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他们在“援藏”期间，曾经记录下许多内涵丰富、感人肺腑的事迹，写下许多在雪域高原的精彩见闻、身体力行的深切感受……
扎西书记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亚东县委常务副书记钟杰，发表在《高原1000天》的书中写道——
“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光明；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中国，叫中国……”每当我唱起这首脍炙人口的藏族歌曲时，扎西书记的形象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是我最早认识的藏族同胞，是他教我学会了这首歌。
扎西书记60年代毕业于北京中央政法干校，一米八的高个子，体重足有200来斤，笔直的腰杆，宽厚的肩膀，黑红的脸膛，浓密的双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记得1995年5月25日我刚到亚东的那天，在盛大的欢迎会上，他流利地用标准的普通话致了热情洋溢的词，还向我们解释了他的名字——“扎西德勒”的“扎西”——“吉祥”的意思，给我们7位上海援藏干部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以后，随着工作的深入，在与当地干部、群众的交往中，我又听说了许多有关扎西书记的传奇故事。
有一年大雪，车子被堵在野外，进退不得，为了赶回县里指挥抗灾，他带着驾驶员在齐腰深的大雪中连滚带爬地前进40余公里，安全返回县城。1995年3月，他带领公安、民兵紧急出动，一举擒获了8名非法入境的武装分子。在关键时刻，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一位藏族阿妈拉对我说：“扎西啦（啦是藏语中的敬称）比蓝天中的雄鹰还要勇猛，似冰山上的雪莲一样纯洁。”
我俩的办公室门挨门，住的地方相隔也不远。工作之余，他常来我的宿舍坐坐，嘘寒问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提来一兜自家鸡下的新鲜鸡蛋给我们；每年，他家的黄李子挂满枝头时，他总是亲手摘下几篮给我们尝鲜；每次我去他家串门，他总是为我端上又香又浓的甜茶，捧上新鲜的奶渣。
那年扎西53岁，比我整整大24岁，工作中我们是好同事，生活中是忘年交。在与扎西书记的交谈中，我了解了许多藏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发现他对亚东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对党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的言谈中，我还熟悉了许多不同时期在亚东工作的“老西藏”形象。每当谈到他们时，扎西书记就显得特别激动：“他们为亚东人民奉献了青春和爱心，我们这批干部全是靠他们手把手带出来的，真想再见见他们。”谈到高兴时，他便用汉藏两种语言轻轻地唱起他最喜欢的歌“……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中国……”
1995年11月9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亚东县城，全县平均积雪达80厘米以上。随即全县交通阻断，通讯瘫痪，供电中断，直接死亡10人，牲畜损失过半。坏消息接踵而至，大家心急如焚。
这是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雪灾，打通全县对外的唯一通道——日亚公路，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成了当务之急。扎西书记自告奋勇担起指挥“铲雪通路”的重任。经过几天奋战，养护段的推土机推进到了距县城25公里开外的“篝”道班，由于前方坡陡崖深，5公里左右的路段被大小十多处雪崩堵得严严的，最高处达5米多。
面对这高高的雪墙，推土机手一筹莫展。县里紧急动员，机关干部、沿途乡镇群众一齐出动，要用人力在雪墙里挖开一条通道。当我从康布乡返回，加入铲雪队伍时，人工铲雪已进入第5天。在一处大雪崩前，我见到了扎西书记，他刚从前方探路回来，由于一直在雪地里奔波，脸上晒褪了一层皮；虽然气温已降到了摄氏零下30多度，额头上还是渗出颗颗汗水。
