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伟光长时间地苦思冥想，在矛盾中纠结了一个星期，想出了一个既不完美，又很牵强的方案，控制工资总额，提出减资不减人的工作思路，提交矿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在长时间的争论中，矿党政会议通过了减资不减人的改革方案。
像党委宣传部，按照千分之一的配备标准，一万两千名职工，应该是十二人，要按照八个编制核算工资，每人的收入就减少了三分之一。虽然不算合理，但穷大家都穷，勉强还能接受。坚持一年之后，渭北矿务局下达硬性指标，必须减掉四千人，半年时间减不下来矿党政写检查，书记、矿长就地免职。
困难局面的持续恶化，犹如一座山，已经压得肖伟光和他的领导班子喘不过气来，减人的刚性指标没有丝毫的缓冲空间，前所未有的双重困局，使肖伟光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单宝平参加完学校的毕业考试，意想不到的惊喜降临在了他的头上，《国家能源报》在西山省设立记者站，其中一名记者是北京知青，落实政策调回报社了，正好空缺一个位置，站长邹平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自从《西山省采取措施，解决煤炭企业困难》这篇文章发表后，单宝平的名字就留在了老站长的脑海里，并在随后的省内不同媒体、新华社内参中频繁发现有单宝平的文章，比如《煤炭资源面临灾难》《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层次改革的出路》《围绕市场经济，转换经营机制》等等，尤其是发表在政协报的《白色文化警示录》《潇洒人生亦自然》《无可奈何火葬场》《殡葬期待升温》等系列报道，引起了一时的殡葬改革热，让邹平站长更强烈地感到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担当煤炭工业发展报道的重任。
通过多方渠道联系上了单宝平，老站长一眼就认准了面前这个腼腆、纯朴又有一点儿灵气的煤矿工人，在了解了家庭、工作单位和现状后，直拍手叫好，因为他现在就需要有井下工作经验，具备一定水平和文凭的优秀人才。
老站长征求宝平意见，问：你愿意来省城记者站当记者吗？宝平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两个字，愿意、愿意，只是……
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老站长看出了宝平的心思，只是什么你说出来。
只是怕矿上不放。为什么不放？站长追问。宝平支支吾吾地讲述了他当年上学的经过，以及在《国家能源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导致工资被停发的事。
老站长笑了笑说，还有这事，这你就不用管了，我给渭北矿务局党委书记姜治文打电话，把你先借过来，随后再办手续。说着现场拿起电话：是姜书记吗？
那边回答：我是。你是……？
老站长说：我是记者站的老邹啊！
姜书记说：哦，老领导，咋想得起给我打电话啊，有啥事请指示？
老站长笑着说：谈不上指示，问一下，你们局鳌北煤矿有个职工在西部大学脱产学习，你知道吗？
姜书记说：您问的是那个单宝平啊？我知道，前几天在你们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影响很大。我没有见过人，他当时上学遇到些问题，自己给党委写了封信，是我批转鳌北煤矿让走的。您今天说的意思……？
老站长说：不是我这儿缺人吗？以前插队招工到你们局的北京知青周惠军，前年调走了，人家享受知青返城政策回北京了，正好这儿缺人，别人介绍这个娃，我通过观察想先借调到我这儿救救急，你看咋样？
姜书记说：老站长说了那还能有问题？大力支持。要不你直接调过去不好吗？
站长说：我有这个意思，怕是你们培养出来的，说我挖你们的墙脚，回转一下留有余地嘛。
姜书记说：站长还对我客气，不瞒你说，这娃前一段时间在你们报发表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没有什么，很有高度，就是赶在了一个不好的节点上，局长看了有点不高兴。这样被有些嫉妒的同行利用了，鳌北煤矿就把他工资给停发了。现在调还是时候，再一个是工人，不用经过局长批准，鳌北煤矿直接就能办了，回头我打个电话把手续都安排一下，对老站长的工作要大力支持啊！
在单宝平身上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句话，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单宝平用一个礼拜办完了调动手续，在北京报社集中培训三个月，成为一名名正言顺的行业大报的记者。
肖伟光虽然感到矿务局下达减员下岗的硬性指标不切合实际，但是，这是国家的政策啊！也许是自己长期在基层管理的技术岗位上，看问题目光短浅，只考虑眼前的小利益，没有从大局出发的胸怀。就是再不愿意，意见再多，服从命令是天职。他狠下决心，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减员任务。减谁啊？咋减？逼到最后没有退路的时候，他反而更清醒了。
