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两个礼拜，玛斯洛娃的案子可能就要由参政院审理了，聂赫留道夫计划到时候赶往彼得堡。如果参政院认为，此案仍维持原判，那么遵照写状纸的律师的建议，把状纸呈递给皇上。据律师估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对此应有思想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不充分。包括玛斯洛娃在内的一批苦役犯很可能六月初就要出发到西伯利亚，聂赫留道夫下定决心要跟玛斯洛娃到西伯利亚去，所以出发前，他必须先到乡下一趟，料理一下庄园的事务。
聂赫留道夫首先来到一处最近的庄园，库兹明斯克庄园，这是一处很大的黑土地庄园，他的主要收入来自这个庄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成年以后，他又曾两次回到这个地方。第一次是应母亲的要求，带着一个德籍管家回来检查庄园的经营情况；所以他很早就了解庄园的状况，了解农民和账房的关系，也就是和地主的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说得好听一点，是一种依附关系，说得直截了当一点，是一种被奴役和奴役的关系。但是这种奴役和一八六一年废除了的那种奴役不一样，那时是一个地主奴役很多人，现在是一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都受奴役，主要是受大的土地占有者的奴役，当然，农民有时也受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地主的奴役，但这种现象已经很少见了。聂赫留道夫非常熟悉这种奴役体制，他不可能不熟悉，因为庄园的经营方式就是建立在这种奴役体制的基础之上，而他呢，又促进了这种经营方式的建立。聂赫留道夫不仅熟悉这种奴役体制，而且他深知这种奴役体制是不合理的，是残酷的。他在大学时代，当他信奉和宣传亨利·乔治的学说时，他就研究了这种奴役体制，他遵循这个学说，把父亲留下的土地分给农民，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占有土地是一种罪恶，和五十年前占有农奴没有什么两样。
说实在的，当他进入军界，每年要挥霍掉两万卢布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这些个学说对他的生活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已经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他不但从来不考虑对待财产自己应持什么态度，从来不去想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他还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但是母亲一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他的面前了，那就是他如何继承和支配自己的财产——土地，也就是说他如何对待土地私有制。一个月前，聂赫留道夫还可以说，他无能为力改变现行制度，庄园又不是他管，他住在远离庄园的地方，虽然庄园也给他汇钱，但他还可以心安理得地过日子。现在可就不同了，情况变了，他不可能再维持现状了，他必须改变现状，必须做出牺牲，虽然他马上就要去西伯利亚，虽然和监狱方面还有许多复杂的、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都需要钱。因此，他决定他不再经营土地了，而是把土地以便宜的价格租给农民，使农民有可能摆脱对土地占有者的依附关系。聂赫留道夫把地主的情况和农奴主的情况反复进行了比较，认为地主不再雇工耕种土地，而是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这就等于农奴主把农奴的劳役制改为代役租制。当然，问题到此并没有解决，但是，这是为解决问题迈出的第一步，因为这是从粗暴的强制形式向不太粗暴的强制形式的转变。聂赫留道夫打算先迈出这第一步。
聂赫留道夫来到库兹明斯克已是中午时分。他在生活上尽量做到简朴，所以他连电报也没有打，从车站上雇了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车夫是个年轻人，他穿一件土布紧腰长衫，他上身长，下身短，腰部靠下，在打褶的地方系一根腰带，他按照习惯侧着身子坐在赶车人的座位上。他很愿意和坐车的老爷说话，因为当他们说话的时候，那匹拉辕的累得一瘸一瘸的白马和那匹拉套的疲惫不堪的瘦马就可以慢慢腾腾地磨蹭，它们巴不得这么磨蹭呢。
车夫谈了好多库兹明斯克庄园管家的情况，他还不知道他车上坐的正是庄园的主人。聂赫留道夫有意不告诉他自己的身份。
“那个德国人阔气得很，”这个在城里住过和看过几本小说的车夫说道。他半侧身对着乘客坐着，手里拿着长长的鞭杆，一会儿拿住鞭杆的下头，一会儿又拿住鞭杆的上头，看得出，他是想卖弄一下自己的博识，“他买了一辆三匹马拉的大马车，那马全是浅黄色，他带着老婆坐车出来，别提多威风了！”他继续往下说。“冬天过圣诞节，他的房子里还摆着圣诞树，他住的房子又高又大，我往他家送过客人，家里已经装上电灯。全省也找不到第二家！他搜刮的钱财，那可海了去了！他要什么有什么，因为他大权在握。听说他买了一处好地产。”
聂赫留道夫心里想，管他怎样经营庄园呢，管他怎样捞钱呢，随他的便吧，他对此毫无兴趣。可是这个上身长下身短的车夫说的这些事，他听了心里很不愉快。他欣赏着乡下这美好的景色，他看看明媚的阳光和有时把阳光遮得密密实实的乌云；他看看这广阔的田地和散布在田地上扶犁耕地的庄稼人；他看看在一片翠绿大地的上空翱翔的云雀；他看看除了橡树外所有的树都已经抽出绿芽的树林；他看看在草地上吃草的一团团的牛群和马群。他看着这些忙于耕作的庄稼人，突然想起来一件不愉快的事，当他问自己是什么事令他不愉快时，他才想起来，是车夫说的德国人在库兹明斯克庄园如何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的事。
聂赫留道夫一到库兹明斯克庄园，就着手处理庄园的事务，把这种不愉快丢到一边去了。
聂赫留道夫查看了账簿，和管家谈了话，管家告诉他说，农民的地很少，而且被地主的地所包围，这对地主非常有利。他以为他这么说就讨得了主子的欢心，而实际上是更增强了聂赫留道夫改变现状的决心，他准备不再经营庄园了，他决定把土地租给农民。
