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灯罩儿这天晚上来找老朱,也是事先谋划好的。他对老朱说,这几年卖帽子,也是卖了个半羼子,可想来想去还是不认头。说着,又冲老朱打个嗨声,要说你我都是手艺人,且跟王麻秆儿和马六儿他们还不一样,自古有句话,鞋帽不分家,要这么说,咱也算半个同行,况且我的帽子,你的鞋,在这侯家后的街上一提,也都是有名有姓的。
老朱看着他,不知他到底要说什么。
杨灯罩儿说,这么说吧,自从年后闹这一场兵乱,你也知道,侯家后的生意已经越来越难做,街上的铺子关张的不少,就是没关张的也都勉强支应,只有咱两家,还算过得去。
杨灯罩儿这样说,其实已经在给老朱画圈儿。他故意把自己的帽子跟老朱的鞋放在一块儿说。但老朱绱鞋有铺子,且绱的是新鞋,而杨灯罩儿卖帽子没固定地方,只是推车,帽子也有新有旧,买卖根本不是一回事。但老朱这时已经让他绕进去了,冲他眨巴着眼,等他往下说。杨灯罩儿一见老朱听进去了,就赶紧接着说,现在世道越来越难,你绱鞋是一个人,我卖帽子也是一个人,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不成林,我的意思,你懂了吧?
老朱看着杨灯罩儿,还是不懂。
杨灯罩儿说,这么说吧,我的意思是,干脆咱俩合着干。
老朱没想到杨灯罩儿会这么说,一时反应不过来。再想想,又觉着他说得也不是没道理。倘把自己的鞋跟杨灯罩儿的帽子合在一块儿,买卖一下就大了一半儿,生意自然也好做一些。杨灯罩儿看出老朱的心眼儿活动了,连忙又说,生意场上有一句说滥了的话,一人为单儿,俩人为双儿,做买卖既然是将本求利,当然本儿越大利也就越大。说完观察了一下老朱的脸色,又说,咱一个胡同住了这些年,我这人的脾气你也知根知底,厚道不说,也从不跟人计较,再说都是街里街坊的,日后谁赚多赚少,也没赚到外人兜儿里去。
老朱又看看杨灯罩儿,还没说话。
杨灯罩儿知道老朱的脾气,往他屁股上踹一脚,得过半天脑袋才能知道,于是说,你再寻思寻思吧,这么大的事,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定的,等你想好了,咱再细商量,还是那句话,都是老街旧邻,谁赚着钱都高兴,甭管嘛事儿,自己人都好商量。临出门时,又说,一根筷子叫嘛?叫棍儿,得两根棍儿凑在一块儿才叫筷子。说着干脆又回来,把脑袋伸到老朱的跟前,一根棍儿能干嘛?没用,得两根棍儿凑成筷子,才能夹大鱼大肉!
老朱确实反应慢,平时遇上事,就像老牛吃草,得反刍。但还有个习惯,倘自己掰不开蘖了,就去找人商量。杨灯罩儿的为人,老朱当然知道,街上嘴损的人说起杨灯罩儿有句话,大粪车从他跟前过,都得抹一指头尝尝咸淡味儿。这个晚上,老朱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趁着来包子铺吃包子,就跟高掌柜说了。高掌柜一听就明白了,这明显是杨灯罩儿又想占老朱的便宜。况且老朱这种厚道人,真跟杨灯罩儿合着做生意,肯定是净等着吃亏。
高掌柜当然了解杨灯罩儿的为人。当年洋人打进天津,正要扒城墙的时候,杨灯罩儿突然去街上的商家东串西串,说天津提督聂士成为了天津,在八里台让洋人的大炮炸成了七块八块,天津百姓要凑钱为他立碑,各家没多有少,都表示点儿心意。当时也正是恨洋人的时候,又觉着聂士成这样一个安徽人,是为天津战死的,很多商铺就都出了钱。当时高掌柜也拿了一两银子。但也有没出的。没出的商家倒不是不肯出,也不是出不起,而是对杨灯罩儿不放心,知道他这人没谱儿,不敢把钱交给他。后来果然传出消息,这立碑确有其事,但是一家商会操持的,人家根本就没让杨灯罩儿去各家敛钱,是他擅自做主,打着人家旗号这么干的,最后也没把敛来的钱如数交给这个商会。后来商会听说了这事,把他叫去,又跟他一笔一笔地核对。但就这样,也没能把钱如数追回。不过高掌柜毕竟是在街上做生意的,凡事与人为善。听老朱说了这事,只是笑笑,问他自己怎么想。
老朱吭哧了吭哧说,想了一宿,没想好。
高掌柜就说,要说这事儿,应该是个好事儿,就如你所说,买卖合起来本儿大,本儿大利自然也就大,不过还有一句话,亲兄弟,也得明算账,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到底怎么想的,人心隔肚皮,要真打算合着干,以后事儿上也得多经点儿心。
其实高掌柜这话,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只是没明着说出来。但老朱听得似懂非懂,从包子铺出来,还是拿不准主意。想了想,就又来找尚先生商量。尚先生一听就笑了,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反问,昨天杨灯罩儿去给你送粽子,我当时是怎么说的?
老朱眨巴着眼想想说,你说,他一会儿还得回来。
尚先生问,他后来回来了吗?
老朱答,回来了。
问,回来说的嘛?
