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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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房门前,将钥匙插进锁孔,听到了“啪”的一声,一刹那,心里还真有点儿激动。尽管三个月前我才离开这里,但那不能算是正式回家,现在是提着包正儿八经地冋来了。

多少次,梦寐以求的回家,想的是推开房门,父亲在八仙桌旁边坐着,喝着他不变的茉莉双熏,眯着眼睛哼着《逍遥津》;桌后的条案上有粉彩的帽架,墙上是祖父画的西山山水,两边是父亲写的对联“丹霞出明月,和风动溪流”;母亲会从套间赶过来,穿着毛格子的夹旗袍,梳着元宝髻,穿过“松鼠葡萄”的落地罩,伸开臂弯将她的老闺女抱住;我会坐在鼓凳上,向父母细说分别以后几十年的喜怒哀乐,我会号啕,母亲也会跟着掉眼泪;老七呢,他只能站在一边搓手,低着头不言语。莫姜会适时地出现,请示母亲给我做什么吃的。母亲会说,这还用问,先给丫丫做碗汤面,垫补垫补;莫姜的汤面可不是一般的汤面,那是鸡汤、冬笋、蘑菇、香菜、葱花、外带卧鸡子儿的龙须面,吃一碗绝不会说够的;我还会被安置在西屋我的老住处,临窗是曾祖留下的书案,我曾经奇怪书案的两端为何是弧形,父亲说是为了看卷轴方便……

推开房门,一股装修的气息扑面而来,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莫姜也没有老七,那都是梦。

迎门照旧是条案,是八仙桌,榆木的,产自京南的花丝镶嵌厂。条案上是来自潘家园瓷器摊上的两个粉彩将军罐,墙上是恭亲王孙子溥心畲的书法《蝶恋花》。

溥心畲是中国有名的画家、书法家,他的字清瘦潇洒,他的画雍雅细致,加之身份所致,一直是一字难求。溥心畲解放后客居台湾,最后死在台湾。老七是他的学生,真正磕了头的学生,拜师地点就在我们家堂屋,当着我父亲的面,一丝不苟地磕。解放后,尤其是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不多,但是以前人称“南张(大千)北溥(心畲)”,说起王孙画家溥心畲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溥心畲跟我父亲走得近,经常到我们家来。北平解放前夕,曾劝我父亲跟他一块儿到台湾去。我父亲因为有一大家子人,又贪恋北京的吃食和文化,没有走。听说溥心畲到台湾以后,宋美龄要跟他学画,他坚持拜师就得磕头,宋美龄碍于总统夫人身份,不肯屈尊,就没有学成。

溥心畲的弦子弹得好,曲子词也填得好。老七跟我说过,有一天他到船板胡同的肃王府去串门,看见他的老师溥心畲在那儿弹弦子,调寄《蝶恋花》,弹得好极了。家里也有溥心畲的字画,这些东西在“文革”初期被我和老七关起院门偷偷烧了,父亲不忍看,躲在套间不出来。同时化作庄周之蝶的还有徐悲鸿和齐白石的画作,他们都是父亲在国立北平艺专的同事。

眼下我墙上这幅字并不是溥心畲的真迹,是台湾作家林慧芬送给我的仿制品。台湾人可以将字画做得乱真,糊裱装框,能哄外行。都说林慧芬是慈安的后裔,她对我一向称“姑奶奶”,我闹不清她这辈儿是怎么排的。她送了王孙画家的“字”,并且找人亲自替我挂在八仙桌和条案上头,没有谁不把它当真迹对待,就像我身上那些假首饰似的,没人认为是假的。

把包一扔,坐下来我开始寻思回家的第一顿饭吃什么,自然是面,懒得做。门缝有塞进来的小广告,内中叫外卖的单子不少,挑了一张花哨的,打电话让给送一碗热汤面来。不敢奢望什么鸡汤、冬笋和小蘑菇,热的就好。对方在电话里很干脆地说,一碗面不送。

我说再加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对方说,那也不送。

我说要不再添一个蘑菇青菜。对方不耐烦地说,不送!

我说,不是外卖吗,多少你们才送?满汉全席才送吗?

对方说,满汉全席你吃得起吗?

整个反了,卖方是爷,买方是孙子。这就是北京!

也是,一碗面让人家送,怎么送啊!

得了,泡方便面吧。

大后天是我的生日,我得想想该请谁。既是过生日也是烘房,饭必须在家里吃,得人多,得热闹,得乱哄哄。大后天是星期一,虽说是重阳节,可各单位没有放假的意思,请人吃饭这事还有点儿麻烦。

首先在亲属里找。

亲属中最亲的应该是丈夫和儿子了。丈夫早晨来过电话,从日本名古屋打来的,首先预祝我大后天生日快乐,接着说他回不来了。本来阳历九月就可以退休回北京,可是又接到一所私立大学的聘书,这样一来,他在那边就得干到七十岁了,这就意味着我还得一个人在这边单打独斗地过几年。至于几年后他回不回,还在模棱两可之中。他让我别失望,说是给我购买了生日礼物——一瓶法国白葡萄酒,待来年寒假回来探亲给我带来。

我对他的白葡萄酒表示了衷心感谢。

儿子说大后天技术考核,根本过不来,考核完了他们单位让他到阿联酋出差。这些日子他的工作积了一大堆,除非辞职,否则他离不开。儿子的前程比过生日、比烘房子重要,我不能强求。儿子说,他在网上订了六十六朵鲜花,让花店大后天给我送来。

我问是什么花,他说是黄**。我说**是送给死人的。他说白**是,黄**不是。他在网上査了,九月又叫“菊月”,是**盛开的日子,我生在农历九月自然是送**最合适。“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辉煌又壮观,哪里有一点儿“死”的意思。我说,去你的**,去你的黄金甲,去你娘的纂儿!

