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里布满星斗。聂赫留道夫沿着有的地方冻住了有的地方还没有冻住的泥路回到客店。他敲了敲昏暗的窗子，一个宽肩膀、赤着脚的伙计给他开了门，他走进过道。从过道右边一间没有烟囱的房子里传来车夫们打呼噜的声音，从前面门外的院子里传来很多马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到正房，这个房间还算干净，房间里弥漫着艾蒿味儿和汗味儿，从隔墙里面传出来均匀的、很响的呼噜声，圣像前面点着一盏油灯，上面罩着红玻璃罩。聂赫留道夫脱了衣服，把方格毛毯铺到漆布面儿的沙发上，放上皮枕头，就躺下了。这一天的所见所闻一幕幕从他脑子里闪过。聂赫留道夫这一天所看到的情景中，最令他难过的是那个头枕男犯的腿、睡在从马桶渗出的粪水中的孩子。
今天晚上他和西蒙松的谈话，和玛斯洛娃的谈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个谈话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他现在不愿意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他还没有拿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总主意，所以他也就尽量不去想这个问题。这样一来，那些不幸的人在窒闷的空气中由于呼吸困难而挣扎的情景，那三个人，包括那个孩子，睡在从马桶中渗出的恶臭的粪水中的情景，特别是枕着男犯的腿睡觉的孩子那一副天真相，老是在他的脑子里闪现。
如果只是知道，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一部分人残酷地折磨、凌辱和迫害另一部分人，给这部分人造成极大的痛苦，这是一回事，可是这三个月来，有人亲眼目睹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这种折磨、凌辱和迫害，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聂赫留道夫就是这种残酷景象的目睹者。这三个月来，他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疯了，所以我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事；还是那些人疯了，他们制造了我看到的事？”但是那些人（他们人数很多）干的事是使他吃惊而又害怕的事；他们干这种事心安理得，他们深信，他们干的事不仅需要，而且很重要，很有益处，所以不能认为这些人是疯子。他也不认为自己是疯子，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所以他才会经常感到困惑不解。
聂赫留道夫这三个月来的所见所闻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政府通过法院和行政当局把那些思想激进、极易冲动、意志坚强、才干出众、而自我保护意识又极差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牢；其实这些人对社会犯的罪，或者说对社会的危害，并不比监外的人大，第一，他们被禁锢在监牢里、流放地和服苦役的地方，他们在这些地方数月乃至数年虚度着光阴，他们用不着操心吃穿，他们远离社会、远离家庭、远离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第二，这些人在这些地方遭到各种各样的凌辱，比如给他们戴上镣铐，给他们剃成阴阳头，给他们穿上羞辱的囚衣，使他们身上所固有的那种羞耻心和自尊心完全丧失掉了，他们身处这种境遇，也无法考虑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第三，他们的生命经常受到威胁，且不说在特殊的情况下如中暑身亡，掉入水中淹死，在一场大火中烧死；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在监禁他们的地方，经常有传染病流行，所以有的人因染上传染病死去，有的人因疲惫过度死去，有的人因斗殴死去；这些人经常处于这种环境下，就连最善良、最有道德的人从自我保护意识出发，也会干出最可怕、最残忍的事来，并且也容忍别人干这种事。第四，这些人被迫整天同那些生活上极端腐化的分子、杀人凶手、歹徒生活在一起，因此必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这就好比面团里掺上酵母一样，使他们的恶行在这些尚未完全腐化的人当中迅速蔓延开来。第五，也是最后一点，所有受到这种影响的人，不仅自己受过各种各样残酷的折磨，而且还亲眼目睹了儿童、老人在这里受到虐待，妇女在这里受到侮辱，这里用树条和鞭子抽打人；还亲眼看到，有的狱卒受到奖励，是因为他们活捉了或者打死了逃犯；还亲眼看到，这里故意把夫妻拆散，让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合住在一起；还亲眼目睹了这里枪毙人和绞死人的情景。这些人通过这一桩桩血的事实认识到，这里的各种各样的暴行、酷行、兽行不仅不被政府所禁止，而且还受到政府的许可，因为这些行为对政府有利，如果用这些行为对付奴隶，对付穷人，对付灾难中的人，那就更是许可的了。
