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玲对外边的事情是浑然不知的。猝然而来的幸福让她每天都处在一种恍惚如梦的状态之中。
早晨，从梦里醒来，去卫生间洗过脸，就坐在窗前的凳子上，等张菊萍来给她梳头。这几天张菊萍天天给她梳理头发，不让彩玲自己动手。
谢九龙说！女方的父母不愿意见你，他们主要是不愿意这么处置自己的孩子。女方的事就全由我代理了。
张菊萍用一把牛角梳一边精心为她梳理着，一边赞叹：多好的头发呀。彩玲的发型也是张菊萍带她在发廊里做的，板烫的“清汤挂面”型，瀑布一般垂在肩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张菊萍有时别出心裁地把彩玲顶心的头发梳出两条细小的辫子，于是彩玲就又多了几分俏皮。
那个时候彩玲就想起了爷爷。
小时候，她的小辫子一直是爷爷给她编的。爷爷骨节粗大的手指笨拙地给她梳理着又黄又细的头发，然后把它们编成歪歪扭扭的小辫子。爷爷的手很重，揪得她头皮发疼，她一咧嘴想哭，爷爷就给她念歌谣！火棒棒棍儿，打灯花，谁家娶个秃脑瓜。梳不得头，戴不得花，光会给人焐脚丫儿。她就笑了。爷爷编出的小辫是最丑的小辫，总是惹得小女伴们笑她。她那时多羡慕那些小辫儿梳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啊，她们的小辫都是妈妈梳的，有很多次她梦见妈妈来了，妈妈的手很柔、很轻地给她梳小辫，梳出的小辫上扎了两条小红绳编的蝴蝶，跑起来飞呀飞的，小女伴们再也不笑她了，都说她的小辫子真漂亮。可妈妈的脸却是模糊的，模糊得像一团雾气。从这样的梦里醒来她总是很沮丧。
每天完成了这道程序，张菊萍就带彩玲到外面小吃街上吃早点，然后带她去玩，彩玲在公园的游乐场里坐了摩天轮，过山车，体验了从未有过的惊险与刺激，她夸张地和别的女孩子一样尖叫，张菊萍就在下面大声喊“彩玲，彩玲，把眼睛闭上。听到张菊萍的喊声彩玲就不害怕了。
然后她们就到动物园去看猴子，所有的动物中彩玲只喜欢猴子，对大象啊老虎啊不太感兴趣。有一只壮年的公猴显然也对彩玲发生了兴趣，它冲着彩玲龇牙咧嘴地扮鬼脸，翻跟头，还把自己那个肮脏的东西从腿裆里拨弄起来，冲彩玲显摆。彩玲赶忙捂上了眼睛。张菊萍就捡起一块小石子投那公猴，骂道”不要脸的臭流氓。引得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啸笑。
十七
走出动物园的时候，彩玲意外碰到了民工小马。
其实小马也在寻找彩玲。从打那天他把彩玲送回医院之后，他的心突然就空落了下来。彩玲趴在他背上的感觉成了他最甜美的回忆。不过当时连彩玲长的什么样他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背上她就走了，彩玲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的美刺得他心跳加快了好多倍。
他曾到医院去找过彩玲——他对她所知只有她的名字——院方告诉他，彩玲已经出院了，但他们又不知她出院后去了哪里。
二十三岁的小马从来没有过接触异性的经历，他来自一个偏远的山村，进城打工四年了，唯一的想法是按父母亲的愿望攒一笔钱，娶一个媳妇。可是四年了这个希望却总是镜花水月一般的缥渺。不用说，他攒下的钱是远远不够娶回一个媳妇的，城里到处是钱，可那些钱都是别人的，属于他的就只有每个月可怜巴巴的那么几张，还不能按时领到手，常常是三五个月才关一次饷。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愿望压抑到了最低的标准。不过他却成了一个优秀的油漆匠，那些油漆给了他五彩斑斓的梦想，他调和着它们，让它们在他的手中呈现出一派生香活色。
自从背回了彩玲，他的心就成了一匹野马。他隐隐觉得他和这个陌生的女孩之