他说,好好儿的,老太太怎么又恼了,我又没说什么,您这是怎么了?

一瓶白葡萄酒,六十六朵黄**,让我说什么好?

家人指不上,只好在娘家人里找。住在老年公寓的五姐年初走了,有遗嘱,埋在紫阳婆家的坟地里,跟她放牛的王连长埋在一块儿。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那份爱,至死不变。其余的手足有的埋入祖坟,变做了平展的大马路;有的被装在盒子里,蜷缩在殡仪馆的小格子内,等待后人给寻找墓地。活着的唯有老七。我给老七打电话,告诉了他我回来的事,他在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侄女青青接过电话说她爸爸几年不下楼,我过生日肯定来不了。但是让我放心,大后天她一大早就过来,帮着我操持饭,接待客人。说她爸爸说了,将他做的一坛子糖醋白菜也带过来,说找不到榅桲(-种蜜饯的小红果),是用山楂糕替代的,味道虽然差,但是看着还鲜亮。

糖醋白菜是老七这辈子唯一的拿手菜,把白菜心过一下热水,用白糖拌了,装入白瓷坛子,撒上红榲梓,摆上绿香菜,放在阴凉处,三天后就可拿出来吃了。红白绿,清爽甘甜,是饭桌上一道不错的点缀。这个菜看似简单,但我一次也没成功过,那些白菜心,不是烂了就是生的,关键是白菜过水的温度掌握不好,坛子搁的地方不合适。大后天老七不能来,派他的糖醋白菜和女儿做代表,也是尽了当哥哥的心意。

幸亏还有这么一个姓金的娘家侄女!

放下电话,我对着电视愣了半天神,电视里在播放牙膏广告,一个光嫩漂亮的老玉米,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暗含着牙齿的齐整、坚固。然而我心中的老玉米则已经残缺破烂,被啃噬得七扭八歪,老玉米上只剩下两颗粒,一颗是我,一颗是老七。

两颗摇摇欲坠的玉米粒儿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朋友应该是有的,我一向在外地,北京深交的朋友没几个,文学界的、出版界的、报社的、文艺团体的。他们经常浸泡在各种邀请、各种饭局之中,已经把吃饭应酬当作了负担,还有心思为我分神吗?

硬着头皮给几位打了电话,文学社编辑赵筱莉说,礼拜一呀……事儿最多……不能改作礼拜六吗?

我说,我妈就是这天生的我,她老人家并没有憋了五天才让我出来。

赵筱莉说,那当然,那当然,六十六是个要紧的数,一个人一辈子就过一回六十六。

我说,你就能断定我过不了第二个六十六?

赵筱莉说,能,能,一定能!等您一百二十的时候我一定参与。

我说,小赵你别憋坏,打120往医院抬我的时候少不了你!

给刘二东打电话。开早点铺的刘二东提出到附近饭店去吃,说,现在已经没有谁还在家里请客了,这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风早不时兴了。当然,你们陕西农村或许还兴在家吃饭,在院子里一摆几桌,鸡鸭鱼肉,炸炒炖烧,满嘴流油,讲的是酒足饭饱……

我说,老二这话是怎么说呢,你不也是跟我一样,在陕西后顺沟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吗?才回城几天哪,就“你们陕西,你们陕西”的了。这饭一定得在家吃,我带来了陕北的黄黍子面,做炸糕,我记得这是你最爱吃的。

刘二东说黍子面炸糕北京的陕北饭馆里随时可以吃到,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我说,不稀罕你也得来!

给刘大可打电话。刘大可说回来是大事,就跟香港回归、文姬归汉似的,得好好热闹一下。说这事不用我操办,应该交给他,找个空旷的农家乐,放百十筒花,点十几挂鞭,喝他个一醉方休。我说,您改日再一醉方休吧,大后天十点必须到我家来,下刀子也得来。

刘大可是儿时的“发小”,他现在是开出租车的,时间相对自由。刘大可人长得少相,身子骨儿结实,走路噔噔噔小伙子似的。乍一看不像六十多岁的人,也就五十来岁的样儿。刘大可的孙子都上小学六年级了,按说应该在家打打牌、钓钓鱼安度晚年了,怎么还没早没晚满大街开出租拉活儿呢?大可说他开车开惯了,一天不摸车还真受不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他也跟我说过,前些年儿子贷款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单元房,说是以后父母年纪大了就都住在一块儿。大可不愿和儿子儿媳一块掺和,仍住在小胡同中的老屋里。这两年儿子的公司不景气,工资大大缩减,儿媳又下了岗,挣的钱仅够日常的生活开销,还贷压力太大。没办法,大可还不能放下方向盘安享清福,还得为儿子几十万的房贷奔命。

刘大可在电话里说,要去你那儿也行,必须给我做一盘地道的西安凉皮。我们开车,图省事,常买摊上的凉皮当午饭,想吃吃真正的西安凉皮。

我说,做凉皮容易,做奶酥六品都行,只要你来。

刘大可说他来,可只能待两个钟头,他下午还要给人交车。

……

一通电话打下来,朋友中,百分之九十不能来,不是在外地就是有会。后来我索性将北京熟人的电话挨个儿打,有交情的没交情的,打了一圈,肯定能来的只有小丁。小丁是做防腐木架子的小老板,福建人,我装修阳台给我做花架子的。

应了那句话,该来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