派自己的员工参与发行，给联办赚来了第一桶金。
这年秋天正是收获季节，承购包销的任务已多数完成。周锐也参与此其中，去各地买卖和运送国库券，为自负盈亏的联办赚取利润。都说忙得四脚朝天，周锐有次发现，他果真四脚朝天。那是从山东淄博到北京的高速公路上，他们乘坐一辆武装押运的大卡车，身下全是装满国库券的大麻袋。同行的还有几个联办的年轻人，都坐在麻袋上，卡车一颠就四脚朝天。
小伙子们都乐坏了，这个说：“我身下坐着三百万！”
“我还坐着四百万呢！”另一个说。
“我更绝，屁股底下是五百万！”又有人说。
这一幕让即将离开的周锐感慨不已。他真舍不得联办，但却必须走了！
这一年冬天刚至，北京就下了第一场大雪。外面是银白色的世界，街上行人罕见，联办却一片欢腾，热火朝天。田希云又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员工大会，杨柳青在会上宣布，他们负责的承购包销任务已全部完成。年轻人把手掌都拍红了，年纪大一点的则热泪盈眶。正值午饭时节，众人都把碗筷敲得山响，似乎想以此来代替欢庆的锣鼓……
田希云双手直摇，按下会议室里的喧哗，又高声说：“我们有很多领导、上级和朋友都发来贺电，总干事龙正良和秘书长方克冰也打电话来祝贺。还有汪国鹏副行长，更是派人给我们送来一副裱好的字，是他自己写的，我给大家看看吧！”
他让两个员工托起这副字，那是草书，笔力遒劲，气韵畅达，洒脱精到，意趣横生。上面写着：“天姿凌铄未须夸，集古终能成自家。闲云居处观沧海，衹应酿蜜不留花。”
众人都在暗暗揣度这首诗的含意，田希云却笑道：“汪行长还带话说，联办这一年干得不错，古人集古可以成功，而我们集古又借今，更容易成功。但我们也别忘了，这是个沧海横流的时代，还须保持海纳百川的境界，才能有更高的追求，也走得更远！”
杨柳青内心的喜悦也是呼之欲出，此刻却又两眼含泪，不禁想起为之苦战的日日夜夜。她欣慰地想，这就是你的生活，但你总算不辱使命，还为联办赚了钱。她自己这辈子不缺钱，不是她拥有太多钱，而是她对钱完全不在乎。她在精神上需求很高，但钱并不能让她称心如意。她突然又想起什么，就在人堆里寻找一个熟悉的身影，却没找到。
田希云上前问：“你在找周锐？他让我告诉你，他今天去深圳了！”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不吭就走了！”杨柳青大吃一惊。
“他怕你太忙，不愿打扰你。”田希云诚心诚意地说，“这是个好小伙子，他答应帮你，干完国库券的承购包销，就去深圳做自己的事儿。现在完成任务，他就走了。”
杨柳青不能说什么，心底却涌起一股强烈的失落。本来已经跟同事们约好，下班后要一起去喝酒庆贺，还要去歌厅飙歌，但是周锐悄然离开，她也就意兴阑珊。
周锐去了深圳，还没见舅父，先去看康健，两人已成为莫逆之交。
康健又请他吃饭，这次换了个地方，是一家位于闹市的西餐厅。北方已进入冬天，这里还挺炎热，高大宽畅的餐厅挤满了人。他们站了一会儿，侍者才在拥挤的餐桌中找到一个空位。两人坐下来，不约而同要了煎牛排，又相视而笑，知道对方都是生猛型的。
“这地方挺热闹，是吧？”周锐先开口说，“这座城市都这样吗？”
“我特地带你来看这儿的。”康健笑着说，“这里原是个小渔村。”
周锐会意地点点头，他听说过大坑村一夜暴富的神话。这个小渔村原在大亚湾，国家修建核电站时，村民们集体搬迁到另一个新村，又用安置费的余款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运作上市。现在不但村民们都富起来，据说股价也是一路攀升呢！
于是他笑问：“除了大坑村，还有其他小渔村，也在经济改革中受利？”
“太多了！”康健感叹道，“发财的故事总是掺杂了演义，并且口口相传、长盛不衰，而这些脱胎换骨的小渔村呢，旧貌换新颜也要朝前奔！”
周锐看看四周，发现整个餐厅都是嘈杂的谈话声，还有酒杯里冰块撞击玻璃的声音。只有在这座繁忙的城市才这样——连吃西餐都喧嚣热闹无法安静。但这些食客并不全是深圳人，应该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吧？他便问康健，股市情况怎么样？
