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伯爵是退休大臣，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自己信条的人。
那么这位伊万伯爵的追求和信条是什么呢，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相信，他生来就是要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他生来就是要穿舒适、名贵的衣服，他生来就是要坐舒适、快捷的马车，这就像鸟儿生来就是要吃虫子、披羽毛、翱翔空中一样，因此这一切都必须为他准备好，供他享用。此外，这位伊万伯爵还认为，他从国库里拿到的各种俸禄当然是越多越好，他获得的勋章，包括镶宝石的勋章，当然也是越多越好，他要是能和皇亲国戚经常见面，经常交谈，那当然更好了。这位伊万伯爵认为，所有其他的一切和他的追求和他的信条相比，那都是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了。这位伊万伯爵就是抱着他的这种追求和信条在彼得堡生活了四十年，活动了四十年，四十年后，他终于当上了大臣。
伊万伯爵是怎么当上大臣的，他具备了哪些当大臣的条件：第一，他能看懂各种公文和规章，他自己也能起草公文，他起草的公文虽然不是很通顺，但还能看得懂，起码没有拼写错误；第二，他体格魁梧，需要时，他可以摆出一副傲慢不逊，高不可攀的架势，同样，如果需要，他又可以装出一副卑躬屈膝、低声下气的奴才相；第三，他无论在规范个人行为方面，还是在规范国务活动方面，都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对一切问题都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同样的问题，需要同意时，他就说同意，需要反对时，他就说反对。他这样做的时候，尽量不露声色，尽量不让人看出来他玩儿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花招，至于他这样做是符合道义，还是不符合道义，他这样做对俄罗斯帝国或者对全世界是有利，还是有弊，他对这样的问题根本不感兴趣。
他当上大臣以后，不仅他的下属和亲信（他的下属和亲信很多），就是所有的局外人以及他本人，都相信他是一个精明的治理国家的干才。但是，过了一定的时候，他什么建树也没有，什么业绩也拿不出来，那么根据生存竞争的法则，那些像他一样学会起草公文和能看懂公文的仪表堂堂但不讲道义的官员就会取代他，他只好退休。这时大家才明白，他不仅不是一个精明的、有洞察力的人，而且是一个眼光狭小、学识浅薄、过于自负的人，他的见解未必赶得上最庸俗的保守派报纸上发表的社论的水平。原来他和那些取代了他的学识浅薄，也很自负的官员没有什么区别，这一点他心里明白，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信条；那就是他每年必须拿到相当数量的俸禄，必须增添新的绶带和丝绦来美化自己的外表。他的信条是不可动摇的，所以没有人打算拒绝他的要求。国家每年给他好几万卢布，其中一部分是养老金，另一部分是酬金，因为他仍然是最高国家机关的成员，他在很多委员会里担任着主席。此外他每年都有权利把新的丝绦钉在衣服的肩上或裤子上，把新的绶带和珐琅质地的星式勋章佩戴在礼服上，他非常看重这个权利。由于这个缘故，伊万伯爵的交往就更为广阔了。
伊万伯爵听聂赫留道夫说情况，就像听手下的事务主任报告公务似的，他听完了聂赫留道夫的话，说他准备写两封信，一封信写给参政员沃尔夫，他在上诉司供职。
“对他的议论很多，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个规矩人，”他说道，“我待他不薄，所以我有什么事，他会尽力办的。”
伯爵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的。他对聂赫留道夫告诉他的费多西娅的案子很感兴趣。当聂赫留道夫告诉他，他想给皇后写信时，他说，这个案子确实很感动人，等有机会他一定把这个案子向宫里的人说一说，但是他不能保证会等到这样的机会，还是按照正常的渠道上诉吧。他想了一下后又说，如果有机会，比如礼拜四召我进宫参加小范围的交心会，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说一说。
聂赫留道夫拿上伯爵写的两封信，拿上姨妈写给玛丽艾特的信，就立刻出发到该去的地方去了。
