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道夫留在彼得堡要办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的案子的问题，他打算通过过去曾是一个团的同事，现任宫廷侍从武官的博加特廖夫把教派信徒的申诉书呈给皇上。他一大早就来到博加特廖夫家，博加特廖夫还在家，不过他吃完早饭，就要出门了。博加特廖夫身材虽不高，但很结实。他力气过人，能把马蹄铁掰弯。他为人和气、真诚、直率，而且信奉自由主义思想。不过他和皇室的人很接近，他爱皇上，爱皇上的家人。他以他独特的方法周旋于这个最高层，他只看这个最高层好的一面，至于最高层干的那些坏事，那些带有欺骗性的事，他从不参与。他不指摘任何人，也不指摘任何措施。他遇事要么一声不吭，要么用他那洪亮的嗓门儿说他需要说的话，他说话时常常伴随着爽朗的笑声。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并不是他在玩儿什么手腕儿。
“你来了，太好了，你还没有吃早饭吧？坐吧。煎牛排好吃得很。
我开头和结尾总是要吃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哈，哈，哈！怎么样，喝点酒吧，”他指着装着红酒的长颈玻璃瓶，大声说道，“我常常想着你。申诉书我一定递上去，我一定交到皇上手里，这是一定的。不过我想到一点，你是不是先去找一下托波罗夫，这样会更好些。”
当博加特廖夫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道夫皱起了眉头。
“他是个关键人物，无论什么案子，最终都要问他，由他拿主意。
他可能会答应你的要求。”
“如果你建议我去找他，那我就去一趟吧。”
“那太好了。怎么样，你对彼得堡印象如何？”博加特廖夫大声问道，“你说说。”
“我觉得，我都被它迷住了。”聂赫留道夫说道。
“你都被它迷住了？”博加特廖夫把聂赫留道夫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你不想吃点东西，就不吃吧。”他用餐巾擦了擦胡子。“那你就去吧，如果他不给办，那你就把申诉书给我，我明天就递上去，”他大声说道。他从桌旁站起来，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显然是无意识画的，就像他吃完饭无意识擦一擦嘴一样，然后把军刀佩上。“现在我该走了，那咱们再见吧！”
“我也走，咱们一块儿出去吧，”聂赫留道夫说着高兴地握了握博加特廖夫那只宽大、有力的手。他们一起来到门廊上，他在这里和博加特廖夫分手了。博加特廖夫在他脑子里留下愉快的印象，这印象是：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思想健康、不善于用心计的人。
聂赫留道夫虽然认为去找托波罗夫也是白找，也没什么用，但他依照博加特廖夫的建议，还是决定去找一趟，因为教派信徒的案子怎么了结，取决于托波罗夫。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就其任务来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只有头脑简单的人和丧失理念的人才看不到这种矛盾。而托波罗夫既头脑简单，又缺乏理念。他的职务所包含的矛盾是：这个职务的任务就是用外部手段，不排除使用暴力，维护教会，保卫教会；而教会自己却说，教会是上帝亲手缔造的，无论是地狱，无论是任何人为的力量，都无法动摇教会的存在。这个上帝所缔造的、不可动摇的机构却需要托波罗夫及其属下官员领导的由人组成的机构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看不到这个矛盾，或者不愿意看到这个矛盾，所以他老是担心，会不会有个什么天主教教士，有个什么基督教新教的牧师，或是有个什么教派信徒，毁掉地狱都无法毁掉的教会。
托波罗夫像所有的人一样，连一点基本的宗教观念也没有，连一点平等、博爱的意识也没有，可是他相信，老百姓不能和他比，老百姓需要这种观念和意识，而他不一定需要，也许没有这种观念和意识，他反而活得称心。其实他的灵魂深处什么都不信，他认为不信神不信鬼，反而活得很自在，很舒坦。但是他担心老百姓也不信神不信鬼，所以正像他说的，他的神圣的使命就是如何说服老百姓，让他们相信上帝，相信神鬼。
托波罗夫相信，老百姓都喜欢迷信，就像一本食谱里说的，虾都喜欢人把它们活着煮了吃。
他对待他所保护的宗教，就像养鸡人对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一样，腐肉的气味很难闻，但是鸡喜欢吃，所以就应该用腐肉喂鸡。
当然，无论是伊维利亚的神像，喀山的神像，还是斯摩棱斯克的神像，都是老百姓膜拜的偶像，老百姓喜欢这一套，信这一套，所以应该保护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根本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老百姓之所以喜欢迷信，是因为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像他这样残酷无情的人。他们这些人受过教育，有了知识，但他们没有把知识用到应该用的地方，他们不但没有帮助老百姓摆脱愚昧无知，反而用迷信束缚老百姓的思想。
当聂赫留道夫走进托波罗夫的接待室时，托波罗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和一个女修道院院长谈话。这位修道院院长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女贵族，她现在正在西部地区，在被强迫接受东正教的合并派教徒中间，传播东正教教义，扶持东正教。
一个担负着特殊任务在接待室值班的官员问聂赫留道夫有什么事，当他了解到聂赫留道夫是准备把教派信徒的申诉书呈递给皇上时，就问聂赫留道夫他能不能看一看申诉书。聂赫留道夫把申诉书交给值班官员，值班官员拿着申诉书到办公室去了。这时只见女修道院院长头戴修女帽，脸上蒙着飘动的面纱，身穿拖地的黑色长裙，白皙的双手放在胸前，手里拿着一串黄玉念珠，从办公室走出来，朝着大门走去。但是托波罗夫还没有让人请聂赫留道夫进办公室去，他此时拿着申诉书一边看，一边直摇头。申诉书写得事实清楚，要求明确，语气强硬，托波罗夫看了心里很不高兴。
“如果这份申诉书一旦递到皇上手里，就可能会招来许多麻烦，可能会引起误解。”他看完申诉书后这样想。他把申诉书放到桌子上，按铃让把聂赫留道夫请进办公室。
