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新闻稿送到专区指挥部，胡庆湘主任审稿时把徐博学的名字划掉了。胡庆湘说徐博学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算是臭老九。这样的人是不能宣传的。”
张伏拗不过胡庆湘，又觉得十分对不起徐技术，从专区指挥部送稿回来，好几天不敢跟徐技术打照面。
拉坡机的报道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专区指挥部、县团的领导都来了七连，接见了张二林。兄弟区、县、连队来取经的人接连不断，一拨又一拨。
当一张张标准、规范的图纸铺在参观的人们面前，人们全惊呆了，这个只读过小学的“泥腿子”，居然画出了只有科班出身的机械工程师才能画出的图纸。
能说会道的张二林把发明拉坡机的过程描绘得无比生动，说在攻坚最艰难的日子里，每天做梦都画图纸，有一个关键部件的图纸，就是在梦里画出来的，醒来后就赶紧记录到纸上。所以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在枕边放上纸和笔。他还谈到自己发明拉坡机的动机，是由于自己出身贫农家庭，家乡年年闹水灾，受尽了海河的苦。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咱打心眼里拥护，发誓要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根治海河等等。听得人们热泪盈眶。
省和专区指挥部的领导指示：这个典型一定要树立起来，要搞纵深报道，并且迅速在全省海河工地推广拉坡机。
一个晚上，二林成了“人物”。
这下可难为了张伏。二林要参加省里组织的根治海河民工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团”，到各地去巡回报告，那些“讲用”材料，张伏得没明扯夜地给他写。
张伏觉得这活比下工地推土车还让人难受。
他写的材料，统由胡庆湘把关。胡庆湘是材料匠出身，套路极熟。他点拨张伏，这份材料要突出重点，一是深深挖掘张二林制造拉坡机的阶级根源，只有苦大仇深才会对根治海河产生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这是唯一的思想动力。因此，一定要把二林的“革命家史”写足、写好，讲起来能让听众泣不成声最好。再就是突出阶级斗争观点，要强调在制造拉坡机的过程中，土专家同资产阶级臭老九的斗争。除了这两点以外，还要突出反映二林平常怎么关心集体，关心同志，怎么对根治海河充满了阶级感情，第一个报名上海河，而且编了很多快板、顺口溜，到处宣传根治海河。张伏的头立时涨得有斗大了。
二林家的成分，是贫农不假，可却是土改三年前才成为贫农的，根本没有什么血泪史。二林的村子上河涯，离张伏的村子下河涯只隔了一条南运河，两个村的土地却不一样，下河涯差不多全是涝洼地，而上河涯都是上岗子沙土地，从来没挨过淹。大家都是一锹土上的人，谁家房上的几块瓦都知道，这样的话就是二林自己也不好讲。至于制造拉坡机过程中土专家与臭老九的斗争，更是无从谈起。他们两个人是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有不同的想法，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后来证明徐技术毕竟是真正的专家。这样一写就在徐技术身上缺德了。还有，二林压根就不是第一个报名上海河，而是从未报过名。他来治河全是大队干部们硬逼上来的。他编了那么多顺口溜，都是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那些顺口溜并没有一首是颂扬根治海河的。况且，二林还当过“逃兵
看出张伏心里有些疑惑，胡庆湘说：“典型材料要有典型意义，一个典型要树立起来，必须要突出他身上的那些闪光的东西。写典型材料也得强调三突出’，在一些问题上也不妨实事求似’，不可样样较真儿。这下你总该明白一些了吧？”