间注定要发生一些什么故事。
几番徒劳无功的寻觅之后他的这种念头淡了下来，那个叫彩玲的女孩就像一只蝴蝶，在他的日子里停留了一小会儿又飞得无影无踪了，连影子也难以寻觅。
意外地碰到彩玲的时候他正从一家油漆店买油漆回来，他踩着三轮车，棉衣外头套着蓝色长罩衫，胳膊上戴着斑斑点点的套袖，浑身散发着一种油漆的味道。他最先看到彩玲站到了一路公共汽车的站牌下面。开头他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像彩玲，只是比彩玲更漂亮一些，就忍不住多看了一会儿，越看就越觉得是彩玲了，他小心地把车踩过去，叫了一声“喂”。
彩玲也看见了小马，她瞅着小马笑笑说：原来是你呀，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我还没有谢你们呢。
小马说：谢什么。我去过医院里，他们说你第二天就出院了，现在你住哪儿？彩玲说：就在站东街……
正在这时，车来了。张菊萍忙拉彩玲上了车。
在车上，张菊萍问彩玲：他是谁呀？
彩玲说：就是那天晚上帮过我的那个民工，好像姓马吧。
十八
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早晨还没停。
拉开窗帘，外面的世界巳经被一张比白更白的绒毯捂盖得严严实实。那似乎是一种漂浮在水面上的颜色，然而却有着真正的节奏与层次，有很多更复杂的颜色和声音正在它的覆盖之下**。
吃了早饭，张菊萍就去找谢九龙了。彩玲一个人坐在窗前，看外面的雪花在玻璃窗上旋旋舞舞。贴在玻璃上的雪花立刻就变得无影无踪，很多的雪花争相粘在玻璃窗上，变成了一粒粒晶莹的水珠，水珠越凝越大，光滑的玻璃承载不住它，就滚落下来，整个过程没有一点声息。彩玲在想，这个时候或许有很多女孩子像她一样，坐在玻璃窗前，看一片雪花变成水珠的过程“彩玲想，也许只有感受到幸福的女孩才会有这种心境，可是她能够拥有的幸福像什么呢？难道就像这无声无息中变成水滴的雪花？
正这么想着，有人敲门，彩玲把门打开，进来一个戴绒线帽的男人”他的帽子压得很低，帽下又有一条带子兜住下巴，看不清脸，他摘下帽子，抖着上边的雪花，抬起头笑了笑，说：这地方真难找“
彩玲说：原来是你呀？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来人是民工小马。他抄起**的一把扫床的刷子，扫着肩上的雪，说，那天你只说在站东街，就上车了，我在站东街找了七八家大大小小的旅店，才在这里找到了你。
彩玲给小马倒了一杯水，又给他拿了一袋开了口的鱼皮花生。她说：小马，你们今天没上班呀？
民工小马说：今天工地上验收，我出来到采购点结了账，就顺便来看看你。
彩玲的脸就红了。小马说：那天拉你上车的那个女人是你妈吧？
彩玲说：是我大姑。
小马说：我说句话你可别不高兴，我觉得你大姑那人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彩玲说：有什么说不出的东西？
小马说：那天拽你上车你大姑盯了我一眼，我觉得她那眼里有针。
彩玲说：我大姑是个好人。
俩人说了一会话，讲了些各自的事情。主要是小马说，彩玲听。小马讲的都是他们工地上的事，他说自从那天他送走了彩玲，工友们总拿他开玩笑，还起哄他梦里喊彩玲的名字。彩玲就说：原来你们那些人那么坏呀。小马说，他们只是嘴上说说，心是不错的。你走了后大家也都惦着嘛。要不哪天你再到我们工地上看看嘛。彩玲说：我可不敢去了，我去了他们又不知说出什么话来哩。
彩玲问小马在工地上做什么事，小马说是油工，就是涂油漆的工种。这个工种不太累，可接触的都是化学的东西，像甲醛呀，乙醚呀，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人得癌。
