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道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到监狱医院去，把参政院裁定维持原判的不幸消息告诉玛斯洛娃，让她做去西伯利亚的思想准备。
律师已经把呈给皇上的申诉书写好并交给了他，他现在把申诉书带到监狱来，让玛斯洛娃签字，不过他对这次申诉不抱什么希望。
说来也奇怪，他现在倒不希望上诉能获成功。他思想上已经做好了去西伯利亚的准备，已经做好了去流放犯和苦役犯中间生活的准备，如果玛斯洛娃被判无罪，他倒很难想象他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斯洛娃的生活。他想起了美国作家梭罗说过的一句话，当美国实行奴隶制的时候，这位作家说，在奴隶制合法化和得到保护的国家里，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个正直的公民来说，惟一体面的地方就是监狱。聂赫留道夫也是这么想的，尤其是他去了一趟彼得堡，了解了那里的很多情况后。
“对极了，在目前的俄国，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惟一体面的地方就是监狱！”他心里想。当他现在正走进监狱的高墙时，他更是直接体会到了这一点。
医院的看门人认出了聂赫留道夫，马上就告诉他，玛斯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儿了。
“她到哪儿去了？”
“又回牢房去了。”
“为什么又让她回牢房去了？”聂赫留道夫问道。
“她是什么人，老爷，”看门人鄙夷地笑着说，“她和医士勾搭上了，主任医生就让她走了。”
聂赫留道夫怎么也没想到，玛斯洛娃的精神状态怎么和他完全一样。这个消息使他非常吃惊。
此时，他非常痛苦，就像大难突然降临到头上。他知道此事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首先，他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一直以为，她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好的变化，他为此还很高兴呢。她一再地说，她不愿意让他为她做出牺牲，她责备他，骂他，她当着他的面哭，现在看来，她的这些表现只不过是一个心理反常的女人耍的手腕儿，她只是想更好地利用他罢了。她这人可真是习性难改呀，他最后一次探监时，就已经从她身上看出了这个苗头。这些念头是在他下意识地戴上帽子，从医院往外走时，从他脑子里闪过的。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是不是还有必要和她绑在一起？她既然干出这种事，我是不是就可以摆脱她了？”他问自己。
他刚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他想摆脱她，丢开她，其目的无非是想惩罚她，可实际上他惩罚的不是她，而是自己，于是他感到可怕。
“不能因为出了这种事，我就改变了自己的决定，我的决定不能改变。她想做什么，就让她去做，这是她的精神状态所决定的。她想和医士勾搭，就让她勾搭好了，这是她的事……而我应该做的事，却是我的良心要求我做的，”他心里想，“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自己的自由，为了赎我的罪，我决定跟她结婚，即使是假结婚也行，不管她被流放到什么地方去，我都要跟她去，我的这个决心不会改变。”他这样想着，走出医院，迈着坚定的步子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他走到大门跟前，要求值班看守去报告典狱长，就说他希望和玛斯洛娃见面。值班看守认识聂赫留道夫，因为他是熟人，就首先把监狱里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告诉了他：原先的上尉被免职了，他的工作由另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管理严格起来了，比过去严格多了，”看守说道，“他现在在这儿，马上去报告。”
果然典狱长在，他立刻出来见聂赫留道夫。这位新典狱长个子很高，但很瘦，胯骨很大，走起路来慢慢腾腾，一副忧郁的面孔。
“在规定的日子才允许探监。”他说话时，眼睛没有看着聂赫留道夫。
“我需要她在呈给皇上的申诉书上签字。”
“我可以转给她。”
“我需要亲自见见这个女犯人，以前一直允许我见她的。”
“以前是以前。”典狱长扫了一眼聂赫留道夫，说道。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赫留道夫说着开始往外掏许可证。
“请给我看看，”典狱长说道，他仍然没有看聂赫留道夫的眼睛，只是伸出一只白白的、瘦长的手（食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接过聂赫留道夫递过来的许可证，慢腾腾地看了一遍，然后说，“您请到办公室来吧。”
此时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坐到桌旁，开始翻看放在桌上的文件，这说明他和玛斯洛娃见面时，他并不想离开办公室。聂赫留道夫问他，能不能见一见政治犯薇拉，典狱长斩钉截铁地答复说不行。
“不允许探政治犯。”他说道，然后又埋头看他的文件。
聂赫留道夫因为衣袋里装有给薇拉的信，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个有过错的人，其意图已经被人发现，所以也就不可能实现了。
当玛斯洛娃走进办公室时，典狱长抬起头，既没有看玛斯洛娃，也没有看聂赫留道夫，只是说：“你们可以谈了！”然后又继续看文件。
玛斯洛娃还像以前一样，又穿上了白褂、白裙，戴上了三角头巾。
她走到聂赫留道夫跟前，看着他那冷冰冰的、恶狠狠的面孔，她的脸登时涨得通红，她垂下眼睛，用手摸弄着衣服边儿。聂赫留道夫发现她如此地难为情，就认为医院看门人的话是可信的。
聂赫留道夫很想像上次见面时那样对待她，但是他没有把手伸给她，因为他现在非常厌恶她。
“我给您带来的是个坏消息，”他平心静气地说道，他没有看她，也没有把手伸给她，“参政院驳回了上诉。”
“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她说话的声音很奇怪，她好像喘不上气来。