“康布的情况怎样？”扎西书记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声音有些嘶哑。“死难者的尸体已找到，各项救灾措施已得到落实。”我答道。
“好！你们援藏干部情况不熟，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把身体搞垮了。”扎西书记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忙着指挥队伍去了。听同志们说他这几天经常腰部疼痛，有时腰都直不起，然而谁要是劝他下去休息，他就会跟谁发脾气。
经过整整16天的奋战，路终于修通，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了亚东，但扎西书记的身体却明显地垮了下来，脸色发黄，体重急剧下降。限于县里的医疗条件，一时难以确诊。我们劝他去拉萨治疗，他总是说灾情尚未解除，县里工作忙，仍坚持在抗灾第一线。不久，他终于倒了下来。经自治区人民医院诊断，他患的是胰腺癌，已无法手术，医生说扎西书记的生命最多只可延续3个月。
我们再次见面时，简直认不出扎西书记了：皮肤蜡黄，肌肉萎缩，体重降到了90多斤，只有那双大眼睛依然刚毅有神。每当我去探望他时，他总是关心地问起县里的工作。当听说全县生产和人民生活恢复得很快，抗雪救灾工作得到地委、行署充分肯定时，他的脸上浮现出笑容。
扎西书记的床头堆满了各类报纸和书籍，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习心得体会。有时，他会从报上的一篇文章出发，谈出许多自己对亚东进一步稳定发展的设想。他太爱养育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了，把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全然不顾死神正在敲门。
转眼3个月过去了，尽管死神残酷地肆虐，使扎西书记的健康日益恶化，但在精神上并不能将这条刚强汉子摧垮。记得有一次他躺在**对我说：“你们来了以后，亚东的变化很大，等援藏结束时，我要好好送送你们。”我强忍泪水，用力握了握他的手。
1997年5月28日，援藏刚满两年之际，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当我赶到病榻前，扎西书记已进入了弥留状态。“钟书记来了”，有人贴着他耳边告诉说。他微微睁开了眼，**着嘴角想说什么，可声音已经发不出了。
我握着扎西书记那枯瘦的大手，10个多月来强忍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的妻子次仁曲珍流着泪告诉我，刚才扎西书记说了三句话，一是感谢共产党的多年培养；二是要妻子为党和人民好好工作；三是要把两个儿子教育好。这就是一位党培养的藏族干部的临终遗言。我再次俯下身子，按藏族习惯将自己的额头与扎西书记的额头紧贴在一起。
3年的援藏经历，使我得到了锻炼和启迪，有些事令人终生难忘，扎西书记的形象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有时我会感到，他化作了雪莲，在雪山冰川上含笑怒放；他变成了雄鹰，在雪域高原振翅飞翔……
夜宿帕里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亚东县副县长徐建国，发表在《高原1000天》书中写道：
进藏的第一个冬天是在亚东县遭受百年未遇的雪灾之中度过的。
记得1996年春节前夕，我为办理亚东神峰商贸公司与县养殖场项目去拉萨出差，当我们圆满完成任务，满怀喜悦回亚东过春节时，在距县城50多公里的帕里镇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当时，我们的小车正离开帕里镇匆匆向前行驶，两位藏族同胞突然拉住了我们的车子，并用藏语与我们同行的藏族干部焦急地谈着，意思是说前面唯一的通道已被山上刮下来的大雪淹没，而且风势越刮越猛，若冒然前进，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在这之前，有两位边防战士夜间在雪地行走迷失方向，被活活冻死；另有两名战士因严重冻伤，不得不做了高位截肢手术。
面对这些情况怎么办？同行的10人意见不统一。藏族干部因已出差10多天，急于赶回家过年，可谓归心似箭；汉族干部则担心帕里镇海拔高，气候恶劣，住宿帕里太难受，但又不愿冒险回县城。于是，我召集大家在镇政府招待所就进留问题开一个紧急会议进行商量，最后形成统一的意见：设法摸清通往县城的道路情况，确保人车安全。
