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让母亲的天津之行彻底泡了汤。
当天下午北京下了暴雪,京津铁路停运,北京城内行人罕见,漫天大雪飘飘洒洒,铺天盖地,将天地连为一统。
这场雪下了一个礼拜。母亲在屋里待着,心急火燎,没有补活可做,没有门子可串,郁闷无比。有个叫大兰的丫头陪着母亲,寸步不离地跟着,说是伺候,其实是看着。是金家老大的安排,老大比他的父亲有心眼儿。大兰粗笨,干活磨蹭,晚上睡在外屋,头一沾枕头就着,呼噜打得山响,咬牙放屁说梦话,偶尔地还要尿炕。早晨,大兰要打扫屋子,一个钟头的活儿,大兰得干三个钟头,颇有今日搞清洁的小时工那不瘟不火的劲头。母亲看不过眼,几次要抢过来干。后来一想,干吗呀,自己算老几,犯不着给他们家当老妈子。所以,母亲从来不插手大兰的工作,也不给予评论和指导,一切由着她来。
母亲拒绝到前院东屋饭厅去吃饭,饭厅是里外套间,大人一桌,孩子们一桌,彼此不打乱仗。一到开饭时间,不用招呼,都到东屋集中,各有各的位子,都是固定的。老大快三十了,是大人了,在家吃饭也得和兄弟姐妹们挤一桌,上不得套间里头的小灶。厨子是父亲从萃华楼聘来的山东师傅,姓王,手艺很好。因为回家探亲遇着了土匪,挑伤了脚后跟的筋,回来后应承不了饭馆繁忙的炉头,就到我们家做饭来了。老王脾气耿直,不耿直也落不下这残疾,走道有点儿踮脚。跟看门的老张不同,他敢说话,把金家的几位小爷数落得跟孙子似的。
父亲到江西云游,母亲不到饭厅吃饭,那位张氏夫人也不到饭厅去,里头的饭桌基本就空了。母亲不去凑热闹,是不愿意和这家人掺和,迟早是要冋南营房的,何苦在人家家里插一脚。一到吃饭的时候,大兰就到厨房,把饭给母亲端来,一套嵌着螺钿的食盒,三层,层层都很丰富,非南营房的花椒炒白菜帮子、大眼窝头能比。
张芸芳每天自己到厨房打饭。她和一帮儿女们都很熟络,看哪个子女吃相不雅,一个脖儿拐,从后头就扇过去了,毫无客气可言。所以她一进厨房,如同进来只鹞子;一鹞入林,百鸟无音,谁也不敢造次,连最淘的老五也变得规规矩矩的了。
张芸芳端了饭到西院去吃。她对饭食的挑剔程度每每让厨子老王憷头,鱼肉丸子必得是用鸡汁打的,清炖的马蹄鳖得在微火上煨够一天一宿;烧白鱼、炒虾丝、毛公山炖豆腐,见天换着样来。用老王的话说,西院的口味基本上是以徽菜为主,他这个鲁菜厨子做得总是不尽如人意。
我应该用些笔墨说说我的张氏母亲。张氏母亲是安徽桐城人,是有名的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后裔,著名的“六尺巷”典故就是出自她的老先祖。
她们家的老祖张英康熙四十年在京城做大官,老家吴姓邻居盖房,占了他们家的地,家人就给在北京的张英写了一封信,状告此事,想用权势解决矛盾。张英看罢信批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几句诗化解了紧张的邻里关系,吴家也作出礼让,后退三尺,这便是六尺巷的由来。张英的儿子张廷玉也在京城做官,学问精深,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时人称为“父子宰相”。
张氏在京城的后裔分支繁杂,到了张芸芳祖父一辈家境就不行了,但文脉不衰,张氏虽为女子,诗书经史无所不通,是闺阁中的文化精英。我父亲在日本留学,学的是“古典讲习”学科,其实就是古文。回来后搞些古代版本考证什么的。父亲对这个工作不上心,那热情绝没有我舅舅当警察的瘾大。张氏夫人作为文豪后代,正好做了父亲的左右手,哪个版本,哪个出处,不用查,全在她心里。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在为“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春秋繁露》作考证,曾对我感叹,要是你二娘活着,我何至于此!
