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美请我在饭店喝咖啡，现磨现煮的巴西咖啡豆，浓香四溢，跟我家里冲泡的“雀巢”是两个档次。我往杯子里使劲倒奶精，博美说最好什么也不兑，这样味道最醇，能品出蒙帕纳斯夕阳的味道。
我不懂蒙帕纳斯是什么，小心请教，才知蒙帕纳斯是法国巴黎的一条街，那里的咖啡馆最有名，毕加索、海明威、左拉、凡高、弗洛伊德等一些大师都曾是那里的常客。夕阳西下，咖啡馆里橙黄的阳光与飘**的咖啡浓香融合在一起，那是艺术家们的精神凝聚，是进入至高境界的必须。
我也跟着各种代表团走过不少国家，却多是走马观花，体会不出日本洞爷湖的太阳和中国洞庭湖的有什么区别；体会不出伦敦的麻雀是否比北京的更肥硕；在托尔斯泰庄园里溜达，只是觉得那园子大；在马克·吐温故居徘徊，只是觉得房子好。只好承认自己感觉粗糙，缺少年轻人的细腻，当然更缺少艺术的感受力。
宾馆咖啡馆的环境不错，宽大的皮沙发，柔和的下午阳光，茂密的热带植物，似有似无的某名人小夜曲，不引起你注意又在时刻关注你的英俊服务生，让人产生一种慵懒虚幻的感觉，好像这里离尘寰很远很远，那些贪污腐败，那些以权谋私、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有毒奶粉、硫黄馒头、超标农药、物价飞涨，那些肮脏鄙俗、污浊下流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这里有的只是无限优雅高贵和一尘不染的闲适。
透过氤氳的热气看博美，似非凡间之物，素白的衫子，素白的裙，全身上下没有任何首饰装点，也几乎看不出化妆的痕迹。想起了韩非子的名言，“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博美美得很自信，她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这便是品位了。
博美见我看她，冲我笑了笑说，我太太说过，太舅爷跟太姥姥一块上天津吃西餐，太舅爷一口气吃了三个德国……
我说有这事，金家人都知道陈锡元吃德国的笑话。其实那次上天津吃西餐不是目的，找刘春霖才是主要的，但是从天津回来，我母亲忘记了主要目的，却只记得起士林的西餐了。那次上天津，对我母亲一生来说都是个大举动，其艰难程度无异于今天山里的农民砸锅卖铁到“新、马、泰”去旅游。
博美说，太姥姥的做法有点儿矫情，看起来没多大意思。其实她不去天津，她就在金家待着，谁能把她怎么样了？还不是锦衣玉食地过日子，男人宠着，儿女们敬着，里里外外一把手，谁能代替得了她？
我说太姥姥有太姥姥的想法，“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如果在媒人上出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啊。我母亲从小失去父母，与兄弟相依为命，自立自主惯了，不想依附哪个。这样的事情她自己不出面，别人谁也替代不了。她的女儿们跟她一样，也是一个比一个刚强，一个比一个爱较真，我的六姐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母亲和陈锡元到天津那天，天气冷得出奇。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天津是个大风口，冷就冷在了那风。天上的太阳惨白惨白的，西北风呜呜地响着，街上的电线在风里摇**，风刮得人站不住脚。
陈锡元很知趣地没穿警服，一身便装，戴着皮帽子，抄着手，和母亲走在租界的街上，两人看着周围洋房，看着外国巡捕，处处新鲜。
陈锡元一心要吃西餐，母亲一心要找刘春霖；两人商量不到一块儿去，在街口不知往哪儿走。陈锡元说，这么早去敲刘家的门显得太不懂规矩。
母亲说，这么早西餐馆子未必下板儿（开门）。
最后决定离哪儿近先上哪儿。陈锡元当然先打听起士林，街上人来人往，大伙儿都匆匆忙忙地走道儿，他朝人“哎”了几声，没人理他。好不容易挡住一个穿呢子大衣的，想的是穿这样衣裳的人肯定吃西餐。陈锡元说，这位爷，跟您打听一下，起士林怎么走？
