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把一個年輕人單獨關在一間牢房裏，這是很痛苦的。”姨媽搖著頭說道，並也拿起一支香煙抽起來。
“我想，誰都受不了。”聶赫留道夫說道。
“不是誰都受不了，”姨媽說道，“有人告訴我說，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把這種情況看做是一種休息。一個地下工作者整天過著缺衣少食的生活，神經總是繃得很緊，他們不僅擔心自己，也擔心別人，也擔心革命事業，可是一旦被捕了，他們肩上的擔子也就卸掉了，就該坐下來休息了。所以他們被抓起來的時候，一點也不悲觀，還很高興呢。不過，對於無辜的年輕人來說（當局總是首先抓像舒斯托娃這樣的無辜者），這第一次精神上的打擊無疑是很痛苦的。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失去了自由，受到虐待，吃得不好，呼吸的空氣也不好，總之，不管監獄的條件有多壞，他們都無所謂。即使條件再壞上兩倍，他們也能經受得住，他們最不能忍受的是第一次被捕後遭到的這精神上的打擊。”
“難道您也有過這樣的遭遇？”
“我？我坐過兩次牢，”姨媽笑著說道，她雖然臉上在笑，但心裏卻痛苦得很。“他們第一次抓我的時候，是師出無名的，”她接著說道，“那時我二十二歲，已經有了一個孩子，肚子裏還懷著孩子。我雖然必須忍受失去自由、離開孩子、離開丈夫的痛苦，但是這種痛苦算不了什麽，最痛苦的還是我意識到，我從此就失去了人的尊嚴。我想最後再看我女兒一眼，可是他們不讓，他們讓我立刻上馬車跟他們走。我問他們把我帶到什麽地方去，他們說到了那裏我就知道了。我問他們我犯了什麽罪，他們不回答我的問題。他們審問過我以後，給我換上帶號碼的囚衣，把我帶到拱頂牢房，打開門，把我推進去，把門鎖上，他們就走了，就留下一個荷槍的哨兵，他不聲不響地在走廊裏走來走去，偶爾從門縫往裏瞅一眼，那時我真是痛苦極了。我記得當時最使我吃驚的是一個憲兵軍官審問我時，居然遞過一支香煙讓我吸。這麽說來，他知道，人都喜歡吸煙；這麽說來，他也知道，人都愛自由，愛光明；這麽說來，他更知道，母親都愛孩子，孩子都愛母親。那他們為什麽還要如此沒有心肝地剝奪了我所愛的一切，把我像野獸一樣鎖在這牢房裏？這種打擊不可能不在人的心靈中留下創傷。比如一個人，他原來是相信上帝的，相信人的，相信人和人都是互相友愛的，可是經過這樣的打擊以後，他就什麽都不相信了。從那以後，我就不再相信人了，而且我恨所有的人。”她說完這番話後，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