张伏好像害了一场大病，才把二林的“讲用”材料写完了。一切全按胡庆湘列出的提纲来编排。在写二林的“革命家史”那一段时，张伏愁得简直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二林启发他说：“这样吧，把你家闹大水那年发生的事写上，还有你大姑送人那一节，就挺让人感动的。”张伏说：“俺家是富农，把富农的家史安在贫农的忆苦材料里，这还了得？”二林说：“你家那时也是贫农，而俺家却是富农哩。”张伏说：“这些事人们也都知道，你敢往外讲呀？”二林说：“在当地我不这么讲，要讲就讲解放前海河给咱这一带老百姓带来的苦难，笼统地说，不具体指哪一家。到了外地我再讲这段历史，反正也没人去查证。”
二林卓越的口头表达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讲用”团里的英模，差不多全是“大车王”、“老海河”、“小老虎”、“铁姑娘”等出大力流大汗的角色，在这些笨嘴拙舌的人群里，伶牙俐齿的“土专家”张二林就越发显得鹤立鸡群，每场报告，都赢得了最多的掌声。
开始在工地上作巡回“讲用”，张伏作为“材料匠”，一直跟团。二林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买一大捆五颜六色的标语纸，让张伏给他写标语。标语上写的全都是“一定要根治海河”这么几个字。张伏建议再写几条别的，二林说：“那不行，你要想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得把一件事做到尽头，你总写这一条人们才注意，写多了人家就不注意了”再说你也不可能总跟上讲用团，等你走了我就自己练着写标语，从现在起我就专练这几个字，你写多了我学不来“”
然后二林就到处去贴标语，甚至讲用团路过的每一个村庄，也都留下了二林的标语“这一回，二林真的成了“走到哪里就把根治海河宣传到哪里”的典型了。
二林作起“讲用”报告来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他把过去编的一些“顺口溜”即兴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如那一首共产党过来把河挖（就改成了“唐修寺庙宋修塔，共产党过来把河挖。谁说治水靠龙王，咱把老龙脖子掐。”他已经完全用不着再看张伏为他起草的稿子了，他坐到主席台前的时候，甚至连一张纸也用不着带，打开话匣子就开讲，不歇气地讲上三五个钟头，连口水也不喝。张伏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替他写标语。贴标语二林要亲自去，因为帮忙的人一多，人家就不容易记住谁是那个一路贴标语的二林了。
闲下来的时候二林就跟张伏学写标语，写来写去就是“一定要根治海河”那么几个字，后来又加了个落款“讲用团宣”，二林毕竟心灵手巧，学了几天，写起来也蛮像一回事了。
二林手里的钱很快就用光了，就向张伏借。
张伏的钱也快用光的时候，就对二林说：
“其实写标语的开支可以让团里报销的。”
二林说：“那可不行。”
张伏说：“咋不行，你标语上有的不也署上讲用团宣’吗？”
二林说：“一让公家报销，咱对根治海河的这份感情就打折扣了。咱下决心走到哪里就把根治海河宣传到哪里，怎么能让公家替咱付出这份感情呢？”
张伏说：“二林你说实话，你真对治河有感情了？”
二林无比虔诚地说：“真的，向毛主席保证，这一回是真的，真心实意，千真万确。根治海河有多好哇，这好处我以前咋就没有体会到呢！”
二林也出过一次洋相，不过那是唯一的一次。
有一回在一个专区指挥机关的驻地作“讲用”，听众们被他的热情深深感动，散场后，纷纷给他往衣服上别毛主席纪念章。他的上衣前前后后全都给别满了大的小的铝的瓷的各种形状各种材质的毛主席像章。
出了会场，二林突然想到买标语的钱没了，就穿着这身衣服来到大街上，找了个人多的路口，把衣服脱下来摊到地上，刚吆喝了一声，就被两个戴红箍的人摁住了，扭送到治安小分队。问他是哪里的，他死活不敢说是讲用团的，被戴红箍的人打了两个“扯皮呱”，打得二林鼻血都出来了，还是不说。直到中午开饭，讲用团里没了二林的影子，便派人四处去找，才在治安小分队里找到了他。
从那以后，讲用团便以发放伙食补贴的名目，悄悄补给他一些钱，让他去买标语纸。
十三、徐博学
沿河工地上的巡回“讲用”报告结束，二林要随讲用团到各地给驻军、机关和学校作报告，张伏回到了连队。
郭昭功说：“连里研究过了，决定你按聘干待遇。从下一季工期开始，你们大队可以少出三个民工名额。你就在连里做专职材料员吧。”
张伏就把铺盖搬进了连部。为了方便他写作，把原来跟徐博学住一个工棚的会计老方调到别处，张伏就跟徐博学住在一起了。
见了徐技术，张伏总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亏心事，脸上讪讪的。