他记得教派信徒的这个案子，他曾经收到过他们的申诉书。这个案子的案情是：脱离了东正教的基督徒一再受到规劝和告诫，后来就被送上法庭审判，但是法庭判他们无罪。当时大主教协同省长以他们结婚不合法为借口，决定把丈夫、妻子和孩子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这些做父亲的和做妻子的要求不要拆散他们的家庭。托波罗夫记起来这个案子第一次到他手上时的情况。当时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种做法该不该制止。不过，如果肯定和批准了这种做法，即把这些农民家庭的成员分别遣送到不同的地方，这是一点害处也没有的，如果还让这些人住在他们原来住的地方，他们就会对其他人产生负面影响，就会使更多的人脱离东正教，而且这件事也表明了大主教对东正教的忠诚，所以他就批准了这个做法。
现在却突然冒出个辩护人聂赫留道夫来，他在彼得堡有很多关系，这个案子很可能被当做一个迫害事件弄到皇上那里去，或是也可能刊登在外国报纸上，所以他立刻做出个意外的决定。
“您好啊。”他显出一个大忙人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道夫，刚问过好，马上就谈案子的问题。
“这个案子我了解。我一看到这些名字，就想起来这件不幸的事。”他说着拿起申诉书，指给聂赫留道夫看那些名字。“我非常感谢您，是您提醒了我这件事。这是省府过分热心宗教事务的结果……”
聂赫留道夫没吭声，他对此人一点好感也没有，他只是看着他那副呆板的、苍白的、虚伪的面孔。“我这就吩咐下去，让他们取消这种做法，把这些人送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
“这么说来，我是不是可以不呈递这份申诉书了？”聂赫留道夫说道。
“完全不必要了，这个案子我一定照您的要求处理，”他说“我”的时候，特别加重了语气，他相信，他的诚意，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
“最好我现在就把处理意见写出来，那就劳您驾稍候。”
他走到桌子跟前坐下，开始写处理意见。聂赫留道夫没有坐，他居高临下看着他那窄小的秃顶，看着他那拿笔疾书的手，看着他手上突暴的青筋，他心里很纳闷儿，他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对一切都冷若冰霜的人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热心起来？……“问题解决了，”托波罗夫一边封信封的口，一边说，“你可以把这消息告诉您所保护的人了。”他闭紧嘴唇，从嘴角挤出一点笑意。
“这些人为了什么吃这样的苦头？”聂赫留道夫说着接过信封。
托波罗夫抬起头，笑了笑，好像聂赫留道夫的问题很好笑似的。
“这我可不能对您说。我只能说，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我们的保护，因为他们的利益很重要，所以对宗教问题过分热心，这并不可怕，并没有什么害处，现在普遍存在的对宗教问题的过分冷漠的态度倒是可怕的和有害的。”
“怎么能为了宗教而拆散家庭呢，要知道，维系家庭是宗教应做的第一善事……”
托波罗夫仍然故作宽容地笑了笑，他大概认为聂赫留道夫的话很幼稚，不管聂赫留道夫说什么，托波罗夫都认为他的话是幼稚的和片面的，托波罗夫自认为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看问题。
“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也许你说得对，”他说道，“但是从国家的角度看问题，就不是这样了。不过，真对不起，我不能奉陪了。”托波罗夫说着，点了一下头，伸过一只手来。
聂赫留道夫握了一下他伸出的手，就一声没吭赶忙走出来了，他很后悔握了他的手。
“哼，老百姓的利益，”他重复着托波罗夫的话。“什么老百姓的利益，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利益罢了。”他一边从托波罗夫的寓所往外走，一边这样想。
那些号称恢复公正、保护宗教和教育人民的机构所处置过的人在他的脑子里一个个闪过，他们是：因无照经营酒而受到惩罚的农妇、因盗窃而被拘留的伙计、因无家可归而被监禁的流浪者、因放火而被关起来的纵火者、因侵吞公款而被监禁的银行家，还有这个可怜的舒斯托娃，她之所以被抓，是因为想从她的口中得到所需情报，还有因脱离东正教而被放逐的教派信徒，还有主张立宪而受到迫害的古尔克维奇。当聂赫留道夫记起这些人的时候，脑子里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那就是这些人之所以被抓、被关、被流放，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干了亏心事，或是触犯了刑律；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们和富人们侵占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财富。
无论是无照经营酒的农妇，无论是在城里游**的小偷，无论是保管宣传品的舒斯托娃，无论是破除迷信的教派信徒，无论是要求立宪的古尔克维奇，都妨碍着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聂赫留道夫完全明白了，所有这些官僚，从他姨妈的丈夫，到参政员和托波罗夫，到坐在各个部门椅子上的那些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先生们，他们丝毫也不会因无辜者受到冤枉、受到诬陷而感到不安，他们只关心如何才能清除掉一切危险分子。
因此，他们没有遵守为了不冤枉一个无罪的人而宁可赦免十个有罪的人的原则；相反，他们为了清除掉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却不惜惩罚十个没有危险的人。这就好比为了切除掉一块烂肉，连好肉也通通切除掉。
聂赫留道夫这样来解释他所看到的现象，这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解释了，但是正因为他的解释太简单太明白了，他反而怀疑他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对这样复杂的现象不能做这样简单的、武断的解释，同样，当权者大谈特谈什么断案公正了，以善为本了，维护法律了，保护宗教了，相信上帝了，等等，等等，也不仅仅只是嘴上谈谈而已，这些话中包含着最野蛮的私欲和最残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