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我愿意为你效力。你想抽烟吗？请等一下，我们不要把这儿弄脏了，”他说着拿过一个烟灰缸来。“怎么样？”
“我有两件事求你办一下。”
“原来如此。”
马斯连尼科夫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阴沉起来，沮丧起来。他那种像被主人挠过耳根的狗的兴奋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这里仍然能听到客厅里的说话声。一位女士说道：“我任何时候都不会相信。”而一位男士好像是在客厅的另一边不知在说什么事，反复提到：“沃龙佐娃伯爵夫人和维克托。”不知是从客厅的哪一边传来一片嘈杂的说话声和笑声。马斯连尼科夫一方面仔细听着客厅里的动静，一方面也在听聂赫留道夫说话。
“我说的还是那个女犯的事。”聂赫留道夫说道。
“是那个没有罪而被错判的女犯吧。我知道，我知道。”
“我要求把她调到医院去当看护。有人告诉我说，这事情不难办。”
马斯连尼科夫紧闭嘴唇，考虑了一下。
“这事情未必能办到，”他说道，“不过我找人商量一下，明天通知你吧。”
“有人说，医院里有很多病人，需要护理。”
“是啊，是啊。这样吧，不管什么情况，我一定给你回话。”
“那就请你多费心了。”聂赫留道夫说道。
这时从客厅传来阵阵笑声，听得出，都是发自内心的笑。
“这都是维克托挑的头，”马斯连尼科夫笑着说，“他要是兴致来了，俏皮话儿多得是。”
“还有，”聂赫留道夫说，“现在监狱里关押着一百三十人，他们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身份证过期了，他们被关在这里已经一个月了。”
他讲了一下他们被关押的原因。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马斯连尼科夫问道，他的脸上突然流露出不安和不满的表情。
“我去找一个被告，这些人在走廊里把我围住了，他们求我……”
“你去找哪个被告？”
“是一个农民，他受到别人的诬陷，我已经为他请了律师。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件事。那一百多个人什么罪也没有，难道就因为身份证过期了，就要蹲监狱吗……”
“这是检察长的事，”马斯连尼科夫恼火地打断聂赫留道夫的话说。“我们常说：断案既要快，又要公正。检察长的责任就是要经常到监狱去调查情况，看有没有被非法关押的犯人。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干，整天打牌。”
“你就不能去解决这些问题吗？”聂赫留道夫绷着面孔说道。这时他想起了律师说过的省长和检察长互相推诿的话。
“可以，我去解决。我现在就去办。”
“那她的处境就更糟了，她是个苦命的人。”就听见客厅里有个女人说道，听得出她对她所说的人并不感兴趣。
“那更好，我连这也拿走。”从客厅的另一边传来一个男人的轻佻的声音和一个女人的轻佻的笑声，这个女人好像是不给这个男人什么东西。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这个女人说道。
“好吧，就这样吧，你说的这两件事我都去办，”马斯连尼科夫一边说，一边用他那戴宝石戒指的白皙的手指头把香烟捻灭，“现在咱们到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聂赫留道夫走到客厅门口站住，说道，“有人告诉我说，昨天监狱里有犯人受了体罚。这是真的吗？”
马斯连尼科夫的脸一下红了。
“啊呀，这事你也管？老朋友，真不该让你到监狱里去，你什么事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聂赫留道夫的胳膊，再次表现出受到要人青睐后所表现出的那种激动，但是现在可不是由于高兴而激动，而是由于惶惶不安而激动。
聂赫留道夫把自己的胳膊从他手中挣脱出来，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就穿过客厅，穿过大厅，从一个个站起来的仆人的身边走过，来到前厅，来到大街上。
“他怎么了？你惹他了？”安娜问丈夫。
“这是法国人的作风。”有人说道。
“这哪里是法国人的作风，这是粗鲁人的作风。”
“他这人就这样。”
有人站起来，准备告辞，有人刚到。但是唧唧喳喳的谈话声仍然不绝于耳，因为聂赫留道夫刚走，而且又走得很不寻常，大家自然而然就把聂赫留道夫的事作为今天谈话的最好话题。
聂赫留道夫找了马斯连尼科夫的第二天，就收到马斯连尼科夫的来信，信是写在一张有单位标记的有光泽的厚信纸上，笔迹刚劲、秀美。他在信中说，他已经给医生写了信，谈了把玛斯洛娃调到医院的问题。他信中还说，他的愿望极有可能得到满足。信的署名是：爱你的老同事马斯连尼科夫。署名写得特别花哨。
“真是个混账东西！”聂赫留道夫不由得骂道，因为他从“同事”这个字眼中体味到马斯连尼科夫对他好像有点屈尊俯就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岗位上虽然干的都是些肮脏、可耻的勾当，可是他自认为是个很重要的、很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他称自己是聂赫留道夫的“同事”，如果不是有意奉承，就是想表示，自己在老同事面前绝不摆大官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