他的师傅刚三十二岁，就得了癌，去年死了。现在他是师傅了”彩玲说：你别干这个工种了。小马说：你不愿意让我干这个工种我就想办法换一个。小马的乡音和鼻音都很重，把“我”说成“鹅”。小马又问了些彩玲的情况，说：你也别在那个厂干了，更危险嘛，听说花炮厂总是发生爆炸，遭难的全是女娃嘛。
彩玲问起小马的老板，小马说：我们老板是个人精嘛。前几年总是克扣工钱，过年我们也拿不到钱嘛。现在上面不让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了，他才不敢那么做了，今年就回去过了个年嘛。他有钱嘛，有两部小车，三部手机，家里住着大别墅嘛。吃一顿馆子顶上我们三个月的工钱，可我们开几百块钱工钱，就像割他肉一样。
远处的电信大楼的报时钟响了几下，小马就站起身子，问彩玲：你打算到哪儿去？彩玲摇摇头，再问，彩玲说：我听我大姑的。
小马就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我的老家去嘛。
彩玲没有说话。
小马的脸僵了一下，又说：我还可以再来看你吗？
小马的脸色很快又红润起来，他说：我得走了，回去晚了老板要骂的。
彩玲从暖气片上替他拿了绒线帽，帽子暖暖的散发着热气，小马很感激地看着彩玲，他没有留心彩玲什么时候把帽子给他烤在暖气片上了。小马没有戴上帽子，他把帽子抓在手里，贴在脸上，仿佛要让脸来吸收那份珍贵无比的温暖。
临走时，小马说：你给我打电话嘛。彩玲问：你有手机呀？小马说：没有。俺们工地上有电话，队长是我老乡。
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二十
张菊萍再次到谢九龙那里去的时候，彩玲就到门口的话吧里试探着给小马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小马就来了。
小马进门后从怀里摸出一个塑料袋，打开，是一条紫色提花真丝围巾“
小马说：不知道你喜欢个甚，看到街上有个女孩戴了条好看的围巾，就给你买了一条”
彩玲说：很贵吧？
小马说：不贵，才三十八块钱，太贵了我买不起嘛“等攒够了钱，我想买一部手机，到时候跟你联系就方便了嘛。听说手机便宜的才几百块钱，也能发短信。小马就背出了他们队长手机上的几条短信，逗得彩玲直乐。
彩玲乐完了就把围巾围在脖子上，在门后的镜子上照，镜子里很快又挤进小马的脸，他一笑露出一口小白牙。小马说：你戴上这条围巾，比所有的女娃娃都好看嘛。
彩玲的脸上一阵发热。
彩玲说：翠翠也有过跟这差不多的一条围巾哩。
小马问：翠翠是谁？
彩玲就讲了翠翠的事，讲着讲着她就伤感起来。
小马哄她说：咱们唱歌好吧。你会唱甚？
彩玲说她不会唱，翠翠的歌是唱得最好的，比电视上的明星唱得还要好。翠翠要上电视，就一定能成为歌星。
小马不让她再提翠翠了，他说：那我给你唱一个嘛。
他就唱了一个《兰花花》。小马唱得真的很不错，他用家乡的土话唱，把“蓝格英英”唱成“兰过因因”，把“真是爱死个人”唱成“征是艾煞个扔”，彩玲听得很是新鲜。唱了几支歌，小马就要走了，他说：队长只让我出来一个钟头嘛，回去晚了要挨骂的。
彩玲就有些依依不舍。小马站起身子时突然抱住彩玲，在她光洁的额头上轻轻
亲了一下。
彩玲一阵眩晕，小马已经像蝴蝶一样飞出了门外。
谢九龙对张菊萍说！小添来了。
张菊萍问：在哪？
谢九龙说！在黄河大酒店，他带了一辆面包车，是来接彩玲的。
张菊萍愣了一下神。谢九龙从床底下拽出一个编织袋，里面是几十捆崭新的千元一捆的大钞。谢九龙说！这些钱够我们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的了。办妥了这件事，咱们就过自己日子去。
张菊萍说：为什么偏偏是今天？
谢九龙说！我给小添打电话，说那女孩巳经不行了，小添才赶了过来。夜长梦多，你连这道理都不懂？今天是周末，你那旅店里也清静一些。
张菊萍说：短脖子，我真有些怕你了。你让我害怕。
二十二