先从地面和机关动手，抓阄，看个人的运气，相对公平。减人政策一出台，就有一千多名女工要退出岗位，她们要放下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工作，每月拿不到二百元的下岗费，尽管是认命了，但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的付出，一个字条就解决完事了，她们心里的难受和委屈，以及今后的生存问题，一下涌上了心头和眉头，她们把在自己心目中一直尊为最神圣指挥枢纽的矿办公楼给围了。她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是伴随着办公楼调度室二十四小时闪亮的灯光长大的，有的昨天还在办公楼上班，今天就要下岗了，办公楼再也没有自己的位置了。办公楼隐藏着了多少的梦想啊，她们有的人从懂事时起，就盼望能有一天跟着上班的父亲进办公楼里工作，对她们来说那是莫大的荣誉，而今天却以这样的方式，再次来到这里，她们心里是那么的纠结，咋样都想不通，越想越心酸。
肖伟光从窗户低头往下看，二百多人已经把大门堵死了，公安科人在两边站着，个个拉着长长的脸。肖伟光看到这一张张有叫叔有叫伯的熟悉面孔，不由得眼泪唰唰地往下流。二百多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肖伟光心里，好像是一座大山已经压在了自己的头上，此时此刻，喘气都很困难。
是啊！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即使什么也不做，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何况都是自己多年朝夕相处的同事和姐妹。
肖伟光和所有的矿领导被堵了三天三夜，吃饭要从窗户拿绳子把食物吊上来。
通过和矿务局据理力争，下岗费在原来每月一百二十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五十元，总算是个安慰。女工们三三两两勉强地离开了办公楼，机关才恢复了正常。
然而，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有人说，看到熟悉而亲切的办公楼，和领导一脸无奈的表情，实在不忍心大闹一场，减员的责任不在矿上，根本问题在局里，咱把从山下通往东区几个大矿拉煤的火车路堵了，向矿务局讨说法。
一百五十名女工像潮水般地涌向铁路，把火车堵了一天一夜，性质由上访变成了刑事案件。矿务局公安处联合地方公安，组成一百人的执法大队，以妨碍公共安全罪对她们实施抓捕。
肖伟光知道此事后，电话打到局长办公室，一腔沙哑的声音恳求说，局长不能采取过激行为，她们虽然违法，但没有搞破坏的目的，她们都是无辜的，抓人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局长请您相信我肖伟光的能力，我一定能妥善解决。
局长说：我相信你，能合理劝导离开是上策，局党政正在研究你们鳌北矿的问题，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否则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
肖伟光带来全体的机关领导现场疏导，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姐妹们，堵火车是犯法的，大家知道吗？这也不是我们鳌北人的风格。姐妹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深入到厂矿、农村的各个领域，只要有力气、有想法，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出去稍微摆个摊点都比上班挣得多。请你们相信我肖伟光，我一定动员全矿有亲属关系的人，给大家想办法找再就业的门路，有我肖伟光吃的，就有大家吃的，保证不让一户一人日子过不下去。
肖伟光矿长的人格魅力，加上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遏制了一起重大的治安案件的扩大化。通过和风细雨、解剖麻雀的形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鳌北煤矿响应减员分流的号召，将机关三十六个科室合并成十三个，人员由二百八十名减到了一百三十名，没有出现上访事件。最为典型的宣传部由以前的八人，减到和团委、党办合并成三人，田宝琪副部长负责全面工作。