他先去找玛丽艾特。他过去就认识她，那时她还是一个不太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他知道她后来嫁给一个仕途上一帆风顺的人，聂赫留道夫听到了很多关于此人的不好的传闻，主要是听说他对待成百上千的政治犯非常残酷，折磨政治犯是他的专职。聂赫留道夫像往常一样，心里很难过，很痛苦，因为他为了帮助受压迫的人，必须去向压迫者求情，这就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承认压迫者的行为是合法的，既然是向他们求情，就是让他们对待某某人要手下留情，不要过于严厉。在此情况下，他思想上就有斗争，他不知道该不该去求情，最后他还是认为应该去，而且决定去。问题是他必须去找玛丽艾特和她丈夫，即使他觉得很丢面子，心里很不愉快，但是又不能不去找，因为只有这样，被关在单身牢房里受折磨的不幸女子才能离开单身牢房，她和她的亲人才不会再受折磨。此外，他明明知道这些人跟他不是一样的人，他们也不把他看做是跟他们一样的人，可是他还要向他们求情，这不是虚伪是什么。他一走进这个圈子，就觉得又走上了老路，无形中就会屈从于在这个圈子里居于支配地位的那种轻佻的、不受道德约束的氛围。他在姨妈家已经有了这样的体验。今天早晨，当他同姨妈谈一些严肃的问题时，他的态度就很不严肃，话中还夹带着笑料。
他好久没有到彼得堡了，彼得堡给他的印象还和过去一样，这是一个享乐的地方，同时又是一个道德观念淡化的地方。这里环境清洁、优美，设施齐全，生活十分方便，主要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道德观念淡漠，生活放纵。
衣着漂亮、干净、且又有礼貌的马车夫赶着马车经过衣着同样漂亮、干净、同样有礼貌的警察的身旁，穿过一条漂亮、干净、洒了水的马路，经过外观漂亮、干净的一座座楼房，来到河滨街上玛丽艾特居住的楼房前。
楼门口停着一辆马车，马车前套着两匹戴眼罩的英国马；马车夫长得很像英国人，络腮胡子遮住了半个脸，他穿一身镶金边的制服，手持长鞭，得意地坐在驭座上。
穿一身整洁制服的看门人打开通向前厅的门；前厅里站着一个仆役，他穿得更加整洁，制服上还镶着丝绦，络腮胡子梳理得又光又亮，真可以算得上是美髯了；前厅里还有一个值勤卫兵，他穿一身崭新的军服，腰间挂着军刀。
“将军不会客，夫人也不会客，他们马上就要出门。”
聂赫留道夫把姨妈的信递过去，并掏出自己的名片，走到桌子跟前，桌上放着一本来客留言簿，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来访未晤，甚为遗憾。这时，仆役来到楼梯口，看门人走到大门口，吆喝道：“把车赶过来！”卫兵挺直身子，两手贴在裤缝上，站着一动不动，目送着从楼梯上走下来的夫人，这位夫人长得又瘦又小，迈着和她的身份不相称的又大又快的步子。
玛丽艾特戴着一顶大帽子，帽子上插着羽毛，穿一件黑色衣裙，披一条黑色披肩，戴一副崭新的黑色手套，脸上蒙着面纱。
她一看见聂赫留道夫，就撩起面纱，露出一副招人喜爱的面容和闪闪发亮的眼睛，她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他。
“啊呀，这不是聂赫留道夫公爵吗！”她愉快地说道，“我差点儿没认出来……”
“怎么，您还记得我的名字！”
“怎么能不记得呢，我和妹妹甚至都爱上您了，”她用法语说道，“您的变化可真大。啊呀，真抱歉，我马上要走。不过，咱们还是回去吧。”她表现出犹豫的样子，站着说道。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我要到卡缅斯卡娅家去参加祭祷。她可是太伤心了。”
“卡缅斯卡娅怎么了？”
“难道您没听说？她儿子参加决斗，被打死了，是和波津决斗。就这么一个儿子。真可怕，做母亲的伤心极了。”
“我听说了。”
“不行，我最好还是去，您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来吧。”她说着，迈开轻快的步子，迅速走向大门口。
“今天晚上我来不了，”他和她一起走到门廊上，说道。“我找您是有事。”他说着，眼睛看着驾车来到门廊前的两匹枣红马。
“什么事？”
“这是姨妈为这事写给您的信，”聂赫留道夫说着，把一个狭长的信封递给她。“您看了信就知道了。”
“我知道，伯爵夫人一定以为我能够干预丈夫的公务。她误解了。
丈夫的事我什么也管不了，而且也不想管。不过伯爵夫人和您有事，我可以破例。究竟是什么事？”她问道。她的一只戴黑手套的小手伸进衣袋里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摸出来。
“有一个姑娘，她被关在要塞里，她有病，她没参与什么活动。”
“她叫什么？”
“舒斯托娃，信里写了。”
“好吧，那我就试着办一办。”她说着，轻盈地登上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的四轮马车，坐到软绵绵的座位上，打开阳伞。仆役坐到驭座上，给车夫打了个手势，表示可以走了。马车启动了，但是她突然用阳伞捅了一下车夫的脊背，车夫赶紧拉紧马嚼子，只见两匹剽悍的英国马缩回了漂亮的头，站住了，不停地倒换着细细的腿。
“您可常来呀，没有事情也来。”她说着，笑了笑，她心里明白她的笑所具有的魅力，然后，就像演员演完戏放下幕布一样，她放下了面纱。“喂，走吧。”她又用阳伞捅了一下车夫的脊背。
聂赫留道夫举起帽子。两匹纯种枣红马打起响鼻，马蹄嗒嗒地敲响了路面，马车向前奔驰起来，只是遇到不平的路面，新换的胶皮轮垫才轻轻地跳动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