张菊萍回到旅店时，彩玲已经歪在**睡着了，怀里抱着那条丝巾。
张菊萍叫彩玲起来吃饭，她从门外的西餐屋里买回了彩玲喜欢吃的炸鸡和面包。彩玲坐起来，神情却有些怔怔的。张菊萍问！怎么了？彩玲没回答，却问张菊萍！大姑，你知道有个叫“鞭打芦花车牛返”的村子么？
民工小马说，他老家那村子的名字叫“鞭打芦花车牛返”，七个字的村名在全中国绝对是第一家！
张菊萍说！你这孩子又说梦话了，什么“鞭打芦花”什么“车牛返”，哪有叫这么拗口的村名的。
想了想又说！这鞭打芦花好像是老辈人讲过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后妈给亲生儿子做了一件棉衣，絮的是上好的新棉花；给后儿子做了一件棉衣，絮的却是芦花。后来有一次当爹的带两个儿子出门去干活，那个穿芦花棉衣的孩子冻得受不住，就到
阳坡上晒太阳，当爹的以为他偷懒，就用赶牛的鞭子抽打他，棉衣抽破了，露出来的是芦花“他又扯开小儿子的棉衣，发觉里边絮的新棉花，于是就把这个婆娘休掉了。是这个故事吗？
彩玲说：前边是这样的，后边的故事是，那个后娘总看着后儿子不顺眼，经常找他的毛病，有一回说她丢了十几吊铜钱，诬赖后儿子偷了，后儿子不服和她吵了起来，后来一家人就吵嚷到县衙里去了，县太爷升堂问案，发现这里面必有冤情，就让衙役用鞭子打那个后儿子，鞭子打下去棉衣就破了，露出了芦花，再扯过小儿，撕开他的棉袄，里面却是新棉花，就重重责打了那个后妈，问了她的罪。
张菊萍的神色暗淡了下来，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无论怎样，办完了这件事她会把女儿接来同她一起生活，再不分开。她会给女儿买最好的衣服，上最好的学校，一直供她上大学。
彩玲又说：俺爷爷说过，一层肚皮一层山，十层肚皮不相干。俺爷爷还说过，人欺心做了坏事，天有眼哩。
张菊萍的手抖了一下。
彩玲没说这个故事是民工小马上午讲给她的，她没有把小马来过的事告诉张菊萍，张菊萍也没有问她什么，甚至连彩玲那条真丝紫色纱巾的来路也没有问起。
睡觉前，张菊萍照例给彩玲倒了一杯酸奶，看着她喝下去。彩玲喝了奶，不一会就沉沉睡了过去。
张菊萍在那杯奶里融了谢九龙交给她的整整一小瓶冬眠灵，她知道彩玲再也不会醒来了。
张菊萍到楼道里的洗手间洗了把脸，她的心像要跳到喉咙外边去了。
回到房间，她下意识探了探彩玲的鼻息，顺手抄起彩玲搭在床边的那条紫纱巾，缠在彩玲的脖子上，用尽全身力气，死命勒了下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用枕巾盖住了彩玲的脸，她害怕突然间彩玲会睁开眼睛。
这件事情做完了，她又去了趟洗手间，转身到前台，把服务员叫起来，结算住宿费，说一会儿要赶夜车回去，孩子的舅舅就要来接她们了。说完就给谢短脖子打了手机。
打完电话她问服务员！你知道有个村子叫鞭打芦花车牛返么？服务员一脸困惑地摇摇头。
三个月后，在公安局审讯室里，张菊萍平静地讲述了她作案的经过，她确实叙述得波澜不惊，有条不紊，就像在讲一个与她完全无关的故事。
讲完了，她问审她的那个女警察！你知道有个叫鞭打芦花车牛返的村子么？女警察笑笑！怎么不知道？要不是来自那个村子的一个民工痴情地寻找彩玲，你们怕是还在逍遥法外吧。怎么，你现在感到后悔了？
张菊萍摇摇头。
女警察问：你就真的觉得没有对不起谁？
张菊萍说：要说对不起，我对不起的是我的女儿，我女儿今年十八岁了，生日比彩玲小了两个月零四天。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眼里有泪水流了出来。
2005年8月12日晨2时
一条河的诞生
一张伏与焕星
海河民工张伏在梦里让一泡尿憋得猴急。
那似乎是个集日，满街筒子的大闺女小媳妇，花团锦簇。所有的人都在用眼睛监视他，想找个背人墙旮旯解裤子都不可能，可普天下居然找不到一间茅房。他感觉到自己的尿脖好像一座超过了警戒水位的水库，快要决堤了。小肚子那儿像着了火，腰虾米一样弓着，眼泪鼻涕一起流——张伏每当让尿憋得受不住时，往往就出现这种感觉。