“太不可思议了！”康健不禁黯然失色，“你听我从头说起……”
原来这几年，深圳的股市也好比坐上了过山车，提起来就惊心动魄。
深交所还没成立时，发行了一只股票深发展，上市后交投冷清，有行无市，股价长期在20元上下波动。半年后万科来了，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市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大家都不来劲儿。但在深交所快要成立时，股票突然成了香饽饽！1989年初，深圳金田公司发股票，市民们呼朋唤友通宵排队，100万股不到5天就卖光。同年年底，蛇口安达发100万股，一天全完。1990年3月，深圳原野发1650万股，三天认购就超过一倍，最后只好抽签。
但是股民也讲政治，比如1989年6月，港股就狂跌了500多点。到1990年5月，市场突然盛传国家将整顿深圳股市，新股会暂缓上市，股价便开始狂涨……
“其实没那回事儿。”康健解释说，“只是《人民日报》有个情况汇编，说股市让机关人去楼空。后来国家审计署和人行也有个调查报告，说股票波及到各方人士，老百姓有意见。这说明，北京已经注意到深圳的情况，但也没来砸盘，只是让我们注意。”
他又说，北京是温和的，但深圳不能不积极。在接连的涨停板之后，深圳开全国之先河，首次开征6%的印花税，而且规定股民们在年终时，炒股所得超过银行一年的利息，还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11月底，深圳党政干部响应政府号召，纷纷踏入股市抛股。起初还有股民来抗争，似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很快就没人接了，股市疲软。这一年年底，也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深市开始了长达十个月的下跌。在这期间，总市值抹去了七、八个亿，只剩35个亿，于是一片恐慌，谈虎变色……
“怎么回事儿？”周锐大为震惊，“你们深交所成立了，股市反而狂跌？”
“不能怪我们。”康健苦笑着说，“这也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吧？”
他又说，1991年4月22日，深市成交为零！他跟尹力也恐慌了，日夜焦虑，商议救市。三个月后，他俩仍是一筹莫展。那天晚上他跟尹力彻夜难眠，还在商讨如何救市。不料他突然发作大面积急性心梗，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几十天，才拣回一条命。
周锐大受惊吓，“怎么？你突发急性心梗？那可真是要命啊！”
“是啊！”康健又苦笑道，“我没能救市，反而被人救了一把。”
两人都沉默了一阵，周锐已经有了不详的预感，只是不便说出口。
还是康健坦然说：“现在我已经离开主战场，退居二线了！”
周锐震惊无语。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有年老退休的，有中箭落马的，也有犯罪被拘或心灰意冷不想再干的。但如康健这样正当壮年，就因发病在战斗岗位，而只好淡出江湖的确属少见。再看此人，也是一副落魄模样，似乎溘然绝尘，仍有一肚子话要讲……
周锐心想他不能再喝酒，便体贴地给他倒了一杯茶，“康大哥，这是命，你别难过了！”
“你说得对。”康健悄悄拭去了眼角的一滴英雄泪。“其实这事儿早有预兆。我发病的前几天，正好是深交所第二次开业仪式，庆贺的气球却怎么也升不起来。一个升到半截就上不去，另一个在空中就爆炸了！那可正是我们救市的节骨眼儿啊！”
周锐又不便说什么，他知道这些事，都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他沉吟了半晌，只好说：“我要回深圳来工作了，没想到你却……”
