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让母亲的天津之行彻底泡了汤。
当天下午北京下了暴雪，京津铁路停运，北京城内行人罕见，漫天大雪飘飘洒洒，铺天盖地，将天地连为一统。
这场雪下了一个礼拜。母亲在屋里待着，心急火燎，没有补活可做，没有门子可串，郁闷无比。有个叫大兰的丫头陪着母亲，寸步不离地跟着，说是伺候，其实是看着。是金家老大的安排，老大比他的父亲有心眼儿。大兰粗笨，干活磨蹭，晚上睡在外屋，头一沾枕头就着，呼噜打得山响，咬牙放屁说梦话，偶尔地还要尿炕。早晨，大兰要打扫屋子，一个钟头的活儿，大兰得干三个钟头，颇有今日搞清洁的小时工那不瘟不火的劲头。母亲看不过眼，几次要抢过来干。后来一想，干吗呀，自己算老几，犯不着给他们家当老妈子。所以，母亲从来不插手大兰的工作，也不给予评论和指导，一切由着她来。
母亲拒绝到前院东屋饭厅去吃饭，饭厅是里外套间，大人一桌，孩子们一桌，彼此不打乱仗。一到开饭时间，不用招呼，都到东屋集中，各有各的位子，都是固定的。老大快三十了，是大人了，在家吃饭也得和兄弟姐妹们挤一桌，上不得套间里头的小灶。厨子是父亲从萃华楼聘来的山东师傅，姓王，手艺很好。因为回家探亲遇着了土匪，挑伤了脚后跟的筋，回来后应承不了饭馆繁忙的炉头，就到我们家做饭来了。老王脾气耿直，不耿直也落不下这残疾，走道有点儿踮脚。跟看门的老张不同，他敢说话，把金家的几位小爷数落得跟孙子似的。
父亲到江西云游，母亲不到饭厅吃饭，那位张氏夫人也不到饭厅去，里头的饭桌基本就空了。母亲不去凑热闹，是不愿意和这家人掺和，迟早是要冋南营房的，何苦在人家家里插一脚。一到吃饭的时候，大兰就到厨房，把饭给母亲端来，一套嵌着螺钿的食盒，三层，层层都很丰富，非南营房的花椒炒白菜帮子、大眼窝头能比。
张芸芳每天自己到厨房打饭。她和一帮儿女们都很熟络，看哪个子女吃相不雅，一个脖儿拐，从后头就扇过去了，毫无客气可言。所以她一进厨房，如同进来只鹞子；一鹞入林，百鸟无音，谁也不敢造次，连最淘的老五也变得规规矩矩的了。
张芸芳端了饭到西院去吃。她对饭食的挑剔程度每每让厨子老王憷头，鱼肉丸子必得是用鸡汁打的，清炖的马蹄鳖得在微火上煨够一天一宿；烧白鱼、炒虾丝、毛公山炖豆腐，见天换着样来。用老王的话说，西院的口味基本上是以徽菜为主，他这个鲁菜厨子做得总是不尽如人意。
我应该用些笔墨说说我的张氏母亲。张氏母亲是安徽桐城人，是有名的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后裔，著名的“六尺巷”典故就是出自她的老先祖。
她们家的老祖张英康熙四十年在京城做大官，老家吴姓邻居盖房，占了他们家的地，家人就给在北京的张英写了一封信，状告此事，想用权势解决矛盾。张英看罢信批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几句诗化解了紧张的邻里关系，吴家也作出礼让，后退三尺，这便是六尺巷的由来。张英的儿子张廷玉也在京城做官，学问精深，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时人称为“父子宰相”。
张氏在京城的后裔分支繁杂，到了张芸芳祖父一辈家境就不行了，但文脉不衰，张氏虽为女子，诗书经史无所不通，是闺阁中的文化精英。我父亲在日本留学，学的是“古典讲习”学科，其实就是古文。回来后搞些古代版本考证什么的。父亲对这个工作不上心，那热情绝没有我舅舅当警察的瘾大。张氏夫人作为文豪后代，正好做了父亲的左右手，哪个版本，哪个出处，不用查，全在她心里。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在为“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春秋繁露》作考证，曾对我感叹，要是你二娘活着，我何至于此！
我后来想父亲和张氏母亲的婚姻，其实更多的是工作关系，父亲不过是给自己娶了本活字典罢了，聘了个不付工资的秘书，他们之间很难有“爱情”可言。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竟也使文华殿大学士的后裔子孙娘娘似的生了不少孩子。
母亲盼着天晴，看着窗外厚厚的积雪，看着那被雪压弯了的海棠枝条，心里越发烦躁。
有个大孩子在院里拿筛子扣家雀儿，拉根绳，自己藏在鱼缸后头，探头探脑地半天逮不着一只。母亲问大兰，逮雀儿的是哪个，大兰说是老五，是故去老福晋的末生儿子。早早死了娘，没人疼也没人**，招猫递狗，蹿房越脊，最不招人待见。
母亲让大兰告诉老五，雪地里逗引家雀儿不能用白米，得用陈年黄小米，这样鸟儿才看得见。大兰也乐得跟老五去逮鸟，换了黄米，不一会儿就逮了一只。老五髙兴地用手捧着，拿进来给母亲看。小家雀儿在老五手里惊恐地一声声叫唤，老五也学着家雀儿一声声叫唤，像是对话。母亲看着眼前的老五，光脚穿着毛窝，棉裤短了一截子，露着脚脖；一张皴脸，两个冻得烂了边的耳朵；棉袍上的纽扣全都豁了，索性不扣，用根带子拦腰一系。再看捧家雀儿的手，手上全是口子，指甲大约很久没剪了，缝里全是黑泥。