要是过去，聂赫留道夫肯定会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就知道是这个结果，可现在，他只是瞅了她一眼，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但是这不仅没有使他的心软下来，反而使他更加气恼了。
典狱长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聂赫留道夫虽然很厌恶玛斯洛娃，但由于上诉被参政院驳回，他还是认为需要对她表示一点同情。
“您不必灰心，”他说道，“把申诉书呈给皇上也许管用，我希望……”“我不是考虑这件事……”她用噙满泪水的有点斜视的眼睛悲戚地看着他，说道。
“那您考虑什么呢？”
“您去过医院了，他们一定对您说起过我……”
“那又怎么样，那是您的事。”聂赫留道夫紧锁双眉，冷冷地说道。
他因自尊心受到侮辱而出现的愤懑情绪本来已经缓和了许多，可是她一提到医院，他的这种情绪又变得强烈起来。“他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任何一个上等人家的姑娘都会认为嫁给他是莫大的幸福，可他却愿意做这个女人的丈夫，但是她等不及了，跟医士勾搭上了。”
他用厌恶的目光看着她，心里这样想。
“您在申诉书上签字吧。”他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申诉书从信封里抽出来，放到桌子上。她用头巾的一角擦干眼泪，坐到桌旁，问他在哪儿写，写什么。
他告诉她写什么，在哪儿写，她用左手把右胳膊的袖子捋起来，他仍然站着，默默地看着她那俯在桌上的、因想哭而忍着没有哭故而不时地**的脊背，这时他的脑子里有两种思想展开斗争，一种思想是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因而憎恶她，一种思想是看到她如此痛苦因而同情她，怜悯她，最后还是后一种思想占了上风。
他不记得他是先从心里同情她，可怜她，还是先想起自己的罪孽和自己干的那些下流事，却责备她干这种事。但他几乎是同时既感到自己有罪，又可怜她。
她在申诉书上签了字，把沾上墨水的手指头在裙子上擦了擦，然后站起来，瞅了他一眼。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绝不会改变我的决定。”聂赫留道夫说道。
他想，他既然原谅了她，他既然越来越同情她，怜悯她，他就应该说点安慰她的话。
“我说到做到。不管您被流放到什么地方，我都跟着您去。”
“没有这个必要。”她赶忙打断他的话说道，这时她的脸上露出笑容。
“您想想，路上您都需要带什么。”
“好像不需要带什么特别的东西。多谢了。”
这时，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聂赫留道夫没有等典狱长提醒，就和玛斯洛娃告过别，走出来了。此时，他觉得他的心情特别好，特别平静，他觉得他爱所有的人，他觉得他以前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心情。他现在认识到，不管玛斯洛娃有过什么行为，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他对她的爱，正因为他有了这个认识，所以他就不会苦恼了，他的思想已经升华到一个他从未体验过的高度。她和医士勾搭，这是她的事，因为他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和为了上帝。
其实，聂赫留道夫信以为真的所谓玛斯洛娃因和医士勾搭而被逐出医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玛斯洛娃按照女医士的吩咐到走廊尽头的药房去取药，她在药房碰上医士乌斯季诺夫，此人大高个儿，长着满脸的粉刺，他经常纠缠玛斯洛娃，玛斯洛娃简直厌恶透他了，玛斯洛娃为了挣脱他，使劲推了他一把，他撞到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药架上掉下来，打碎了。
这时主任医生正从走廊上经过，听见药瓶打碎的声音，又看见玛斯洛娃满脸通红从药房跑出来，就生气地冲她喊道：“喂，怎么回事，你要是在这里勾引人，我就打发你走。”然后他从眼镜架上面严厉地看着医士，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医士嬉皮笑脸地为自己开脱。主任医生还没听医士把话说完，就抬起头透过眼镜正眼看他了。后来，主任医生到病房去了。就在当天，他告诉典狱长，让典狱长另派一名看护来接替玛斯洛娃，不过要派稳重一点的。这就是所谓的玛斯洛娃勾搭医士的真实情况。借口她勾引男人而把她从医院逐出这件事使玛斯洛娃非常痛苦，因为她自从遇到聂赫留道夫以后，她就更加厌恶她早已厌恶了的同男人的关系。
随便一个什么人，包括这个满脸粉刺的医士，总是根据她过去和现在所处的地位来看待她，认为自己有权侮辱她，如果遭到她的拒绝，还感到惊讶呢，她一想到自己的这种处境，就非常气愤，就非常可怜自己，就想哭。现在，当她看到聂赫留道夫时，她就想向他表白，就想告诉他，他听到的情况是不真实的。但是她刚想表白，就感觉到他是不会信的，她的表白只会增加他的怀疑，于是她的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
玛斯洛娃仍然认为，她还像第二次和他见面时对他说的一样，当时她说，她不宽恕他，她恨他，她对这一点继续深信不疑。可实际上呢，她早就又爱上他了，这从以下的事实可以看出来，凡是他希望她做的，她都情不自禁地去做，比如她戒了酒，戒了烟，比如她不再搔首弄姿，比如她听他的话到医院当了看护。她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知道，他希望她这么做。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要跟她结婚，可是她都断然拒绝了，她不愿意接受他为自己做出的牺牲，这是因为她的自尊心在起作用，可主要的还是因为她知道，如果他和她结了婚，对他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她下决心不接受他为自己做出的牺牲，而事实上，当她想到，他瞧不起她，还认为她仍然和过去一样，看不到她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她心里就万分痛苦。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一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这比她听到最终判她服苦役的消息还要令她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