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下了决心以这里为界限。无论说好话哄他或是说硬话吓唬他，都不起作用。时间过得飞快——非采取严厉手段不可了。所以我就拴住他的大拇指，把他踮起脚尖吊起来。他越来越痛，就尖声惨叫：那声音简直叫我有些受不了。可是我坚持不放松，过了一会儿他就喊叫起来：
“啊，放我下来吧，我说！”
“不行——你先说了我才放你下来。”
现在每一片刻的时间对他都是痛苦，所以他就说出来了：
“大鹰旅舍，一六六号！”他说的是江边的一个下等客栈！，一般卖力气的人和码头工人，还有那些更不体面的人常去的地方。
于是我就把他放了下来，然后又叫他给我说这次阴谋的目的。
“今晚要夺取要塞。”他一面顽强地说，一面低声哭着。
“我是不是把这次阴谋的头儿们都抓着了？”
“没有，除了你抓到的而外，还有要到一六六号去开会的人。”
“你那‘记住辛辛辛辛’是什么意思？”
没有回答。
“到一六六号去的口令是什么？”
没有回答。
“那一堆一堆的字和记号是什么意思——‘×××××’和‘○○○○’？快说！要不然又叫你尝尝那个滋味。”
“我绝不回答！我宁肯死。现在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把你说的话好好儿想想吧，威克鲁。拿定主意了吗？”
他坚决地回答，声音毫不发颤。
“拿定主意啦。我非常爱我那遭难的南方，痛恨这北方的太阳所照耀的一切，所以我宁肯死，也不会泄露那些消息。”
我又拴住他的大拇指把他吊起来。这可怜的小家伙痛得要命的时候，他那尖叫的声音真叫人听着心都要碎了，可是我们再也没有逼出他什么口供来。不管你问他什么话，他老是叫着同一个回答：“我可以死，而且我决定死，可是我决不说。”
咳，我们只好就那么算了。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宁肯死也不会招供。所以我们就把他放下来，再把他关起来，严加看管。
然后我们忙了几个钟头，一面给军政部打电报，一面准备突击一六六号。
那个漆黑和寒冷的夜晚是够令人提心吊胆的。要塞的情报已经泄露了一些，整个要塞都在提防意外。哨兵加成了三岗，谁也不能进出，一走动就会被哨兵用步枪对准他的头，叫他站住。不过韦布和我却不像原先那么担心了。因为有许多主犯既已落网，阴谋就必然受到相当大的挫折了。
我决定及时赶到一六六号去，抓住“乙乙”，把他的嘴堵上，等着其余的人来到，好逮捕他们。大约在凌晨一点一刻，我就悄悄离开要塞，后面还带着六个精壮的正规兵，还有威克鲁那孩子，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我告诉他说，我们要到一六六号去，要是发现他这次又说了谎话，叫我们上当，那他就非领我们到正确的地方去不可，否则就要叫他吃苦头。
我们偷偷地走近那个客栈，进行侦察。小小的酒吧间里点着一支蜡烛，其余的房间都是黑暗的。我试着开前门，并没有锁，我们就轻轻地走进去，仍旧把门关上。然后我们把鞋脱掉，我带头领着大家到酒吧间里。德国店主坐在那儿，在椅子上睡着了。我轻轻地把他推醒，叫他脱掉靴子，在我们前面走；同时警告他不许作声。他一声不响地顺从了，可是显然吓得要命。我命令他带路到一六六号去。我们爬上了两三层楼梯，脚步像猫儿那么轻。然后我们走到一道很长的过道尽头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房间门口，从那个门上装着玻璃的小窗户里，我们可以看得出里面有一支暗淡的蜡烛的亮光。店主在暗中摸索着找到了我，悄悄地说那就是一六六号。我试了试那扇门——里面锁上了。我给一个个子最大的士兵贴着耳朵下了一道命令，我们就把宽大的肩膀顶住门，猛推一把，就把门上的铰链冲开了。我隐隐约约地看见**有一个人影——看见他连忙向蜡烛把头伸过去，蜡烛一灭，我们就在一团漆黑当中了。我猛扑过去，一下子跳到了**，用膝头使劲按住了**那个人。被我抓住的人拼命地挣扎，可是我使左手卡住了他的嗓子，这给我的膝头很大的帮助，总算把他制服了。然后我马上把手枪掏出来，扣下扳机，把那冰冷的枪筒抵住他的腮帮子，表示警告。
“现在谁给划根洋火吧！”我说，“我把他抓牢啦。”
有人照办了。火柴的光亮起来了。我望着我抓住的人，哎呀，老天爷，原来是个年轻的女人！
我把她放了，连忙下床来，心里觉得怪害臊。大家都瞪着眼睛望着身边的人发呆。这桩意外的事太突如其来，叫人莫名其妙，因此大家都非常慌张，不知怎么才好。那个年轻的女人开始哭起来，用被窝蒙住了脸。店主恭敬地说：