徐博学却一点变化都没有。
他现在太忙了。每天都有人来七连“取经”，学习制造拉坡机，他得给人家不厌其烦地讲解，各个连队的拉坡机有出故障的，他得跑来跑去地维修。后来连里干脆就成立了一个技改队，抽调了一些能工巧匠，归徐博学领导。徐博学巳经把拉坡机进行了两次改造，现在正在进行第三次。当然，这一切，他都是以张二林助手的名义进行的。
徐博学通常要忙到很晚才能回工棚。张伏每天都在鼓足勇气，要跟徐技术谈一谈，但总不知该怎么开口。
徐博学有一张二屉办公桌，是他描图纸用的。张伏住进来以后，没有桌子，开始用一只盛雨靴的纸箱垫着写作。有一天晚上徐博学回来了，见了，就把自己书桌上的书报资料归置到一边，说：“这张桌子以后算咱俩伙用。”
收拾物品的时候，张伏看见图纸下面盖着一个精巧的相框，镶着一张女人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很漂亮，小鼻子微微翘着，文雅中带几分俏皮。
徐博学说：“那是我爱人。”
张伏说：“嫂子呀，她现在在哪儿？”
徐博学说：“在工程学校当老师哩。”
张伏说怪不得，一看就知道是城里的知识分子。”
徐博学说：“跟上个我，她算是受了大委屈了。”
张伏说：“徐技术，你日后还能调回城里去吧？”
徐博学伤感地笑笑，没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你不知道，你嫂子唱歌唱得有多好哩。我生生是在学校的联欢会上听她唱歌给唱迷了的。她当年是系里的俄语课代表。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追她，她瞧都不瞧他们一眼。我天天在她们女生宿舍楼底下吹口琴，就吹她最喜欢的那一首《喀秋莎），终于有一天她走下楼来，对我说：你那口琴是个次品’，我一下子蔫了，接着她又拿出一只口琴递给我，说：要吹就吹这个牌子的！”
张伏说：“你会吹口琴？徐技术，你可隐藏得太深了，我怎么一直没听见你吹？”徐博学说：“到这儿来谁还有那样的心思，舌头都锈住了。”
说着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花手绢裹着的小包，打开来，是一把黄铜外壳口琴。徐博学说：“这是苏联的伏尔加河牌，一位苏联教师送给她的。”
张伏说：“徐技术，你吹一支吧。”
徐博学说：“好，就吹一支。”
于是轻声吹了一支《我们都是神枪手）。
张伏说！“我还真没听过谁把口琴吹得这么好呢。”
徐博学又吹了一支《日落西山红霞飞》。
接着又吹一首，张伏听不出，问！“这一支是什么曲子？”
徐博学说这一支就是《喀秋莎》。”
张伏说哦，《喀秋莎》。”
徐博学说你不知道音乐是个多么好的东西。它可以给你最体贴的关怀，最无私的帮助。你不知道那些不能吹口琴的日子我是怎么过来的。那时候我每天夜里把手指横在嘴上，默想着音乐，耳朵里果然就有了音乐之声。我的思想就跟这发不出声音的音乐对话，那时候才懂得什么叫大音稀声’。”
张伏说徐技术，你真不该待在这样的小地方！”
徐博学说张伏，我看你跟我差不多，也是一个小布尔乔亚。人不可能只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活着。不管你跟谁睡在一个屋顶下，你必须独自一个人进人梦境，然后一个人从梦里醒来。这才是我们所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我是掉了几层皮后才明白了这个现实的。”
张伏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徐博学说你可能还没有弄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一个人总要能够独立承担一点什么，起码要能够独立承担你自己的命运。该你承担什么你是推不掉的。”徐博学的眼睛里放出光来。他从一只柳条箱里拿出一只小酒瓶，一只铁盒牛肉罐头，说张伏，来，喝两杯。”
张伏说我怕喝不习惯。”
徐博学说：“酒也是个好东西。第一个好东西要数音乐，第二个就是酒，来吧。”
他给张伏往茶缸里倒了一些，举起酒瓶和张伏的茶缸碰了一下。
徐博学说你刚才说我不该在这样的地方，刚一来时我也委屈过，可现在我该为我自己庆幸了。这一段经历，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
张伏说徐技术你讲吧。”