穿大衣的说，巴嘎牙鲁！
那时候日本人还没占领河北地界，陈锡元弄不清巴嗅牙鲁是怎么回事。又拦住一个长袍马褂，跟人家打听起士林西餐馆，“巴格雅路”怎么走。对方瞪着眼看着陈锡元，一言不发，倒把陈锡元看害怕了，赶紧说，对不起您哪，我不问了还不行吗？您请，您走您的道。
母亲说，这人可能是个哑巴。
长袍马褂对母亲嚷，骂人哪你，你他妈是哑巴！
母亲一个劲儿给人道歉，心里这个窝囊，只是埋怨她兄弟，怎么净找些青皮问路。陈锡元又问一个，对方如同没见陈锡元这个人，照直朝前走去。陈锡元往地上吐了口痰说，姐，你说着了，净是青皮，果真没个红脸儿的。
姐弟两个找了个背风的墙拐角，还没站定，一个外国巡捕用警棍敲了敲墙，指示他们走开。陈锡元说，先生，我找起士林。
巡捕朝前指。陈锡元说，姐，起士林不远，就在前边，咱们先上起士林。
两人走了半天也没见着起士林。陈锡元看见电线杆上靠着一个没精打采的人，这类人他熟，在北京当巡警这些日子没少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这类人的痞气贱气，都在脸上挂着，不用张嘴你就知道他是属于混混儿一类。陈锡元问起士林怎么走，混混儿一口天津话，指着旁边的早点摊子说，给买套烧饼果子就告诉你。果子要新炸刚出锅的啊！
陈锡元摸出几个铜板，买了一套，给混混儿送过来。混混儿说，我说了油炸果子要刚出锅的，就忘了说烧饼，这烧饼都凉了。
陈锡元说，天太冷，大爷您凑合吧。这会儿您告诉我起士林在哪儿，行了吧？
混混儿说，您老搭眼瞧，就在我身后头。
陈锡元抬头一看，混混儿身后是一座非常洋气的小白楼，大玻璃门，两个穿制服的站在门口，在大风里挺得笔直，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饭馆。
混混儿说，您老看嘛哪？
陈锡元说，我找起士林的匾呢。
混混儿说，那不是在墙上刻着呢嘛。
白楼圆形的门楣上有几个洋字母：KIESS LING。
陈锡元哪儿认得洋字码，狗看星星一样装模作样审视了半天，对母亲说，姐，咱们到起士林了。
那京腔分明掺杂进了不少天津味儿，入乡随俗倒也快。陈锡元拉着母亲就往里头走，身后混混儿说话了，再给我碗豆浆，我告诉您一个天津的机密，您必须知道的天津机密。
陈锡元给了两个铜板，让混混儿自个儿去买豆浆。混混儿收了钱说，我跟您说，以后再问道儿，别管人叫大爷，天津没有大爷。
陈锡元问天津的大爷都哪儿去了。混混儿说，天津的大爷都在庙里头娘娘跟前儿糗着呢，是泥娃娃。真大爷得在它后头排着。您叫谁大爷，明摆着是说人家不是人。
陈锡元说，谢谢您指教，二爷。
混混儿说，这就对了。
陈锡元拉着姐姐往起士林走。起士林的玻璃窗户外头站着不少人，穿长袍的男子，裹小脚的妇女，领着丫头小子的乡下人，看拉洋片一样隔着玻璃看里头的人吃西餐。母亲对兄弟说，没吃过猪肉咱们看看猪跑就行了，别进去了。
陈锡元说，那不行，看和吃是两码事。就像我平时看巡警跟现在穿上警服干巡警一样，完全是两种心境儿，更何况咱们现在有钱，有钱干吗不吃？
母亲被陈锡元推进了西餐馆。他们没想到外面冰天雪地，起士林里面竟然温暖如春，找了半天火炉子在哪儿也没见着。厅里响着优雅的音乐，穿黑礼服的侍者托着盘子走来走去，小胯一送一送的，显得轻盈而有风度。
后来我舅舅跟我叙述当时情景时，反复强调说，人家上菜是“托”，不像中国的跑堂的“端”，举止不一样，给人的印象也绝对不一样，有种教养在里头。
门里靠墙的沙发上，坐着几个等座的人。母亲姐弟俩的装扮举止，明摆着跟起士林的氛围不谐调。
侍者拿着登记簿问，先生贵姓？
陈锡元说，免贵，姓陈。
两人心里都奇怪，怎么吃饭还问姓名。侍者看了半天登记簿，问他们预约过没有。陈锡元不知什么叫预约，侍者告诉说就是提前订了桌。陈锡元说没有，说他打北京来，百十里远还要预约？侍者说，要是没预约，您二位先在沙发上候一会儿，有了空座位我来请您。
母亲往沙发上坐，屁股刚往下一沉，忽悠一下，身体一下仰在靠背上，母亲吓了一跳，心直乱蹦，以为椅子被坐塌了。陈锡元看了蛮内行地说，姐，沙发就这样，里面有弹簧，坐着舒服。我们局长屋里就有沙发。