田宝琪自从到了宣传部以后，大家很少见到，不仅是每天早上矿区大喇叭的新闻稿件需要他编好下午送广播员录音，大量的稿件得他去采写，基层通讯员投来的稿件根本满足不了时段的需要，有时候改一遍通讯员写的稿件比他自己写还艰难。矿领导要求每期在《渭北矿工报》必须有鳌北煤矿的新闻，鳌北煤矿的产量占到全局的一半，是《渭北矿工报》主要的新闻源，矿务局领导在报纸上两期不见鳌北煤矿的稿子就打电话问原因。每年矿务局宣传部还要给鳌北煤矿分配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五十篇见报稿的任务，这些工作几乎都落到了田宝琪的头上。因为宣传部人员都是从基层调整下来即将退休的书记，没有地方安排，放在宣传部只拿工资不干活。部长是从矿务局宣传部调整下来的老资格，和矿长书记的年龄不差上下，而且家还在南方的农村，每年的农忙季节、春节，除了探亲假以外，休假在两个月以上。虽然八个人，实际干活的只有文书和广播员。田宝琪是全局公认的秀才，从上海工地上“请”回来，而且协议工的身份始终没有改变，年轻要进步，你不干谁干。
田宝琪说，他除了承担这些分内的工作外，党委办公室的材料经常推给他写。
是啊！谁叫你能写、名气大，领导信得过你，才让你写。好在宝琪年轻身体素质好，家里的事情妻子郭春娥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是来信鼓励他干好矿上的事，家里不用操心。即使在农村两季的农忙时节，春娥也不让宝琪回来，使他安心在矿上工作。
听宝琪说，春娥在家里还种了五亩葡萄园，两年挂果后的收入在三万元左右。有个这样贤惠能干的妻子，田宝琪完全没有经济上的压力，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每年新闻稿就有三十多篇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六十篇发表在《渭北矿工报》上。年终的渭北矿务局宣传表彰工作会议，鳌北煤矿拿到了各项工作总评的两个第一，田宝琪被评为优秀通讯员一等奖。矿务局党委副书记讲话用了一整页纸的篇幅对鳌北煤矿的宣传工作给予高度的表扬外，还把田宝琪作为今后宣传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号召全体通讯员向田宝琪学习。
田宝琪第一时间把获得优秀通讯员的荣誉证书，用印有“渭北矿务局优秀宣传工作者”字样的黑色手提包寄回家时，春娥激动得差点哭起来，把大红的荣誉证书拿在手里舍不得放下，庆幸自己嫁给了一个好男人。
机构缩编后的宣传部变成了党委工作部，业务量增加了三倍，田宝琪并没有感到人手紧工作压力大，反而有一种十年媳妇熬成婆的轻松。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下没有人再给自己指手画脚了，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回想自己来到矿上的情景，想起从工地上被找回的冷眼对待，到宣传部后的讽刺挖苦，总感觉自己是协议工，临时的，低人一等，只有干活的义务，没有说话的权利。现在咋样？不是照样拿先进吗？照样当部长吗？农民协议工又咋样？身份的问题在此时的田宝琪心里成了一个符号，一文钱不值了。他满脑子想的是咋样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工作上更上一层楼。
煤炭销售市场的持续低迷，使生产任务已经不是鳌北煤矿的第一要务。肖伟光在干部大会上说：让分流下来的职工生活有保障，重新再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才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鳌北煤矿工作的重心。按照矿务局的机构改革方案，鳌北煤矿调整工作思路，转移工作重心，不分井下和地面，不分工人和干部，只要有工作能力，有一定的社会资源，都可以抽出来为下岗分流工人谋出路。肖伟光是知道姚大勇的父亲在市经委工作，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渭北矿务局下岗职工的安置再就业优惠政策。他安排了类似姚大勇父亲这样有关系的一批人，疏通关系，掌握相关情况，为下岗职工再就业谋出路。肖伟光还亲自走访每一个分流下岗职工家庭，摸清底子，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分别解决。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和切实把分流下岗职工冷暖挂在心上的务实作风，经多方协调，鳌北煤矿在渭北市最繁华的文化宫广场争取到二百三十个免税摊位，鼓励下岗职工加入服装、建材和饮食等服务性行业，安置四百五十名下岗职工再就业，在省会城市办理六十七个免税摊位，安置下岗职工一百零八名，再通过给南方纺织加工企业劳务输出四百三十人，为下岗职工子女联系技工学校专业学习一百六十人，享受下岗职工提前退休政策，鳌北煤矿六千名下岗分流职工全部得到安置再就业，仅姚大勇利用各种关系就安置职工一百三十名，受到了渭北矿务局的通报表扬。
下岗分流安置不仅是渭北矿务局的任务，对各级政府煤炭系统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系统工程，鳌北煤矿又走在了全局的前面，得到了省政府的表扬，除肖伟光等矿领导一班人心系困难职工，设身处地想尽一切办法为职工群众办事外，与田宝琪的宣传报道工作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