徐博学说很多年来我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在这里算是找到了答案。”
张伏问：“什么问题？”
徐博学说！“张伏，你说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伟大不伟大？”
张伏说伟大呀。”
徐博学说！“站在河堤往下一望，满河滩的人像蚂蚁一样往来穿梭，我就想，大禹号令百姓治水也可能就是这样的场面，大运河也可能就是这么挖出来的。从大禹时代，中国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治水社会’，这样一个治水文化培养出来的民众，才最具备团结协作、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所以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治水社会才产生伟大的民众。可怕的是，你往河坡下望一望，满河筒子的人蚂蚁一样，你随便找个人问一问！你挖的这条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会产生什么作用？我敢说保证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而他们回答你的可能就是！上级让挖就挖呗。大家都在拼命地干活，却不知道为什么去干，为了谁去干，会干出个什么结果。因为这些会有一个上级替他们去想。他们只是工具，按照上级想的去做就是了。所以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治水社会才产生庸众。”
张伏兴奋地说徐技术你太了不起了。”
徐博学说：“兄弟，把这口酒喝了。这话我从来不敢跟别人说。这两天我刚把这两个问题想透彻，心里痛快，但说出去掉脑袋的资格都有了。”
张伏说！“我死也不会胡乱讲的。”
徐博学说！“我这个人呐，狗肚子盛不住半斤酥油，有了些奇思异想，不找个人聊聊就浑身发痒。”
张伏本来打算接下去找个话茬谈谈二林讲用材料的事，但他想现在已经用不着再谈了。
十四！当聘干的滋味
张伏对自己现在的处境打心眼里满意。聘干不是临时工，而是聘用的干部。虽
然离国家干部还差那么老远？政子！但毕竟已经迈。很关拙的台阶如果运气好，
转正成为国家干部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张伏开始处处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刷牙不再用金鸡牙粉，而像国干们一样用中华牙膏。他只有一件秋衣，衣领一直是黑乎乎的。他就买了几副颜色不同的衬领，一天换一副，显得衬衣很多的样子。衣服尽量在晚上洗干净，放在火墙上烤干，第二天穿用前先用茶缸子熨一熨。姚翠送他的一盒蛤蜊油，他从来没想起用过，现在每天洗完脸就抹一点，觉得脸上就光润了许多。
聘干每个月可以挣到二十九元五角的津贴，他想攒着买块东风牌手表。实在买不起东风就买块红莲也可以。总之得有块表。那样才更像个工作人员。如果没有表，就会被认为是个冒牌货。
表不仅实用，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身份和身价。暂时没有表的张伏有时总下意识地学着有表的干部的样子，捋一下自己的手腕，别人以为他在看表，就问：“张伏连手表都戴上了”他不置可否地笑笑，就把左手迅速地插进裤兜。
头疼的是尿床的毛病，总也难以克服，在讲用团时，为了不至于把招待所的床铺尿湿了造成难堪，他晚上从来不喝一滴水，而且总是睡得很晚，把尿脖全部倒空才敢躺上去睡觉，每天诚惶诚恐。
搬进连部以后，他买了一块新床单，一床新被罩，但有一天还是不小心闹了一场“水漫金山”。
徐博学并不嫌弃张伏这个毛病。他告诉张伏：要治好病，首先得克服心理的障碍。你越怕什么往往就越有什么。他还给妻子写了封信，让她找了个专家，买了一些药寄了过来，开头每天晚上徐博学都招呼张伏一块起夜，后来张伏吃了药，果然就好多了。