我后来想父亲和张氏母亲的婚姻,其实更多的是工作关系,父亲不过是给自己娶了本活字典罢了,聘了个不付工资的秘书,他们之间很难有“爱情”可言。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竟也使文华殿大学士的后裔子孙娘娘似的生了不少孩子。
母亲盼着天晴,看着窗外厚厚的积雪,看着那被雪压弯了的海棠枝条,心里越发烦躁。
有个大孩子在院里拿筛子扣家雀儿,拉根绳,自己藏在鱼缸后头,探头探脑地半天逮不着一只。母亲问大兰,逮雀儿的是哪个,大兰说是老五,是故去老福晋的末生儿子。早早死了娘,没人疼也没人**,招猫递狗,蹿房越脊,最不招人待见。
母亲让大兰告诉老五,雪地里逗引家雀儿不能用白米,得用陈年黄小米,这样鸟儿才看得见。大兰也乐得跟老五去逮鸟,换了黄米,不一会儿就逮了一只。老五髙兴地用手捧着,拿进来给母亲看。小家雀儿在老五手里惊恐地一声声叫唤,老五也学着家雀儿一声声叫唤,像是对话。母亲看着眼前的老五,光脚穿着毛窝,棉裤短了一截子,露着脚脖;一张皴脸,两个冻得烂了边的耳朵;棉袍上的纽扣全都豁了,索性不扣,用根带子拦腰一系。再看捧家雀儿的手,手上全是口子,指甲大约很久没剪了,缝里全是黑泥。
如同看见院里的小黄猫,母亲的心又软了。小黄猫如今盘在母亲的炕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炕沿下站着的老五名为大宅门少爷,却是一副叫花子模样。如果是自家的兄弟这副装扮,母亲得心疼死。这一想,鼻子又酸了。
老五没理会母亲的神色,讨好地说,娘喜欢它就把它送给娘养着吧。赶明儿天儿好了,我上花市给娘买只蓝靛颏儿来,让这只给它当丫鬟。
大兰拍了老五一巴掌说,说话别带把儿啊!
老五的一声“娘”叫得那么自然亲切,好像就是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的亲儿子,从没有离开过。母亲立刻从心里认可了这个儿子,眼神里溢出了无限爱意,对老五说,把雀儿放了吧,它还是个雏儿,没了娘照应怎么行?
老五说,没了娘它还有爹呢,我就是它爹。
开始犯浑了。
母亲让大兰打来一盆热水,将老五的皴手泡了,让他坐在旁边给他剪指甲。老五开始还觉着别扭,扭捏而不自然,扫了一眼母亲平静而慈祥的脸,兀地冒出了一股依赖之情,撒娇地让大兰把那些剪下来的黑指甲给他用纸包好,说是明天上学送给先生留作纪念。母亲说这样龌龊的东西不能送人,老五说先生老呲得他的手指甲长,其实他的指甲只有右手的长,因为左手不会使剪子,这回娘可是帮他出了回气。
老五一口一个“娘”,让母亲的心里舒坦极了。母亲说,难道西院的那个娘不给你剪指甲?
老五说,二娘就会让我背书,“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不愿意念书,我就爱玩。
事实证明,我们家的老五的确也是玩了一辈子,养鸟养鹰,养狗养花,唱得一口皮黄,写得一手章草;时而衣帽齐楚,时而破衣烂衫;广施情爱嫖妓女,心地善良抽大烟,是金家的另类。母亲将老五称作“我的乖乖”,一直以亲娘的身份呵护着他,纵容着他。
父亲一走没有消息,母亲的重要心结是要在那只“兔子”回窝之前找媒人了断此事。她看过京戏《大登殿》,知道先来后到的原则,“先娶的你来你为大,后娶的我来我为偏”。按规矩,她得在过门的当天到西院去正式拜见张芸芳,认定自己妾的身份,将张芸芳唤作“姐姐”。可是那只“兔子”省略了这个仪式,紧接着是无踪影地逃窜,将一大堆麻烦扔在家里,自己去躲心静。
母亲不过去,张芸芳自然不会过来,架子端得很足。
雪已经停了几天,隆冬的北京显出了寒冷的威猛。北风刮得雪末子满地出溜,全变作了细细的冰粒儿。
京津铁路早通车了,老大却又没了影儿。让大兰打听,说是大少爷上南京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
母亲不能再等了,母亲决定自己上天津,媒人刘春霖跟“蟾宫的兔子”同船去过日本,去找他不怕他不见。上天津不比上天桥,毕竟是出远门,让别人跟着乂不合适,母亲就让陈锡元跟她一块儿去。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个时候她能依靠的只有陈锡元了。
陈锡元很乐意这趟差事,权当闲逛,正好轮休,说走就走。姐弟俩买了头班车票,从前门火车站上车,三个钟头,一大早就到了天津。
陈锡元到天津有他自己的目的。听同事说天津除了大麻花和“狗不理”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西餐馆子,叫起士林。这馆子与众不同,德国人开的,男女招待都说外国话,吃的饭也是外国饭。到了起士林就亚赛到了外国,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你想它是哪国它就是哪国。陈锡元一个小巡警,这辈子永没有上美利坚的机会,上一趟起士林至少让他长回见识,增加些吹牛资本,让人对他刮目相看。至于找什么刘春霖,论什么嫡与庶的名分,他根本没往心里去。
走之前就跟姐姐谈好条件,到天津一下火车,先去起士林吃西餐,吃饱了肚子再上状元楼刘家。母亲说吃西餐得好些钱,不如烂肉面实惠。陈锡元说,金家的聘礼还没动,几百块大洋他还拿得出。母亲说,那钱将来咱们得还人家,咱们是奔着退婚来的,咱们还没阔到胡吃海塞的份儿上。
陈锡元说,聘礼还不还从天津回来再说,反正金四爷的钱我揣着呢。
母亲说,还是用我做补活攒的钱吧,自个儿挣的,花着踏实。
去天津对母亲来说是她一生走得最远的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穷丫头,敢闯**天津五方杂处的地界,足见下的决心之大,拿出做姑娘时候的全部积蓄,到天津讨要说法,也是对自己名誉、命运的最后一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