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房门前，将钥匙插进锁孔，听到了“啪”的一声，一刹那，心里还真有点儿激动。尽管三个月前我才离开这里，但那不能算是正式回家，现在是提着包正儿八经地冋来了。
多少次，梦寐以求的回家，想的是推开房门，父亲在八仙桌旁边坐着，喝着他不变的茉莉双熏，眯着眼睛哼着《逍遥津》；桌后的条案上有粉彩的帽架，墙上是祖父画的西山山水，两边是父亲写的对联“丹霞出明月，和风动溪流”；母亲会从套间赶过来，穿着毛格子的夹旗袍，梳着元宝髻，穿过“松鼠葡萄”的落地罩，伸开臂弯将她的老闺女抱住；我会坐在鼓凳上，向父母细说分别以后几十年的喜怒哀乐，我会号啕，母亲也会跟着掉眼泪；老七呢，他只能站在一边搓手，低着头不言语。莫姜会适时地出现，请示母亲给我做什么吃的。母亲会说，这还用问，先给丫丫做碗汤面，垫补垫补；莫姜的汤面可不是一般的汤面，那是鸡汤、冬笋、蘑菇、香菜、葱花、外带卧鸡子儿的龙须面，吃一碗绝不会说够的；我还会被安置在西屋我的老住处，临窗是曾祖留下的书案，我曾经奇怪书案的两端为何是弧形，父亲说是为了看卷轴方便……
推开房门，一股装修的气息扑面而来，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莫姜也没有老七，那都是梦。
迎门照旧是条案，是八仙桌，榆木的，产自京南的花丝镶嵌厂。条案上是来自潘家园瓷器摊上的两个粉彩将军罐，墙上是恭亲王孙子溥心畲的书法《蝶恋花》。
溥心畲是中国有名的画家、书法家，他的字清瘦潇洒，他的画雍雅细致，加之身份所致，一直是一字难求。溥心畲解放后客居台湾，最后死在台湾。老七是他的学生，真正磕了头的学生，拜师地点就在我们家堂屋，当着我父亲的面，一丝不苟地磕。解放后，尤其是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不多，但是以前人称“南张（大千）北溥（心畲）”，说起王孙画家溥心畲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溥心畲跟我父亲走得近，经常到我们家来。北平解放前夕，曾劝我父亲跟他一块儿到台湾去。我父亲因为有一大家子人，又贪恋北京的吃食和文化，没有走。听说溥心畲到台湾以后，宋美龄要跟他学画，他坚持拜师就得磕头，宋美龄碍于总统夫人身份，不肯屈尊，就没有学成。
溥心畲的弦子弹得好，曲子词也填得好。老七跟我说过，有一天他到船板胡同的肃王府去串门，看见他的老师溥心畲在那儿弹弦子，调寄《蝶恋花》，弹得好极了。家里也有溥心畲的字画，这些东西在“文革”初期被我和老七关起院门偷偷烧了，父亲不忍看，躲在套间不出来。同时化作庄周之蝶的还有徐悲鸿和齐白石的画作，他们都是父亲在国立北平艺专的同事。
眼下我墙上这幅字并不是溥心畲的真迹，是台湾作家林慧芬送给我的仿制品。台湾人可以将字画做得乱真，糊裱装框，能哄外行。都说林慧芬是慈安的后裔，她对我一向称“姑奶奶”，我闹不清她这辈儿是怎么排的。她送了王孙画家的“字”，并且找人亲自替我挂在八仙桌和条案上头，没有谁不把它当真迹对待，就像我身上那些假首饰似的，没人认为是假的。
把包一扔，坐下来我开始寻思回家的第一顿饭吃什么，自然是面，懒得做。门缝有塞进来的小广告，内中叫外卖的单子不少，挑了一张花哨的，打电话让给送一碗热汤面来。不敢奢望什么鸡汤、冬笋和小蘑菇，热的就好。对方在电话里很干脆地说，一碗面不送。
我说再加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对方说，那也不送。
我说要不再添一个蘑菇青菜。对方不耐烦地说，不送！
我说，不是外卖吗，多少你们才送？满汉全席才送吗？
对方说，满汉全席你吃得起吗？
整个反了，卖方是爷，买方是孙子。这就是北京！
也是，一碗面让人家送，怎么送啊！
得了，泡方便面吧。
大后天是我的生日，我得想想该请谁。既是过生日也是烘房，饭必须在家里吃，得人多，得热闹，得乱哄哄。大后天是星期一，虽说是重阳节，可各单位没有放假的意思，请人吃饭这事还有点儿麻烦。
首先在亲属里找。
亲属中最亲的应该是丈夫和儿子了。丈夫早晨来过电话，从日本名古屋打来的，首先预祝我大后天生日快乐，接着说他回不来了。本来阳历九月就可以退休回北京，可是又接到一所私立大学的聘书，这样一来，他在那边就得干到七十岁了，这就意味着我还得一个人在这边单打独斗地过几年。至于几年后他回不回，还在模棱两可之中。他让我别失望，说是给我购买了生日礼物——一瓶法国白葡萄酒，待来年寒假回来探亲给我带来。
我对他的白葡萄酒表示了衷心感谢。
儿子说大后天技术考核，根本过不来，考核完了他们单位让他到阿联酋出差。这些日子他的工作积了一大堆，除非辞职，否则他离不开。儿子的前程比过生日、比烘房子重要，我不能强求。儿子说，他在网上订了六十六朵鲜花，让花店大后天给我送来。
我问是什么花，他说是黄**。我说**是送给死人的。他说白**是，黄**不是。他在网上査了，九月又叫“菊月”，是**盛开的日子，我生在农历九月自然是送**最合适。“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辉煌又壮观，哪里有一点儿“死”的意思。我说，去你的**，去你的黄金甲，去你娘的纂儿！
他说，好好儿的，老太太怎么又恼了，我又没说什么，您这是怎么了？