亚东县的电话是手摇电话，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打通了县委书记家的电话。当时气温很低，打电话时，嘴里喷出的热气瞬间就结成冰霜。50多岁的老县委书记对我们汇报的情况十分重视，也对我们当时的处境十分担心，并明确指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千万别冒险前进。晚上11点多，县城方面来电话告知：道路情况不明，盲目前进十分危险。此时此刻，我们只能选择一条路——夜宿帕里。
帕里海拔435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建制镇。中央电视台曾在这里拍摄过《距太阳最近的镇》的专题电视片。这天晚上气温零下30多度，当我们决定夜宿帕里镇时，镇领导也已接到县委书记的电话，用最高规格接待了我们：一包方便面权作晚饭，一袋干牛粪用作烤火取暖，一盏汽油灯用以照明，伴我们度过难忘的长夜。
我们一行10人围坐在烧干牛粪的铁炉旁，享受着炉火的温暖。由于晚上气温太低和高海拔的原因，我们的脑袋在发胀，身子在发抖。可能是不习惯喝奶茶及一路上着凉的原因，许多人都拉肚子了。我冒着严寒，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多次往返雪地。
望着鹅毛般的雪花，想得很多很多……想到此时的上海，有多少人家团圆而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有多少人家正在为欢度新春佳节而忙碌，想到远在万里之外的父母妻女……我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但转而想到肩负着家乡父老援藏的重托，肩负着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在藏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奉献，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对自己也是一种考验和锻炼，也是一次再成长。成长是一种喜悦，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奋斗。
第二天雪还在不停地下，风还在不停地刮，但白天行车总比晚上要好一些。今天能否安全抵达县城，这是我们一行共同担心和焦虑的话题。因为通往县城的唯一通道根本没有车子调头的余地，若不能前进则也无法后退，况且许多路段已被雪灾所毁坏。
那天，正好驻亚东的边防部队有两辆拉年货的车也被堵在帕里镇，所以部队一大早就派来了铲雪的推土机。我们的小车跟在推土机后面缓缓行驶，但是推土机只能推掉表面的积雪，而积雪下是坚硬的冰。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经常停下用铁锹铲除路面的结冰。
在茫茫的高原雪地里，不用说体力劳动，就是站着呼吸都十分困难，然而我们凭着坚强的毅力，与恶劣的气候抗争。经过大家团结拼搏，尽管行驶的速度缓慢，但总是在前进，车子在蜿蜒陡峭的山路上来回盘旋，随时都有因雪崩而车毁人亡的危险，平时只用1小时就能到达县城的路足足行驶了10多个小时。
当夕阳西下时，我们总算平安抵达县城。此时的县城，藏族同胞正在为欢度春节和藏历年而忙碌，而留在亚东的3位上海援藏干部，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雪域高原过年。这年怎么过？大概是酸甜苦辣一应俱全吧。
夜宿帕里，终身难忘。一路艰险，时常浮现在眼前。
藏乡婚礼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时任亚东县副县长潘栋樑，曾写了这篇《藏乡婚礼》日记——
进西藏一年多了，还没有机会参加一次藏式婚礼。早就听人说，藏族多姿多彩的习俗中，婚礼也是一绝。
直至1996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早上走进办公室，看见桌上放着一张鲜红的请柬。原来是西藏自治区建设银行行长琼卓玛邀请援藏干部参加她女儿的婚礼。
吉日那天风和日丽，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我们几名援藏干部结伴而行，跨过潺潺的亚东河，穿过坑坑洼洼的山间小道，来到一座藏式结构的院落，那里一派喜气洋洋：正门口挂着大红灯笼，院子中间放着“切玛”。
所谓“切玛”，就是在木制的长方形“钵”中，放着青稞和酥油糌粑，上面插有两块画满图案的木牌，表示太阳和月亮；糌粑的上面插着麦穗以示五谷丰登；青稞的上面插着一朵山花或用酥油捏成的花，以示吉祥美丽。