像监狱这样的地方好像是当局有意发明的，为的是在这些地方制造严重的腐化和罪恶（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制造不出来），然后把这种腐化和罪恶传播到全体人民中间去。“当局好像提出了一个任务，这就是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多腐化一些人。”聂赫留道夫观察了监狱和羁押站的情况后，有了这个印象。每年有几十万人在监狱里受到这种腐蚀，当他们达到完全腐化的程度，就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把在监狱里学到的腐化行为传播到全体人民中。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本斯克的监狱里和在各个羁押站，聂赫留道夫看到，这个好像是社会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正在有效地实现着。
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本来都有自己的生活信条，他们的信条是由俄国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和基督教道德所规定的，可是他们扬弃了这些信条，而接受了监狱里普遍认同的一种新的信条，这种新的信条归纳起来就是：不管是打人、骂人、侮辱人，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人，只要对政府有利，都会得到许可。蹲过监狱的人都有切身体会，他们通过自己在监狱里受到的待遇认识到，那些教会的布道者和道德的卫士所宣扬的尊重人和同情人的道德准则实际上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所以他们不必遵循这些准则了。聂赫留道夫从所认识的犯人身上，从费奥多罗夫身上，从马卡尔身上，甚至从塔拉斯身上，都看到了这种情况，使聂赫留道夫大为惊讶的是塔拉斯只在羁押站待了两个月，他判断事物就一点道德观念都没有了。聂赫留道夫在路上了解到，有个犯人逃往原始森林时，怂恿同伴跟他一起逃，后来他把同伴杀死，把同伴的肉吃了。他亲眼看到过这样一个犯人，他被控犯有这种罪，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最可怕的是吃人肉的事件可不是这一起，而是时有发生。
只有在像监狱这种专门培植罪恶的场所，俄罗斯人才有可能成为像吃人肉的逃犯那样的人，逃犯已经提前把尼采的最新学说付诸行动了，逃犯认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干什么都不会被禁止，他把这种歪理传播开去，开始时传给其他犯人，然后传给全体人民。
要制止犯罪，要威慑犯罪，要纠正犯罪，要依法惩办犯罪——有关书上是这么写的。但实际上这四项措施，哪一项也没有得到实施。
本应制止犯罪，却变成了扩散犯罪；本应威慑犯罪，却变成了鼓励犯罪（很多犯罪分子，如那个吃人肉的逃犯，都是自愿走进监狱的）；本应纠正犯罪，却变成了经常性的传播犯罪；报复的必要性不仅没有因政府的惩罚而减弱，反而在没有这种必要的人民中培植这种必要。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聂赫留道夫老问这个问题，但他老也找不到答案。
他感到最为惊讶的是，他们这么干不是无意的，不是出于偶然的错误，也不是一次两次，而是长期这么干，几百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区别只在于以前是割鼻子、割耳朵，后来是打烙印，关囚笼，现在是戴手铐；现在运送犯人不再用大车，而是用火车和轮船。
当局有些人士对他说，为什么有些事使他感到气愤，这是因为目前的监狱和流放犯人的地方的设备还不够完善，条件还不太好，等新型的监狱建成后，条件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使聂赫留道夫满意，因为他认为，他之所以气愤，并不是因为监狱的设施不够完善，条件不够好。他读过一本有关改进监狱条件的书，塔尔德在书中提出装电铃和用电刑等改进措施，这种暴力手段的改进使他更为气愤了。
其实他主要气愤在法院和政府各部的官员拿着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可观的薪俸，却不干人事儿。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先是查阅法律条款（这些法律条款是和他们一样的官员、怀着和他们一样的动机编出来的）；然后把破坏了法律条款的人的行为和法律条款对号入座，根据条款把这些人发配到遥远的地方；这些人在那里完全控制在那些冷酷的、没有心肝的典狱长、看守和押送兵的手里；这些人从精神到肉体受到残酷的折磨，最后大批大批地死去。
聂赫留道夫进一步了解了监狱和羁押站的情况后发现，在犯人当中迅速传播的恶习，如酗酒、赌博、极端行为，包括吃人肉，都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像那些麻木不仁的学者把他们的行为说成是什么人性退化的表现，犯罪癖的表现，心理变态的表现；而是一部分人可以惩罚另一部分人这种荒诞无稽的错误认识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聂赫留道夫看到，人吃人的事不是从原始森林开始的，而是从政府的各部、各委员会、各司就开始了，只是在原始森林里完成罢了。比如他的姐丈和一切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官吏，从警察局长到司法部长，他们整天把司法公正，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边儿上；而他们实际所做的却都是违反司法公正、违反人民利益的事，他们只需要卢布，由于他们制造了腐化和痛苦而付给他们的卢布。这是明摆着的。
“他们做这一切难道仅仅是由于偶然的错误吗？怎么才能使这些当官的不做现在他们正在做的事，照样发给他们薪俸，甚至还发给他们奖金呢？”聂赫留道夫这样想。他想到这里，公鸡已经叫过第二遍了，尽管他只要稍微动一动，就有成群的跳蚤在他周围乱蹦，他还是睡着了，而且睡得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