答,就说的这事。
尚先生就笑了,把手里正看的一本书放下,对老朱说,手艺人有句常说的话,叫隔行如隔山,要论绱鞋卖帽子,我是外行,但理是一样的理,做买卖本钱固然重要,可这买卖跟谁做,人也不是不重要,再往深里说,也许更重要,我的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尚先生说完,又觉着自己这话有点儿绕乎,看看老朱,担心他听不懂。
老朱确实没听懂,就觉着尚先生这话说过来,又说回去,听了半天也听不出他到底说的是嘛意思。尚先生只好又说,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买卖也如此,从来都是说合儿,不说破,我只能这么说,你过去跟杨灯罩儿的交情多深,自己心里应该有数,昨天他突然拎来两个粽子,这叫礼下于人,可礼下于人只是半句话,后半句是,必有所求,这就得想想了,他为嘛求你?如果这事儿对你有利,是谁求谁?倘对他有利,又是谁求谁?
尚先生这一说,老朱才有点明白了。
老朱遇事虽没准主意,也是个认死理的人。在胡同里问了一圈儿,虽然问的人都没明说,但意思也听出来了,都觉着杨灯罩儿这人不行,跟他合着做买卖,这事不靠谱儿。但老朱觉着,自己做买卖跟别人不一样,凭的是手艺,有手艺就不亏心。他杨灯罩儿再怎么着,跟自己也只是合伙,既然是合伙,合则聚不合则散,谁也不亏谁,谁也不欠谁。
心里这么想,也就打定了主意。
第二天下午,杨灯罩儿又来了。这回带来一包茶叶。杨灯罩儿昨天来,看见老朱的身边放个大茶缸子,沏着茶,就知道他爱喝茶。杨灯罩儿把这包茶叶放下说,这是“高末儿”,小叶儿双醺,让老朱尝尝。老朱挺高兴,可打开一看,不是“高末儿”,是“土末儿”。“土末儿”跟“高末儿”差着一天一地。“高末儿”也叫“高碎”,是上好的茶叶卖完了,剩下的碎末儿,味儿还是好茶叶的味儿,只是不禁沏,只能一淋儿水,还有个好听的说法儿,叫“满天星”,再沏就没味儿了。“土末儿”则是茶叶铺清底的碎渣子,连渣子带土,还掺着草星子。只有码头车站“脚行”的人,才沏这种“土末儿”喝。老朱看着这包“土末儿”,愣了愣,就随手搁在一边儿了。杨灯罩儿这才问老朱,昨天说的事,寻思得怎么样了。老朱也不拐弯儿,点头说,行。可行是行,又问杨灯罩儿,具体怎么打算。杨灯罩儿说,也没细打算,这事儿要说简单,也挺简单,就是我把帽子拿过来,跟你这边的鞋一块儿卖。
老朱问,卖完了呢?
杨灯罩儿说,卖完了,鞋的钱归你,帽子钱归我。
老朱一听说,这不成了我替你卖帽子?
杨灯罩儿说,话不能这么说,过去你的铺子是只卖鞋,所以才叫鞋铺,现在又有了帽子,有鞋又有帽子,就可以叫鞋帽铺了,况且我杨灯罩儿的帽子,在街上一提也有一号。
老朱听了想想,觉着这话也有道理。
杨灯罩儿又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要不这么着,既然是合伙,我的帽子卖了,你提一成,你的鞋卖了,我也提一成,这样囫囵着,咱就都不吃亏了。
这回老朱听出来了,立刻说,不对,我提一成,你也提一成,这不等于谁都没提?
杨灯罩儿拨楞了一下脑袋说,你的鞋跟我帽子的价儿不一样啊。
老朱说,是不一样,我的鞋贵,你的帽子便宜,你要提一成,比我提得多。
杨灯罩儿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但心里也明白,其实老朱还没说到点儿上,他真正吃亏的还不是鞋贵帽子便宜,帽子是顶在脑袋上的,除了日晒雨淋没个坏,鞋却是穿在脚上的,整天在地上秃噜,也就容易破,所以要按提成算,自然是自己这边更合适。这么一想,也就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说,行行,我的帽子,让你多提一成,这你还说嘛?
老朱又看看他。
杨灯罩儿说,不过有个条件,既然你比我多提一成,这铺子,以后就算咱俩的。
老朱听了又想想。这铺子说是个铺子,其实也就是在街边搭的棚子,只有三面是砖墙。老朱冬天嫌冻手,才请人把墙的里外抹了泥。杨灯罩儿这一说,也就同意了。
接着又商量铺子的字号。现在有鞋又有帽子了,铺子就得另取个字号。杨灯罩儿说,他叫杨福临,老朱叫朱成祥,就叫“福成帽鞋店”。老朱一听不干,说帽鞋店,没这么叫的,再说自己这铺子本来叫“大成祥绱鞋铺”,现在也就多了个帽子,要叫该叫“成福鞋帽店”,叫着顺嘴,也合理。杨灯罩儿也知道自己说得不占理,可按老朱说的,叫“成福鞋帽店”,又不认头。不过杨灯罩儿已看出来,这老朱反应慢,但脾气轴,想好的事不会轻易改变,也知道他这一天肯定去胡同问了不少人,现在好容易谈成的事,别再黄了。于是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就把鞋放在前面,叫“鞋帽店”。但杨灯罩儿的名字也得放前面,且要把名字叫全了,就叫“福临成鞋帽店”。老朱一听还不同意,说,要把名字叫全就都叫全,不能一个全、一个不全。最后商定,就叫“福临成祥鞋帽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