“是我的女儿，她大概是干了什么不规矩的事吧，nicht wahr？”
“你的女儿？她是你的女儿吗？”
“啊，是呀，她是我的女儿，她今晚上才从辛辛那提回家来的，有点儿小病。”
“他妈的，那孩子又撒谎啦。这不是他说的那个一六六号；这不是‘乙乙’。威克鲁，你给我们找到那个真正的一六六号吧，要不然——喂！那孩子在哪儿？”
跑掉了，丝毫不假！不但跑了，我们连一点线索也找不到。这可是个伤脑筋的情况。我骂自己太傻，没有把他拴在一个士兵的身上。可是现在为这个而懊恼是没有用处的。到了这个地步，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是当前的问题。不过说到源头，那个姑娘说不定就是“乙乙”。我并不相信这个，可是把疑惑当成定论是不妥当的。所以我就叫我那几个士兵留在一六六号对面的一个空房间里，吩咐他们一见有人走近那个姑娘的房间，就一律把他们抓起来，同时还叫他们把店主和他们扣押在一起，严加看管，且待以后的命令。然后我就赶回要塞去看看那儿是否还平安无事。
不错，平安无事。而且还始终都没有问题。我通夜守着，没有睡觉，以防意外。可是毫无动静。后来看见天又亮了，我居然能够给部里打电报，报告星条国旗仍旧在特伦布尔要塞上空飘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心头解除了无限的压力。不过我当然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也没有停止努力，因为当时的局势太严重了，疏忽是不行的。我把那些犯人一个个叫来，整个钟头地拷问他们，总想叫他们招供，可是毫无结果。他们只是咬牙切齿，直扯头发，什么也没有吐露出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得到了那个失踪的孩子的消息。有人在早上六点钟，大约在八英里以外看见他在路上，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西走。我马上派一个骑兵中尉和一个士兵去追他。他们在二十英里以外看见他了。他已经翻过了一道篱笆，疲乏地拖着脚步穿过一片尽是烂泥的田野，向着一个村庄的边上一座旧式的大房子走过去。他们骑着马穿过一片小树林，迂回过去，由相对的方向包抄那所房子；然后下了马，赶快溜到厨房里。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又溜进靠近的一间屋子里，那儿也没有人；由那间屋里通着前面起居室的门是开着的。他们正想要由这扇门里走过去，忽然听见一个很低的声音——那是有人在祷告。于是他们就恭恭敬敬地站住了，中尉把头伸进去，看见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在那间起居室的一个角落里跪着，正在祷告的是那老头。刚刚祷告完毕的时候，威克鲁那孩子打开前门走进来了。那两个老人一同向他扑过去，紧紧地搂着他，叫他透不过气来。他们大声嚷道——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宝贝！多谢上帝。跑掉的又回来啦！死了的又复活啦！”
喂，先生，你猜是怎么回事！那个小鬼原来就是在那个农庄上生长的，本来是一辈子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五英里路远，后来才在两个星期以前闲**到我那地方去，编了那一个伤心的故事把我哄住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个老头是他的父亲——是个有学问的退休了的老牧师，那个老太婆是他的母亲。
现在让我来对这个孩子和他的举动略加说明吧。原来他是爱看廉价小说和那些专登情节离奇的故事的刊物看得入迷了的——所以莫名其妙的神秘事件和天花乱坠的侠义行为正合他的胃口。后来他又看到报纸上报道叛军的间谍到我们这边来潜伏活动的情况，以及他们那可怕的企图和两三次轰动一时的成功，结果他的脑子里就把这个问题想入非非了。他曾经有几个月和一个长于说话的富于幻想的北方青年经常混在一起，那个青年在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上游二三百英里的各地之间航行的几只邮船上当过两年事务员——因此他谈起那一带地方的地名和其他情形都显得很熟悉。