母亲小心地晃了晃屁股，颤悠悠的的确挺舒服。这才定下心来仔细观察餐馆内部，小桌，铺着洁白桌布，有鲜花插在瓶子里。藤椅，垫着丝绒厚垫。墙上挂着洋画，画上精着身子的女人横躺在绒布上伸着长腿。地上铺着地毯，踩上去，厚而软。吃饭的都很文明，小声地说着话，也有的在看书，看报。铺子里没有鸟笼子，没有蝈蝈的鸣叫，也没有人在这儿大声划拳……一个喝“药汤子”的女人跷着小手指，正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小小的杯子依着母亲一口就完，可是那女的喝了半天，“药汤”竟然没下去多少。一个男的，用叉子在绕面条，把面条一圈圈缠在叉子上，填进嘴里。母亲想，用筷子比这方便多了，真是狗熊耍叉！
坐了一会儿，陈锡元热了，他摘下帽子，解下围巾，抱在怀里。旁边女士，穿着露着半个肩的连衣裙，一双纤细的脚，丝袜子，小皮鞋，跟陈锡元那双姐姐给做的老头大棉窝成了鲜明对比。陈锡元把自己的脚往后缩了缩。
纤细脚的主人冲他笑了笑，那是一个蓝眼睛的女人。
陈锡元冲她欠欠身子。
侍者把姐弟俩领到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侍者要将陈锡元的皮帽子、围巾拿走，陈锡元怕丢了，死活不撒手，却又不知搁在何处才好；寻了几个位置，都不合适，最后终于放在脚底下。侍者手脚麻利地将一杯凉水和热手巾卷搁在桌上，又递过一个精致的本子说，这是MENU，您二位看看点什么？
陈锡元不知玻璃杯里泡着冰的**是什么，拿来尝了一口，一闭眼推开了。展开热手巾，手巾很烫，就很舒服地擦着，擦完了脸擦脖子，又将脑袋、鼻子使劲擦，连耳朵眼儿也没落下，都很认真地过了一遍，最后擦手。直至将热手巾使得彻底凉了，才放在桌上。
白手巾已经成了灰的。
母亲小声嘱咐，拣最便宜的点。
陈锡元翻开硬本子一看，都是外文，看了半天点不出一个。侍者很有耐心地等待着。陈锡元充内行地说，这儿不卖烂肉面？
侍者说有意大利面。陈锡元假装沉吟了一会儿，指着菜单最上面的一行说，就是它！两份，别太慢了，我们还有事。
侍者将本子一合说，知道了，您稍等。
的确很快，转眼侍者端来两大杯白色的冰激凌，上面各插着一面小旗。
陈锡元问花旗子能不能吃，侍者说那是德国国旗，是冰激凌上的装饰，不能吃。陈锡元说，既然是装饰，像中国在寿桃上插朵花，粘个寿字什么的也是一目了然。你们弄这么个怪模式样的纸旗子，像送殡纸烧活上的招子，还往客人嘴边送，不如送碗热水。
侍者说冰激凌插国旗，是起士林的惯例。陈锡元打趣地说，下回我来吃饭给我插个皇上的龙旗。
侍者说，我们是德国馆子，只插德国旗。
陈锡元说，你说得也对，要插龙旗我得上紫禁城。
侍者不愿意再说下去，转身走了。陈锡元舀了一大口冰激凌填进嘴里，立刻五官挪位，龇牙咧嘴，朝着侍者背影喊，小二，你过来！
侍者一路小跑奔过来，问有什么吩咐。陈锡元用小勺子敲着杯沿说，这是……
侍者说，您点的牛奶冰激凌。
陈锡元说，我点这个了？
侍者打开MENU告诉陈锡元，他刚点的就是这个。陈锡元说，行，我这是自作自受……
母亲只尝了一口，就将杯子推过来，她吃不惯这腥甜冰凉的东西。陈锡元将两份冰激凌好不容易吃光，德国小旗子被挑出来，搁在了一边。侍者过来招呼，问他再要点什么。陈锡元这回学乖了，指着下边一行说，换个吧，来这个。
母亲说，你一个人吃吧，我不习惯这里的奶腥味儿。
陈锡元对侍者说，那就一份。
侍者说他们这儿不论份，叫“客”。
陈锡元不耐烦地说，那就一客！
一会儿，侍者端来一大杯紫色的冰激凌，上面插着一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不动声色地吃了，吃半截围上了围巾。桌上放了三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还要点。母亲说，你算了吧，脸都绿了。
陈锡元问侍者怎的本子里头标的都是一个味儿，侍者说陈锡元点的这页是冷饮系列，全是凉的。陈锡元问有没有茶，热乎的。侍者说有COFFEE、BLACKTEA、MILKTEA、COCOA……陈锡元让他说它们的中国名字，侍者说它们没有中国名字，还没给取呢。陈锡元指着旁边喝咖啡的女人说，你就给我来壶跟她一样的洋茶。
侍者说，那就是COFFEE了，我们这儿的COFFEE论杯不论壶。