“嗨！这真是命。”康健慨然地挥挥手说，“我这种性格，也在深市干不下去了！”
原来深交所成立后不久，他曾去北京开上市发行审批会，又得罪了领导。头天给他发一堆资料，要审批十几家公司，情况还不熟，只见领导的条子已夹在一些资料里面，暗示这些公司必须过关。第二天开会，康健就毫不客气地说：既然有领导批条子，我们还走什么形式？也就不用审了！在场的专家学者都不说话。以后人家再搞这些审批，就不让他去了。
“你呀，性格真是太刚烈了！你遇到这种事儿不舒服，别人还不舒服你呢！”周锐同情地说，“算了，以后我们啥事儿都不管，有空就打打桥牌吧！”
康健也尽力掩饰自己的失落，“是啊，你来了，我真高兴。”
此后周锐更是把康健看作知己。他去舅父的公司报到，担任董事长助理，发现那个公司的业务并不太多。余下的空闲时间，就都放在牌桌上了。
杨柳青在山东淄博倒腾国库券时，还搞了一个副产品，就是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内基金——山东淄博基金。但这件事情挺复杂，原本要让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的想法，后来却有些串味儿了，因为基金不好管，其利益也不好分配。杨柳青认清这一点，突然觉得心力交瘁，于是有一天便心血**，请了几天假去深圳，说是想休息，也去看看周锐。
她事先给周锐打了电话，下了飞机，提着简单的行李步出机场，便拿眼睛四处找他。当她看到周锐微笑着向她走来，简直喜出望外。周锐仍穿那身灰色西服，神情很潇洒。
“欢迎到深圳来！”他接过行李箱，带着杨柳青走到停车场，打开了一辆路虎的车门。
杨柳青更是难掩惊喜，“你学会开车了？”
“刚拿到驾照，还不太熟练。”周锐把行李放在后备箱里，替她拉开车门，看她坐进去，又尽力摆出轻快的样子，发动了这辆车。“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
“客随主便吧！”杨柳青舒服地靠在座位上，“你来安排。”
当晚周锐就安排她跟舅父见了面。靳天舒头发灰白，仪容庄重，热情地招呼杨柳青，对她客气与周到，杨柳青对他也挺恭敬。他们在杨柳青下榻的酒店里就餐，周锐预先订好了一张桌子，是靠窗的位置，宽敞舒适，侍者满脸笑容，肃立一旁。饭菜虽然价格昂贵，但很可口。杨柳青不得不承认，地道的粤菜确实风味独特。席上三人谈笑风生，心情都很愉快。杨柳青觉得这老头儿不错，对待周锐就像亲生儿子一样，那份浓浓的亲情，让她也为他感到高兴。饭后靳天舒自有司机送回家，杨柳青却说，她想去看看深圳的夜景。
周锐稳健地开着车，去了一个山顶。路上车辆很少，头上的云层遮住了月亮，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杨柳青降下玻璃车窗，发现这里的夜很温暖，风也很柔和。
周锐打开大车灯，驱散了黑暗。当他驾车行驶在盘山道上时，不禁笑起来，“杨老师，你可真放心啊，我刚学会开车，你就把自己的命交到我手里。”
“我相信你啊！”杨柳青也笑道，“我发现你来深圳不久，对这儿的路就挺熟了！”
“这儿就一个山顶能看到深圳夜景。”周锐说，“这也是跟香港学的。”
杨柳青听说过，香港有个山顶瞭望台，能看见全港夜景，她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去看看那儿的美景。两人谈笑间，已到山顶，眼前是一片黑暗，道路两旁的树木更是漆黑一团。周锐小心地把车停好，又谨慎地拉上手刹，这才打开车门走出来，说有什么可看的？
杨柳青也下了车，发现这儿连个瞭望台都没有，眼前只是一片平地。但山下却是满目灯的海洋，犹如明星般璀璨。而天空中的云层之间，也露出了几颗星星……
她不禁笑起来，“王尔德说，同样是在阴沟里，有人却在看星星。”
“你就在仰望星空？”周锐感叹着，“杨老师，你真有文化！”
杨柳青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深深地呼吸着山顶的新鲜空气，微风里夹着一股好闻的海水咸味。周锐也走过来坐在她身边，两人都心境平和，觉得一切挺好。