终于，有一座茅房在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扑了过去，解开裤子。那尿就如同决堤的山洪，**地奔涌出来。张伏顿时感觉到了一种全身的通泰，被释放的感觉从小肚子那儿迅速传导到全身每一条神经末梢，连骨节都发出了欢快的响声。
正在他系裤子时，眼前突然站出了一条黑大汉，吼道：“你这人，咋跑到人家堂屋来撒尿哩！”黑大汉捣蒜臼一样的拳头砸下来时，张伏一个激灵，从梦里惊醒了。从梦里醒过来的张伏立刻就感觉到了身下一片湿漉漉的温热。他明白那一泡决堤的尿水再一次倾泻在了自己的褥子上。
张伏从被窝里伸出脑袋，往工棚外看了看，月亮清冷的光盐一样铺了满地。工棚里吊着一盏玻璃罩的桅灯，灯捻上结了两朵黑亮的灯花，橙黄色的光芒游移不定地闪动着，工棚里二十多个民工，灯光下一排青青白白的头颅，放屁打鼾，蹬腿咬牙，睡得天摇地动。
张伏下意识地把身子往下缩了缩，他想用自己的体温把褥子焐干，这样就免得第二天早晨晒被褥，当众出丑了。
张伏尿床的毛病，从小到二十多岁，一直在困扰着他，奇怪的是，越是提心吊胆地怕尿床的时候就偏偏尿床，即使晚饭时连粥也不敢喝，还是不能幸免，不知尿脖里那么多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每次尿床都是在一场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茅房的梦中。从小到大，他被这痛苦而又幸福的梦折磨得死去活来。
为了治这个毛病，张伏吃了数不清的草药和民间偏方。有些偏方简直可以用稀奇古怪来形容，比如七根带螳螂子的桑树枝烧成灰，研为细末，用无根水（雨水或雪水）冲服；比如把鸡蛋放在尿里腌七天，然后煮了吃等等。腌在尿里的鸡蛋有一种呛鼻子的尿臊味儿，张伏硬是捏着鼻子一连吃了几十天。那时他在读初中，他的同学说他打嗝都带一股尿臊气。
读初中的张伏还像婴儿一样使用尿布，每天早晨那些五颜六色的尿布晒在宿舍的窗台上，犹如万国旗。除了上课，所有的同学都离他远远的，他们无法容忍他从骨节里弥漫出来的那种气味。
有几次张伏差点就因此退了学，可是二哥不让他退。张伏弟兄三个，大哥赶车时从车辕杠上掉下来，让车碾了，就成了瘫子，一年到头在膝盖上绑了两只破鞋底子，连滚带爬地给生产队搓草绳。生产队每年分的口粮，只够吃上半年，有半年的时光就得吃野菜。张伏能读到初中全靠在县兽医站当兽医的二哥。二哥自己就是吃着红薯咬牙读完初中，考人了畜牧中专，毕业后当了吃国粮的兽医。他发誓让弟弟张伏能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张伏读完初中，**就爆发了，他家是富农成分，高中的大门冷酷无情地对他关闭了。
张伏下学的头一年就上了治河工地。他没有资格人团，没有资格当基干民兵，作为“可教子女”，他唯一的出路就是上河工。上河工不仅可以解决肚皮问题，而且生产队每天给记十个工分，如果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像张伏这样十七八岁的“小青皮儿”，只能算个半劳力，甚至连妇女劳力的工分也挣不到。
可是张伏已经上了四年河工，他差不多已成为民工连的老资格了。
因为尿床这个毛病，张伏在工棚里只能睡靠近门口的最后一个铺位，他的左邻换了好几个，最近这一位叫靳焕星，是个头一年出河工的后生。
焕星的铺盖由于紧挨着张伏，张伏那里一“发水”，焕星这儿首先就得“分洪”，两人常常一块晒被子。民工们取笑焕星说：“焕星你也跟上张伏学着画地图啦？”焕星不笑也不答话，脸却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