如同看见院里的小黄猫，母亲的心又软了。小黄猫如今盘在母亲的炕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炕沿下站着的老五名为大宅门少爷，却是一副叫花子模样。如果是自家的兄弟这副装扮，母亲得心疼死。这一想，鼻子又酸了。
老五没理会母亲的神色，讨好地说，娘喜欢它就把它送给娘养着吧。赶明儿天儿好了，我上花市给娘买只蓝靛颏儿来，让这只给它当丫鬟。
大兰拍了老五一巴掌说，说话别带把儿啊！
老五的一声“娘”叫得那么自然亲切，好像就是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的亲儿子，从没有离开过。母亲立刻从心里认可了这个儿子，眼神里溢出了无限爱意，对老五说，把雀儿放了吧，它还是个雏儿，没了娘照应怎么行？
老五说，没了娘它还有爹呢，我就是它爹。
开始犯浑了。
母亲让大兰打来一盆热水，将老五的皴手泡了，让他坐在旁边给他剪指甲。老五开始还觉着别扭，扭捏而不自然，扫了一眼母亲平静而慈祥的脸，兀地冒出了一股依赖之情，撒娇地让大兰把那些剪下来的黑指甲给他用纸包好，说是明天上学送给先生留作纪念。母亲说这样龌龊的东西不能送人，老五说先生老呲得他的手指甲长，其实他的指甲只有右手的长，因为左手不会使剪子，这回娘可是帮他出了回气。
老五一口一个“娘”，让母亲的心里舒坦极了。母亲说，难道西院的那个娘不给你剪指甲？
老五说，二娘就会让我背书，“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不愿意念书，我就爱玩。
事实证明，我们家的老五的确也是玩了一辈子，养鸟养鹰，养狗养花，唱得一口皮黄，写得一手章草；时而衣帽齐楚，时而破衣烂衫；广施情爱嫖妓女，心地善良抽大烟，是金家的另类。母亲将老五称作“我的乖乖”，一直以亲娘的身份呵护着他，纵容着他。
父亲一走没有消息，母亲的重要心结是要在那只“兔子”回窝之前找媒人了断此事。她看过京戏《大登殿》，知道先来后到的原则，“先娶的你来你为大，后娶的我来我为偏”。按规矩，她得在过门的当天到西院去正式拜见张芸芳，认定自己妾的身份，将张芸芳唤作“姐姐”。可是那只“兔子”省略了这个仪式，紧接着是无踪影地逃窜，将一大堆麻烦扔在家里，自己去躲心静。
母亲不过去，张芸芳自然不会过来，架子端得很足。
雪已经停了几天，隆冬的北京显出了寒冷的威猛。北风刮得雪末子满地出溜，全变作了细细的冰粒儿。
京津铁路早通车了，老大却又没了影儿。让大兰打听，说是大少爷上南京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
母亲不能再等了，母亲决定自己上天津，媒人刘春霖跟“蟾宫的兔子”同船去过日本，去找他不怕他不见。上天津不比上天桥，毕竟是出远门，让别人跟着乂不合适，母亲就让陈锡元跟她一块儿去。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个时候她能依靠的只有陈锡元了。
陈锡元很乐意这趟差事，权当闲逛，正好轮休，说走就走。姐弟俩买了头班车票，从前门火车站上车，三个钟头，一大早就到了天津。
陈锡元到天津有他自己的目的。听同事说天津除了大麻花和“狗不理”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西餐馆子，叫起士林。这馆子与众不同，德国人开的，男女招待都说外国话，吃的饭也是外国饭。到了起士林就亚赛到了外国，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你想它是哪国它就是哪国。陈锡元一个小巡警，这辈子永没有上美利坚的机会，上一趟起士林至少让他长回见识，增加些吹牛资本，让人对他刮目相看。至于找什么刘春霖，论什么嫡与庶的名分，他根本没往心里去。
走之前就跟姐姐谈好条件，到天津一下火车，先去起士林吃西餐，吃饱了肚子再上状元楼刘家。母亲说吃西餐得好些钱，不如烂肉面实惠。陈锡元说，金家的聘礼还没动，几百块大洋他还拿得出。母亲说，那钱将来咱们得还人家，咱们是奔着退婚来的，咱们还没阔到胡吃海塞的份儿上。
陈锡元说，聘礼还不还从天津回来再说，反正金四爷的钱我揣着呢。
母亲说，还是用我做补活攒的钱吧，自个儿挣的，花着踏实。
去天津对母亲来说是她一生走得最远的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穷丫头，敢闯**天津五方杂处的地界，足见下的决心之大，拿出做姑娘时候的全部积蓄，到天津讨要说法，也是对自己名誉、命运的最后一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