从账簿上，从和管家的谈话中，他了解到，还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最好的土地还是由地主雇工用最好的农具耕作，其余三分之一的土地由农民耕作，地主每俄亩付给五个卢布的工钱，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为了挣这五个卢布，需要把这一俄亩地犁三遍，耙三遍，然后播种、收割、打捆，最后运到打谷场上。这些活儿如果雇廉价的雇工来做，至少也需要支付十个卢布。如果农民需要什么，去和账房要，账房把农民需要的东西按最高价折合成钱，农民用劳动抵偿这些钱。农民到草地上割草，到树林里砍柴，到地里搂土豆秆儿，都要用劳动抵偿，所以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欠账房的钱。远处的地都由农民耕作，每俄亩的收入比按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多出三倍。
这些情况聂赫留道夫过去也了解，但是现在他觉得这些情况特别新鲜，使他感到奇怪的是他以及和他的地位一样的其他人为什么对这种畸形的关系竟然能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管家的理由是：如果把土地交给农民，所有的农具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只好把它们卖掉，恐怕连四分之一的钱也卖不回来，再说了，农民会把土地糟蹋掉的，总而言之，如果聂赫留道夫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损失太惨重了。管家的理由从反面证明了聂赫留道夫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把土地租给农民，虽然自己损失了大部分收入，可是自己却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决定这次到庄园来，就是要把这些事都办妥，至于收割和出售已经种到地里的庄稼，卖掉农具和不需要的房舍，这些事情可以在他走后由管家去办。他现在要求管家把被库兹明斯克庄园的土地所包围的三个村子的农民第二天召集来开会，他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并和他们商量土地的租金问题。
聂赫留道夫一想到他今天坚决抵制了管家提出的错误主张，并准备为农民牺牲自己的利益时，心里就很高兴。他走出账房，一边考虑着当前要办的事，一边在住宅周围随便走走。他走过今年荒芜了的花坛（管家在自己房子的对面建了一个花坛），走过长满杂草的网球场，走过菩提树中间的小径。他想起来他过去常常在这条小径上散步和吸烟，他还想起来漂亮的基里莫娃三年前到母亲这里做客时，跟他在这条小径上卖弄过风情。聂赫留道夫大致考虑了一下他明天将要对农民说的话，就又去找管家。他和管家一边喝茶，一边再一次讨论了如何清理庄园的地产问题，直到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他才走进为他准备好的房间，这个房间平常是用来接待客人的。
这个房间不大，很干净，墙上挂着好几幅威尼斯风景画，两扇窗户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摆一张干净的弹簧床和一张桌子，桌上放一个盛水的长颈玻璃瓶、一盒火柴和一个熄灯装置。镜子旁边放一张大桌子，桌上放一只打开的箱子，里面放着他的洗漱用具和化妆用品。箱子里还放着几本书，一本俄文书，一本德文书，一本英文书，它们的内容都一样，都是研究刑法的。他打算这次到乡下来利用空闲时间读一读这几本书，但是今天没有时间了，他要睡觉了，明天还需要早点起来准备和农民谈话呢。
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把老式红木雕花圈手椅，他看到这把椅子，就想起来这把椅子原是放在母亲屋里的，这时他心中突然出现了一种出乎意料的感觉。他突然留恋起这所破旧不堪的房子，留恋起这即将荒芜的花园，留恋起这即将被砍掉的树木，留恋起这畜棚，这马厩，这农具棚，这机器，这马，这牛，这些东西虽然不是他置办的，可是他知道，创立和维持这么大的家业是多么不容易。他以前觉得放弃这份家业容易得很，可现在他不仅留恋这一切，而且也留恋起土地和那一半的收入来，因为那一半的收入说不定现在正需要呢。于是他马上就做出结论，把土地租给农民，把家业毁掉，都是不明智之举，是不应该的。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如果我不占有土地，我就无法支撑这个家业。此外，我马上就要到西伯利亚去了，所以无论是房子，还是庄园，我都不需要，”他心里这样想。“一切都明摆着，”他心里又想，“第一，你又不会在西伯利亚过一辈子。如果你结了婚，你就会有孩子。这份儿产业你是怎样继承下来的，你还应该怎样把它传下去。你对土地应负责。把土地交出去，把家业毁掉，这做起来容易得很，可是要创立这份家业那就太难太难了。重要的是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你今后究竟如何安排你的生活，你今后究竟干什么，根据你考虑的结果再处理你的财产。你是不是决心已定？还有，你这么做是不是出于真心，是不是出于良心发现，还是做给别人看的，甚至是为了炫耀自己？”聂赫留道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人们对他的议论也影响着他下最后的决心。他想得越多，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难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思想的纠缠，他躺进干净的被窝，想入睡，为的是明天他能用清醒的头脑解决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他躺了很长时间没有睡着，从打开的窗子除了飘进来新鲜的空气，射进来月光，还传进来蛙声和夜莺的鸣叫声。听得出，有几只夜莺是在远处的花园里，有一只就在窗前鲜花盛开的丁香丛中。聂赫留道夫听着这蛙声和夜莺的鸣叫声，想起来典狱长女儿的琴声，进而想起来典狱长，想起来玛斯洛娃，他听着蛙叫，联想到玛斯洛娃说“您别管我的事”时嘴唇发抖的情景，然后是管家下去捉青蛙。应该拦住他，可是他不仅下去了，而且还变成了玛斯洛娃，并且用责备的口气对他说：“我是苦役犯，而您是公爵。”“不，我不能退让，”聂赫留道夫心里想。此时他的头脑清醒了，他问自己：“我这么做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唉，无所谓，无所谓。该睡觉了。”现在他自己下去了，下到管家和玛斯洛娃下到的那个地方，到了那里，一切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