一瓶白葡萄酒，六十六朵黄**，让我说什么好？
家人指不上，只好在娘家人里找。住在老年公寓的五姐年初走了，有遗嘱，埋在紫阳婆家的坟地里，跟她放牛的王连长埋在一块儿。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那份爱，至死不变。其余的手足有的埋入祖坟，变做了平展的大马路；有的被装在盒子里，蜷缩在殡仪馆的小格子内，等待后人给寻找墓地。活着的唯有老七。我给老七打电话，告诉了他我回来的事，他在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侄女青青接过电话说她爸爸几年不下楼，我过生日肯定来不了。但是让我放心，大后天她一大早就过来，帮着我操持饭，接待客人。说她爸爸说了，将他做的一坛子糖醋白菜也带过来，说找不到榅桲（-种蜜饯的小红果），是用山楂糕替代的，味道虽然差，但是看着还鲜亮。
糖醋白菜是老七这辈子唯一的拿手菜，把白菜心过一下热水，用白糖拌了，装入白瓷坛子，撒上红榲梓，摆上绿香菜，放在阴凉处，三天后就可拿出来吃了。红白绿，清爽甘甜，是饭桌上一道不错的点缀。这个菜看似简单，但我一次也没成功过，那些白菜心，不是烂了就是生的，关键是白菜过水的温度掌握不好，坛子搁的地方不合适。大后天老七不能来，派他的糖醋白菜和女儿做代表，也是尽了当哥哥的心意。
幸亏还有这么一个姓金的娘家侄女！
放下电话，我对着电视愣了半天神，电视里在播放牙膏广告，一个光嫩漂亮的老玉米，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暗含着牙齿的齐整、坚固。然而我心中的老玉米则已经残缺破烂，被啃噬得七扭八歪，老玉米上只剩下两颗粒，一颗是我，一颗是老七。
两颗摇摇欲坠的玉米粒儿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朋友应该是有的，我一向在外地，北京深交的朋友没几个，文学界的、出版界的、报社的、文艺团体的。他们经常浸泡在各种邀请、各种饭局之中，已经把吃饭应酬当作了负担，还有心思为我分神吗？
硬着头皮给几位打了电话，文学社编辑赵筱莉说，礼拜一呀……事儿最多……不能改作礼拜六吗？
我说，我妈就是这天生的我，她老人家并没有憋了五天才让我出来。
赵筱莉说，那当然，那当然，六十六是个要紧的数，一个人一辈子就过一回六十六。
我说，你就能断定我过不了第二个六十六？
赵筱莉说，能，能，一定能！等您一百二十的时候我一定参与。
我说，小赵你别憋坏，打120往医院抬我的时候少不了你！
给刘二东打电话。开早点铺的刘二东提出到附近饭店去吃，说，现在已经没有谁还在家里请客了，这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风早不时兴了。当然，你们陕西农村或许还兴在家吃饭，在院子里一摆几桌，鸡鸭鱼肉，炸炒炖烧，满嘴流油，讲的是酒足饭饱……
我说，老二这话是怎么说呢，你不也是跟我一样，在陕西后顺沟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吗？才回城几天哪，就“你们陕西，你们陕西”的了。这饭一定得在家吃，我带来了陕北的黄黍子面，做炸糕，我记得这是你最爱吃的。
刘二东说黍子面炸糕北京的陕北饭馆里随时可以吃到，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我说，不稀罕你也得来！
给刘大可打电话。刘大可说回来是大事，就跟香港回归、文姬归汉似的，得好好热闹一下。说这事不用我操办，应该交给他，找个空旷的农家乐，放百十筒花，点十几挂鞭，喝他个一醉方休。我说，您改日再一醉方休吧，大后天十点必须到我家来，下刀子也得来。
刘大可是儿时的“发小”，他现在是开出租车的，时间相对自由。刘大可人长得少相，身子骨儿结实，走路噔噔噔小伙子似的。乍一看不像六十多岁的人，也就五十来岁的样儿。刘大可的孙子都上小学六年级了，按说应该在家打打牌、钓钓鱼安度晚年了，怎么还没早没晚满大街开出租拉活儿呢？大可说他开车开惯了，一天不摸车还真受不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他也跟我说过，前些年儿子贷款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单元房，说是以后父母年纪大了就都住在一块儿。大可不愿和儿子儿媳一块掺和，仍住在小胡同中的老屋里。这两年儿子的公司不景气，工资大大缩减，儿媳又下了岗，挣的钱仅够日常的生活开销，还贷压力太大。没办法，大可还不能放下方向盘安享清福，还得为儿子几十万的房贷奔命。
刘大可在电话里说，要去你那儿也行，必须给我做一盘地道的西安凉皮。我们开车，图省事，常买摊上的凉皮当午饭，想吃吃真正的西安凉皮。
我说，做凉皮容易，做奶酥六品都行，只要你来。
刘大可说他来，可只能待两个钟头，他下午还要给人交车。
……
一通电话打下来，朋友中，百分之九十不能来，不是在外地就是有会。后来我索性将北京熟人的电话挨个儿打，有交情的没交情的，打了一圈，肯定能来的只有小丁。小丁是做防腐木架子的小老板，福建人，我装修阳台给我做花架子的。
应了那句话，该来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