主人家站在院中央向客人献“切玛”，免不了“三口一杯”青稞酒。过了第一关后，我急着要看新房的布置，主人见我们心诚，就破例让我们参观，按照惯例一般是不准先看新房的。房中的所有物品全是新的，藏式的柜子，藏式的床、椅，红绸被子叠放得整整齐齐。
另外，还有几件具有现代气息的高档品——收录机和自行车。房间的中央不像内地人挂着花花哨哨的佳人月历，而是端端正正地挂着毛主席像和一根哈达。主人说，这是教育儿辈，翻身不忘共产党。
藏乡婚礼一般要举行3天。长者告诉我们，这些随嫁品都是提前一天从男家接来的。因为琼卓玛家是大女儿办喜事，按藏族习惯，长女要坐家招女婿；将来二儿子要出门当人家的女婿。这种习惯多少带有“母系社会”的痕迹。由于我们不知道第一天还有迎亲的节目，没见到当时热烈隆重的场面甚感遗憾。
听人大副主任群培介绍，藏族迎亲时，男方先要派出能说会道的“噶尔东”（媒人），迎接新娘的“巴萨”（伴郎）和“朗朗”（伴娘），还要有两名亲戚。通常新郎不到女家迎新娘，但现在也有例外。在迎亲途中，男方家人要处处小心，尽量避免挑剔的女方家人。万一女方家人有意找碴，男方家人要赶紧赔礼道歉，敬钱献物。
一路上，男方家人还要根据路途特点，向女方家人献三道酒，每次敬酒时都要说尽好话，才能让“趾高气扬”的女方家人高兴地接杯畅饮。
据介绍，琼卓玛家迎接的虽然是新郎，但也与迎新娘一样。按藏族礼节，婚礼期间出嫁的一方客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等我们一行步入大堂时，男女双方的家人已坐在主人席上。新郎、新娘坐正中，依次两边坐着各自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结婚仪式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干部主持。这次婚礼由亚东县委书记次仁塔杰主持，县委副书记多吉当证婚人。
当主持人和证婚人讲完祝词后，双方的亲朋好友排队依次上前，恭贺新婚并送上贺礼。送礼时，先向新郎、新娘和双方父母兄弟献哈达，然后送礼品。礼品中有羊、干牛肉、青稞、酥油、衣物等。
我们按上海的习惯送上一份红包。敬献哈达和送礼都在统一时间、大大方方地依次相送。绝不像内地人送礼时，大多避人眼目，悄悄地朝主人家兜里一塞。祝贺送礼一般要持续一个多小时。
送礼毕，主婚人会安排几名歌手和侍酒女以优美的旋律唱《吉祥歌》。歌词的大意是：“蓝蓝天空彩云飘**，吉祥啊，灿烂的霞光；巍巍雪山银辉闪烁，吉祥啊，雄鹰在欢唱；美丽山村喜气洋洋，吉祥啊，俊俏的新娘；酒烈情浓，歌舞飞扬，吉祥啊吉祥。”歌的下半段是众人和唱的。
接着，琼卓玛行长的表妹又唱了一首赞美民族团结的歌：“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光明；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中国。”
歌声嘹亮，感情真挚，紧接着每人一首歌、一杯酒，主人向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人们敬酒。
那天晚上，大家载歌载舞痛饮狂欢，通宵达旦。时至半夜，我看看建国和建宏已有些醉意，凯丰已在呕吐，我因为偷偷倒掉几杯，尚未躺下。
殷勤好客的主人以为我酒量大，特邀两位能喝的壮年男子轮番敬我。我们看看不行，想溜之大吉，一到门口却被两位彪形大汉挡住大门，非要喝下一大碗白酒才能放行。我心中暗想，他们莫非把我们当成了武松。等连拉带灌地每人喝下一大碗白酒后，我们几个人都已东倒西歪。至于后来是怎么到家的，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也是我长了这么大第一次尝到了喝醉酒的味道。
第二天中午，我还未起床，几位藏族干部来敲门，并带来了琼卓玛行长全家对上海“奔布拉”（干部）非常满意的口信。
难忘则里拉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时任亚东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贸易局局长刘建宏，对则里拉有独特的感受：
“拉”在藏语里是山口的意思。亚东因其地处边境，分别与不丹等国接壤，因此对外山口通道多达43条。则里拉是其中一条通往边境的山口。边防部队某部就驻守在这个山口。199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有幸随县慰问团去了一次则里拉。
从县城驻地下司马镇到则里拉全程约有50多公里。早晨7点，我们一行在部队朱副参谋长的陪同下，满载着新鲜蔬菜之类的慰问品驱车出发了。驶离县城10多分钟，汽车开始绕着盘山大路缓缓上升。行程15公里，到达一个叫茶水站的地方，此时的海拔高度已从县城的2800米升至3300米。该部队的一个供电部门驻扎在这里。