“你看来心情不错。”周锐开口问，“联办怎么样？还好吧？”
“你就关心这个？”杨柳青不禁笑道，“联办也不错，赚了一大笔，生存没问题了！”
周锐开心地笑起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想关心联办的一切。
于是他轻轻转移了话题，“这里也真好，真是挺浪漫，是叫罗曼蒂克吧？”
“是啊，你看那山下的灯海，这是我到过的最美丽和最让人兴奋的地方！”杨柳青又笑起来，“深圳也不错，你舅父待你也不错，看来你要留在这里，大干一场了？”
周锐淡淡地说：“还不一定，我总觉得他老人家，有啥事儿瞒着我……”
杨柳青看了他一眼，惊讶于他的敏感，在这方面她可是自愧莫如，于是不吭声了。
沉默一阵，周锐又问：“你这次来深圳，还有什么其它安排？”
杨柳青想了想，“要不，就去看看深交所吧！”
“正好，我想安排一个小型的桥牌赛，你先见见康健。”周锐兴奋起来。
他们坐车下山，路上周锐把有关康健的一切都告诉了杨柳青，她也嗟叹不已。
当天晚上，杨柳青在酒店拨通了田希云的电话，又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你这个电话来得正好！”田希云兴奋地说，“我今天上午也接到汪副行长的电话，说深市情况不妙，让我们派人去看看，你这下就代劳了！”
“哦？老汪跟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呢！”杨柳青也挺兴奋，“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告诉深交所的同志们，中国政府仍旧会支持并着力推进国内证券市场的改革，当然，公众也不该对股市抱有太高期望。但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会逐渐接受这个观念，那就是发达的资本市场能够很好地处理经济变化、国内企业改革和财经系统的稳定。”
“真是精辟啊！”杨柳青眼前一亮，“我会把这番话传达给他们。”
第二天的桥牌赛是个小型聚会，康健带着一帮朋友呼啸而来，全都抢着对杨柳青献殷勤。她当然知道人家是冲着康健和周锐的面子，也高兴地奉迎，两下里便皆大欢喜。桥牌赛结束后，康健又张罗着请杨柳青吃饭，似乎招待她是无上的荣光。
杨柳青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老康，你太客气了！”
“应该的。”康健热情地说，“深交所的成立，你们联办也是功不可没嘛！”
杨柳青看了周锐一眼，心想这个年轻人真会做事，你瞧他来深圳才多久啊，就交了这么多朋友。他跟康健的性情截然不同，两人居然能成为朋友，也真是怪事！
康健又问她：“杨老师，在深圳期间你还想吃什么？玩儿什么？”
“广东人可是爱吃蛇肉、猫肉什么的……”周锐也故意吓唬她。
“天哪！”杨柳青果真被吓住，“我什么都不吃，可以吗？”
“他在吓唬你，我是想知道，你在深圳还有什么需求？”康健咧嘴笑起来。
杨柳青发现他绝口不提股市，有些明白了，“其实，我只想去一趟深交所……”
康健叹了口气，“我不能隐瞒你，自从去深交所工作，我就没有碰到过称心如意的事，只有一连串问题……当然了，你还是应该去看看，我陪你吧！”
深交所异乎寻常的冷清，偌大的交易厅内空****，尹力正独自坐在那儿发愁。康健走后，他就落了单，遇到事儿只有独自扛。但最近他实在扛不下去了，倍感恐慌与不安！因此见到康健陪着联办的人来了，他如遇救星，忙不叠地端茶倒水……
“老尹，情况怎么样？”康健忍不住先发问。
尹力抱怨道：“你倒是毅然脱身了，我可还在苦海中呢！”
几个人坐下来聊，杨柳青才得知，深圳市领导已经连开几次会议，商量如何救市？