陈锡元说，那就一杯CO……O……OE，要烫的，越烫越好。
侍者问要奶和糖不要，陈锡元说，该搁的你都给我搁齐了。
陈锡元问母亲还吃什么，母亲说她看也看饱了。她算明白了，这儿吃的是摆设，不是饭。一会儿，侍者将一个碟子托着精致的小杯放到陈锡元面前，里面有大半杯棕色**。陈锡元说，这就是CO吗？怎么颜色浅啦，旁边那桌可是黑的！你们是不是兑水啦？
侍者说，这是搁了奶的，先生。您刚才不是吩咐了要搁奶和糖吗？
陈锡元不再说什么，一仰脖，将咖啡全倒进肚里。大声嚷，算账！
侍者将扣在桌上的账单翻过来说，两杯牛奶冰激凌，一杯香草冰激凌，一杯热咖啡，加上服务费一共是三块大洋，先生。
母亲一听，腿有点儿发软，她做补活，两个月不吃不喝也挣不了这些。陈锡元说，三块，你怎不要三十？我上“东来顺”吃涮锅子，八个人也没吃了三块大洋！
侍者说，上面都有价格，我们是明码标价，先生。
陈锡元悻悻地付了账，临走捏起三面小旗子说，这个归我，它们跟冰激凌是一事儿的。
侍者说，AS YOU L IK E IT。
陈锡元说，说中国话！
侍者说，随便。
出了起士林，陈锡元和姐姐站在马路对面早点摊跟前，大口嚼着烧饼果子，大口喝着热豆浆，烫得直吸溜，热烈而酣畅。混混儿隔着马路问，您老在小白楼吃的嘛？
陈锡元从怀里摸出三面国旗，在手里摇晃着说，爷们儿今儿个吃了三个德意志！
博美听我说完天津的故事，笑得直不起腰来，说我讲得比她太太讲得精彩多了，不愧是写小说的。她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请她的太舅爷到现代的西餐馆来，要不一定是件比上起士林还有意思的事情。
我告诉博美，陈锡元上起士林并非只是去开洋荤，他是有想法的。博美问有什么想法。我说，你太舅爷在上天津的时候就预感到他这个巡警工作干不长，新鲜劲儿一过他立刻觉出这不是他能干得了的差事。他告诉姐姐，听班里老警察讲，他的那个班长在街上逮来“坏人”，也不打，只是在太阳地里晒；夏天只需一个下午，就蔫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冬天也一样，把人剥光了，放到院里去冻；不到两个时辰，头脑就不清楚了。你问什么他招什么，你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他说是他帮着打的；你说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说他也在其中。警察逼供了吗？没有；打人了吗？没有……总之，这个行当有点儿缺德。
也的确，三年后陈锡元在朝阳门吉市口开了一间门面的酒铺。他的酒铺颇有起士林之风，小桌上铺着补花桌布，这绝对比起士林高级，起士林充其量不过是白桌布。这些补花桌布都是我母亲给他做的，母亲倾其全部手艺支持她的兄弟开店。桌上也明码标价地搁着一份MENU，里边分类标着二锅头、衡水老白干、竹叶青，拌豆腐丝、开花豆、花生米，也标着汽水和烂肉面。汽水是东边冷饮摊上的，烂肉面是西边小面馆的，有人点，隔着门嚷一声就给送过来了。
另外，陈锡元还请了烫着飞机头的女招待，女招待穿着带花边的白围裙，用盘子托着（是托，不是端）酒壶，花蝴蝶似的在铺子里飞。女招待绝对是良家女子，姓常，我的舅妈。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的舅舅干了不少行当，到老了最终还是没有离开餐饮业。“文革”期间先在某单位食堂卖饭，后来调双井小吃店炸炸糕，退休的时候是南小街烧卖馆卖票的……老人家深深地爱着这一行，无数次地被评为先进。除了历史上当过旧警察那段经历说起来让他舌头有点儿发麻以外，其他的都很理直气壮。他历年的奖状都在家里的墙上贴着，跟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把人往墙上引；逢人赞美，便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起士林精神。
三杯冰激凌，影响可谓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