连里的干部始终坚持每天早晨下工地参加劳动的制度，从连长到卫生员、工程师、保管员、材料员，总之除了坎事员，每天早晨都要同民工一起下工地。张伏回到工地上，民工们看他的眼神就很复杂，有羡慕，有嫉妒，甚至也有鄙夷。不管哪一种眼光，人们无一例外排斥他却又在讨好他。张伏要推车，他们给他装土就很少。张伏让他们把车子装大一些，人们就说：“你现在和我们不一样了，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呀。”他们排斥他是由于张伏原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甚至是卑微的一员。而现在张伏却需要他们去仰视了。这种视角的改变让他们暂时无法接受，因此才感到有些不舒服。他们能够接受的，只有那个低眉垂眼的尿褥子的张伏。他们讨好他，是因为张伏当了聘干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而聘干的价值现在是一个人顶三个出工劳力的名额，也就是说，张伏比他们中的每个人身价高出了两倍以上，将来前途更是一片光明。如果转成了国家干部，有了一官半职，说不定哪一天还要求到人家门下。
民工们甚至从不当着张伏的面揶揄二林，因为揶揄二林实际上等于揶揄了张伏。张伏知道背后他们把二林叫“人造模”，显然，他们认定二林在成为“人造模”的过程中，张伏肯定是参与了一个重要部件的制作过程的。
这种距离感没有给张伏带来失落，而是巩固了他的自信。他需要的就是把这种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发挥到最好。
有一天胡庆湘下来采访，因为要到下一个连队，就把一架没上卷的海鸥120相机交给张伏保管。那架封套都已磨破的老爷相机给张伏带来了很大的兴奋。他悄悄背上相机去了工地。民工们见张伏背了架相机，不由肃然起敬。他们推的车子故意装得又满又大，推起车子也挺高了胸脯，好让张伏给他们拍照。也许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一张照片，但还是在镜头前努力使自己表现更出色些。这种谦恭极大满足了张伏的虚荣心。他不停地按动快门，直到有个民工说：“张伏，你照了半天怎么不换卷啊？”他这才想起胡庆湘说过这种120相机只能拍摄12张胶片的话。他出一头汗，说：“正好还有两张，马上就该换了。”说着拍拍衣兜，表示胶卷就装在里面。
张伏比较敬畏的是郭昭功连长。郭连长虽然熊起人来从不留情面，一张大黑脸说阴天就阴天，让人下不来台，可郭连长为人磊落，心肠又极热。他对张伏很关心，连里发草垫子，他说：“张伏有那毛病，受不得凉，多发给他一个。”他还把自己的一件旧军大衣给了张伏，怕他夜里写稿子着凉。这件事让张伏感动了好多天。
郭昭功喜欢和下属开玩笑，有时甚至搞恶作剧。比如他经常把徐博学酒瓶里的酒调包成白醋，徐博学眼神不好，般又总在被窝里才喝两口，仰脖灌一-口下
去，呛得眼泪鼻涕一起流。
郭昭功开玩笑的程度反映着他同某一个人亲近的程度。他不开玩笑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年龄比他大的老同志，一种是他认为不屑于同他开玩笑的人。张伏感到奇怪，一般来说，一个不苟言笑的领导才会有威严，可郭昭功却在连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威信，连那些经常可以跟他没深没浅开玩笑的人，实际上也对他存着几分敬畏。郭昭功在七连绝对是不怒自威的，令行禁止，说一不二。两种反差很大的性格竟然能如此完美地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真让人不可思议。
张伏很努力。他知道加倍珍惜自己的这份幸运，他知道依他现在的状况，他的理想还只是建筑在沙砾上的海市蜃楼。稍微改动一下生活链条的任意一个环节，一切都得重新改写。
他写出的稿件接二连三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刊登，海河工地广播站更是经常有他的作品播出。有一篇反映七连技术革新的通讯，居然被刊登在用好几国文字印行的《北京周报》上。他也写了很多诗。专区海河指挥部宣传队里有一位名叫刘小放的诗人，风头正健，作品不胫而走，是张伏崇拜的偶像。有一次见到姚翠的时候，她说她认识这位诗人，还说他写诗时总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边写一边比比划划做出各种雄壮有力的动作。张伏写诗时也就试图做出各种雄壮有力的动作。有一次他正比划着写诗，让郭昭功看见了，把郭昭功吓了一大跳，说：“张伏你干什么呢？”张伏转过身子，见了连长，脸就立刻红了。郭昭功凑上前去一看，笑说：“人说写诗的人都是半疯，这回咱算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