“这是我的主意。”尹力毫不谦虚地说，“我坚决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虽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深市这个婴儿还不到一周岁，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眼下救活股市比什么都重要。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那么市领导的态度呢？”杨柳青关切地问。
尹力说，前几天开了第五次救市会议，烟雾浓烈，气氛沉闷，大家都不发言。市长只好带头说：市委市政府认为，我们的机构应当入市。大家不要短视，要有长远目光。于是深发展的一个副董事长就问：回购自己的股票犯不犯法？如果允许，深发展能买多少？
尹力说到这儿苦笑起来，“我只好回答他：目前国内还没这个规定，但在香港是犯法的。不过香港也想改变这个法律，打算允许公司在必要时，回购自己10%的股票。”
杨柳青听了很担心，连忙问：“老尹，那你们能稳住吗？”
“只要市领导别乱，我想应该稳得住。”尹力深深吸了一口气。
康健见缝插针地问杨柳青：“杨老师，你对此有什么高见？”
杨柳青思索着说：“高见谈不上，一点浅见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中央高层，他们是不会忍心看着深市一垮到底，自生自灭瘫下去的，因此你们一定要挺住啊！”
周锐也说：“杨老师对北京高层很熟悉，她的话都是有来头的。”
尹力点点头，“我也这么想，有些事如今回忆起来，也不是偶然吧？前不久北京派人来了，虽然没有正式发话，但也敲了敲边鼓，对我们深市还是挺支持的……”
杨柳青这才把汪国鹏的那番话告诉他们，众人听了都很振奋，觉得简直就是一剂摧枯拉朽的精神良药。尹力甚至认为，这正是北京放出来的一点风声。股市本就挺敏感，政府官员的隐隐约约，上市公司的一举一动，券商们的小打小闹，股民都会议论纷纷，把事情吹得天花乱坠，把趋势分析得有鼻子有眼……何况一个银行领导这么坚决的言谈！
尹力很有信心地说：“好啊，只要明白了政府的意向，那就努力朝前奔吧！股民也同样，都会给政府捧场。股市里流行这么一句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
众人相顾而笑，都觉得前景无比美好，不必再为此烦恼。
杨柳青走后，果然形势大变。这一年年底，深圳市政府筹集2亿元，开始绝密救市。首先是深发展被托到13、85元，然后挂入5000股，吃进。再挂，再吃。只要有人抛，便有追随者。当日股价便略有回升。次日开盘，深发展稍稍回落，第三天又跳高开市。第四天便爬上14、5元，从此就一直居高不下。经过几天思考，股民们终于相信，有高人在托市。于是买进！买进！就这样，一个月之后，深圳股市已经全面冲出谷底。
事后尹力还说，当时市值三十几个亿，他只向市政府要了两个亿。如走漏风声，只怕这市也托不起来，钱打进去还没了影，又怎么交待？因此一直悬着心……
但真正一锤定音的还是邓小平。1992年1月他老人家南巡，以特殊方式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掀起了最后一场经济风暴。他乘坐专列到达深圳，广东省领导和深圳市领导都在车站迎接。小平同志情绪很高，众人请他休息，他却要出去走走，在车上就聊开了。
他谈了对特区改革的一些指示，又针对股市说：“股票市场也有人不放心，让上海、深圳试验，现在看来还可以，资本主义的办法也可以用。解放前，上海搞股票，中国人也懂。试验对的，就在全国推广，错的就改，改了就是了，有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的另一段话，更是被证券业奉为护身之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也可以有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他这些话锤重声亮，从此后，高山平地起，大川兀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