我在战前曾经在那一带地方住过两三个月，我对那儿所知道的很有限，所以容易被那孩子哄住，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路易斯安那人，那也许不等他说到十五分钟，就可以发现他露出马脚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他情愿死也不肯解释他那几个阴谋的暗号吗？干脆就是因为他无法解释！——那些记号根本没有意义，他是由想象中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先事后都没有考虑过。所以突然问起他来，他就想不出什么说法来解释。譬如他对那封“暗墨水写的信”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也说不出来，充分的理由就是那里面根本没有隐藏任何秘密，那封信不过是空白的纸张罢了。他根本没有搁什么东西到大炮里面，而且从来没有打算过这么做——因为他那些信都是写给一些想象中的人物的，他每次藏一封信到那个马棚里，老是把前一天放在那儿的一封拿走；所以他对那根带结的小绳子并不知道，因为我拿给他看的时候，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可是我一让他说明来历，他马上就照他那异想天开的派头，承认那是他放的，而且因此收到了一些很妙的戏剧性的效果。他捏造了一个“盖罗德”先生；还有什么证券街十五号，当时已经根本不存在了——三个月以前就拆掉了。他还捏造了那位“上校”；我所逮捕的并且和他对质过的那些无辜受累的人，让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来历，也都是他捏造的；“乙乙”也是他捏造的；“一六六号”也可以说是他捏造的，因为在我们到大鹰旅社去之前，他还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个房间。凡是需要捏造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他都随时捏造得出来。我要他说出“外面的”间谍，他马上就把他在旅馆里见过的一些陌生人形容一番，其实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过是他偶尔听到过的。呵，在那惊心动魄的几天里，他一直在一个有声有色的、神秘的、浪漫的境界里过日子，我觉得这个境界对他说来是真实的，而且他想必是一直从他的心坎里欣赏着它的滋味。
可是他给我们找了不少的麻烦，而且使我们受了说不完的耻辱。你看，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抓了一二十个人，把他们在要塞里关起来！还在他们门口安了哨兵。被捕的人有许多都是军人之类，我对他们是无需道歉的；可是其余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第一流公民，无论你说多少赔罪的话，也不足以使他们满意。他们简直就是大发脾气，跟我们闹个没完！那两个妇女呢—— 一个是俄亥俄州一位议员的太太，另一个是西部一位主教的妹妹——咳，她们尽量对我说的那许多侮辱和挖苦的话，和她们所流的那些冒火的眼泪，成了一份纪念品，大概可以使我很久都记得她们——而且我是会记得的。那位戴护目镜的瘸腿老先生是费城的一个大学校长，他是来参加他的侄子的丧礼的。他原先当然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威克鲁。咳，他不但错过了丧礼，被我们当作叛军间谍关起来，而且威克鲁还站在我的营房里无情地把他说成加尔维斯敦名声最臭的一个流氓窠来的伪造犯、黑人贩子、偷马贼、放火犯。这种侮辱，这位倒霉的老先生似乎是根本不能原谅的。
还有军政部呀！可是，真晦气，这一段我就不去谈它了吧！
附注——我把这篇故事的稿子拿给少校看，他说：“你对军队里的事情不大熟悉，这使你弄出了一些小小的错误。不过连这些地方也还是写得有声有色——随它去吧。军队里的人看了会笑，别人可看不出毛病来。你把这个故事的主要事实都说对了，叙述得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大致相符。”——马克.吐温。
张友松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