刚下车，就见一名战士面带微笑，从10多米远的屋里飞奔过来，然后是立正敬礼。经朱副参谋长介绍，知道他姓梁。很不凑巧，这里其他的战士都去打柴了。带着未能见到其他战士的遗憾，县长俞凯丰向梁同志送上了慰问品，敬献了象征吉祥如意的哈达，并请他代向外出的战士们转献哈达。随即，我们一行继续上路。
没来西藏以前，总以为西藏除了察隅能看到青山绿水的景观，其他地方似乎就是光秃秃的山。到西藏后才知不然，亚东就是一个例外。从车内向外眺望，只见山涧水溪在千奇百怪的山石间蜿蜒流淌；原始次生林郁郁葱葱覆盖四周山巅。如果单从照片上看，你确实很难相信这也是西藏。约莫行驶40公里，来到了托加，海拔高度也上升到3700米。
这里已是军事禁区，一般人不允许继续向前。因为事先得到通知，这里的部队首长——一位浓眉大眼、中等身材的四川籍军人已等在路边，略经寒暄，他便坐上我们的车子，通过检查站往则里拉驶去。
从托加到则里拉有10公里路程。由于种种原因，山上的边防部队没有配车辆，每次上山都得步行二三小个时；到了冬天大雪封路，那就需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我说了一句：“那简直是太辛苦了。”“谁叫我们是共和国的军人，既然穿上这身绿军装，就不在乎这些。”四川籍首长淡淡地回答。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高，挺拔的原始次生林已难以觅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高山草甸、野杜鹃之类的低矮植物。路边一株株开着白色球形状花朵的高山大黄，既像是一盏盏高脚台灯，更像是一位位站着的哨兵。
经过近3个小时的行驶，我们来到了海拔4300米的则里拉。从车窗望去，战士们已聚在一块空地上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相距约50米时，只见战士们一个个像孩子般似地欢呼雀跃起来，挥舞着双臂，叫喊着“欢迎”。那情景是我很久未曾见过的。
虽说是7月的夏季，然而一下车，我还是感到一股阴冷的寒气直刺骨髓，不禁打起寒战。但仅仅是瞬间，战士们的一双双大手伸向了我们。此时此刻，我分明感到的是温暖，是火一般的滚烫，不再有丝毫寒冷。我已被战士们的热情所感动，所融化。
应我们要求，首长陪我们去哨所看望战士。从下车到1号哨所，拾级而上只有150多米，却走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中途停顿3次。置身哨所，只见四周云雾缭绕，群峰时隐时现，一时竟难辨是云在飘还是人在飞。在一间20来平方米的屋子里，住着哨所的几位战士，屋子中间摆放着两只烧得通红的电炉，几位战士正围坐着取暖。
在与一位河南籍的战士交谈中，我获知他当兵两年多竟没有下山一次，于是问道：“想不想下山看看？”“当然想！可惜没有机会。我们这里一年中有半年封路，一封路就很难见到下面上来的人。”说来也巧，在这遥远的西南边防哨所，我居然还能遇到一位江苏籍的大老乡。他是话务兵，与我们同一年进藏。
大老乡告诉我，本来今年他要退伍了，可是因为部队需要走不了，还要多留一年。我问他：“苦不苦？”他笑着回答说：“习惯了，要说苦，我们还比不上詹娘舍哨所艰苦。”他指着对面的山峰说：“詹娘舍哨所在山背面，从这里走上去要4个多小时。因为没有路，所有给养全靠人背上去。”听着他的一席介绍，我心中不禁油然升起一股敬仰之情。
从哨所出来，我顺着石阶而下，忽然惊奇地发现：在每一级台阶的两旁都有一盆用空罐头桶栽着的花草，而且顺路看下去，在下面空地的南山坡上，还有一幅用草皮修剪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地图的四周被用红油漆刷过的空罐头桶所连接。最醒目的是地图上方用空罐头桶组成的5个红色大字：“祖国在我心中”。
望着这一切，谁能说我们的战士不是世界上最懂得美、追求美的人？
短暂的慰问活动就要结束，当我们向战士们敬献哈达，说声感谢，话声道别时，战士们却异口同声地喊出了：“请祖国放心！请人民放心！”这是发自肺腑的声音。也许是被这场景所感动，也许是被战士们的精神所感动，我竟流出了眼泪。
车子开始驱动，但战士们依然没有散去，一直到望不见。回程路上，一辆辆军车满载着柴火正向则里拉驻地驶去。首长告诉我们：这是为过冬准备的生活用柴。
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山和草木，我顿时感到：则里拉的山是美丽的，则里拉的草木也是美丽的，然而最震魂撼魄、让人叫绝赞美的要数我们的战士！想想他们，自己又算得上什么！
难忘则里拉！难忘共和国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