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車廂被太陽曬了一整天，裏麵又裝著滿滿的乘客，所以車廂裏又悶又熱，叫人喘不過氣來，聶赫留道夫根本就沒有進車廂去，一直待在車廂外的平台上。但是這裏也一樣悶熱，當列車開出兩邊都是房舍的夾道，一股股穿堂風吹過來，聶赫留道夫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是的，是被殺死的。”他對姐姐說過的這句話不斷地出現在他的腦子裏。今天白天他看到的種種景象中給他留下印象最深、最使他難忘的是第二個死者那英俊的麵孔，露著笑意的雙唇，帶著幾分威嚴的額頭，剃光了的發青的半邊頭下麵那隻不大的硬棱棱的耳朵。最可怕的是他是被殺死的；卻沒有人知道他是被誰殺死的。但的的確確他是被殺死的。他和所有的犯人一樣，是根據馬斯連尼科夫的命令被押送出來趕路的。馬斯連尼科夫隻不過是發了一道普普通通的命令，在印好的公文上簽了名（雖然他的簽名很難看），當然，他無論如何不會認為自己有罪。那個證明犯人的身體沒問題的監獄醫生更不會認為自己有罪。他認真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他把病弱的犯人和健康的犯人已經分開了；但他絕沒有預料到天氣熱得這麽厲害，他也沒有預料到時間已經快晌午了，犯人們才被押出來上路，而且又是這麽多人一齊上路。那麽典獄長呢？典獄長隻不過是執行上麵的命令，上麵讓他什麽時候遣送犯人，他就什麽時候遣送犯人，上麵讓他遣送多少，他就遣送多少，他完全是照命令辦事。押送人員也沒有罪，他們的任務就是如數接收犯人，再如數交出犯人。押送人員押著一批犯人上路，這是常事，他們絕沒有預料到這麽身強力壯的犯人（像聶赫留道夫看到的那兩個犯人）會因受暑熱而身亡。誰都沒有罪，可人是被殺死了，就是被這些沒有罪的人殺死的。“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聶赫留道夫心裏想，“是因為所有這些人，即所有這些個省長、典獄長、警察局長和警察，都認為，世界上還存在著一種準則，按照這種準則，人和人的關係帶有強製性。要知道，比如馬斯連尼科夫、典獄長和押送人員等，如果他們不是省長，不是典獄長，不是押送人員，他們就會一百次地考慮：這麽熱的天氣，這麽多的人，能不能遣送；即使遣送，中途也會讓大家休息；一旦發現有人體力支持不住了，或是呼吸困難了，就會趕快讓他們離開隊伍，讓他們到陰涼的地方歇一會兒，讓他們喝點水；一旦發生了不幸的事，他們也會表示同情的。可是他們沒有這麽做，甚至還不讓別人這麽做，因為他們看不見他們麵前的這些人，他們隻看見他們麵前的任務，他們把任務看得高於一切。問題就在這裏。”聶赫留道夫進一步想到，“如果承認，還有什麽東西比仁愛之心更重要，哪怕隻在一個特定的場合承認一個小時，有的人便什麽罪行都幹得出來，而卻認為自己是無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