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灯罩儿这天晚上来找老朱，也是事先谋划好的。他对老朱说，这几年卖帽子，也是卖了个半羼子，可想来想去还是不认头。说着，又冲老朱打个嗨声，要说你我都是手艺人，且跟王麻秆儿和马六儿他们还不一样，自古有句话，鞋帽不分家，要这么说，咱也算半个同行，况且我的帽子，你的鞋，在这侯家后的街上一提，也都是有名有姓的。
老朱看着他，不知他到底要说什么。
杨灯罩儿说，这么说吧，自从年后闹这一场兵乱，你也知道，侯家后的生意已经越来越难做，街上的铺子关张的不少，就是没关张的也都勉强支应，只有咱两家，还算过得去。
杨灯罩儿这样说，其实已经在给老朱画圈儿。他故意把自己的帽子跟老朱的鞋放在一块儿说。但老朱绱鞋有铺子，且绱的是新鞋，而杨灯罩儿卖帽子没固定地方，只是推车，帽子也有新有旧，买卖根本不是一回事。但老朱这时已经让他绕进去了，冲他眨巴着眼，等他往下说。杨灯罩儿一见老朱听进去了，就赶紧接着说，现在世道越来越难，你绱鞋是一个人，我卖帽子也是一个人，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不成林，我的意思，你懂了吧？
老朱看着杨灯罩儿，还是不懂。
杨灯罩儿说，这么说吧，我的意思是，干脆咱俩合着干。
老朱没想到杨灯罩儿会这么说，一时反应不过来。再想想，又觉着他说得也不是没道理。倘把自己的鞋跟杨灯罩儿的帽子合在一块儿，买卖一下就大了一半儿，生意自然也好做一些。杨灯罩儿看出老朱的心眼儿活动了，连忙又说，生意场上有一句说滥了的话，一人为单儿，俩人为双儿，做买卖既然是将本求利，当然本儿越大利也就越大。说完观察了一下老朱的脸色，又说，咱一个胡同住了这些年，我这人的脾气你也知根知底，厚道不说，也从不跟人计较，再说都是街里街坊的，日后谁赚多赚少，也没赚到外人兜儿里去。
老朱又看看杨灯罩儿，还没说话。
杨灯罩儿知道老朱的脾气，往他屁股上踹一脚，得过半天脑袋才能知道，于是说，你再寻思寻思吧，这么大的事，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定的，等你想好了，咱再细商量，还是那句话，都是老街旧邻，谁赚着钱都高兴，甭管嘛事儿，自己人都好商量。临出门时，又说，一根筷子叫嘛？叫棍儿，得两根棍儿凑在一块儿才叫筷子。说着干脆又回来，把脑袋伸到老朱的跟前，一根棍儿能干嘛？没用，得两根棍儿凑成筷子，才能夹大鱼大肉！
老朱确实反应慢，平时遇上事，就像老牛吃草，得反刍。但还有个习惯，倘自己掰不开蘖了，就去找人商量。杨灯罩儿的为人，老朱当然知道，街上嘴损的人说起杨灯罩儿有句话，大粪车从他跟前过，都得抹一指头尝尝咸淡味儿。这个晚上，老朱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趁着来包子铺吃包子，就跟高掌柜说了。高掌柜一听就明白了，这明显是杨灯罩儿又想占老朱的便宜。况且老朱这种厚道人，真跟杨灯罩儿合着做生意，肯定是净等着吃亏。
高掌柜当然了解杨灯罩儿的为人。当年洋人打进天津，正要扒城墙的时候，杨灯罩儿突然去街上的商家东串西串，说天津提督聂士成为了天津，在八里台让洋人的大炮炸成了七块八块，天津百姓要凑钱为他立碑，各家没多有少，都表示点儿心意。当时也正是恨洋人的时候，又觉着聂士成这样一个安徽人，是为天津战死的，很多商铺就都出了钱。当时高掌柜也拿了一两银子。但也有没出的。没出的商家倒不是不肯出，也不是出不起，而是对杨灯罩儿不放心，知道他这人没谱儿，不敢把钱交给他。后来果然传出消息，这立碑确有其事，但是一家商会操持的，人家根本就没让杨灯罩儿去各家敛钱，是他擅自做主，打着人家旗号这么干的，最后也没把敛来的钱如数交给这个商会。后来商会听说了这事，把他叫去，又跟他一笔一笔地核对。但就这样，也没能把钱如数追回。不过高掌柜毕竟是在街上做生意的，凡事与人为善。听老朱说了这事，只是笑笑，问他自己怎么想。
老朱吭哧了吭哧说，想了一宿，没想好。
高掌柜就说，要说这事儿，应该是个好事儿，就如你所说，买卖合起来本儿大，本儿大利自然也就大，不过还有一句话，亲兄弟，也得明算账，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到底怎么想的，人心隔肚皮，要真打算合着干，以后事儿上也得多经点儿心。
其实高掌柜这话，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只是没明着说出来。但老朱听得似懂非懂，从包子铺出来，还是拿不准主意。想了想，就又来找尚先生商量。尚先生一听就笑了，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反问，昨天杨灯罩儿去给你送粽子，我当时是怎么说的？
老朱眨巴着眼想想说，你说，他一会儿还得回来。
尚先生问，他后来回来了吗？
老朱答，回来了。
问，回来说的嘛？
答，就说的这事。
尚先生就笑了，把手里正看的一本书放下，对老朱说，手艺人有句常说的话，叫隔行如隔山，要论绱鞋卖帽子，我是外行，但理是一样的理，做买卖本钱固然重要，可这买卖跟谁做，人也不是不重要，再往深里说，也许更重要，我的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尚先生说完，又觉着自己这话有点儿绕乎，看看老朱，担心他听不懂。
老朱确实没听懂，就觉着尚先生这话说过来，又说回去，听了半天也听不出他到底说的是嘛意思。尚先生只好又说，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买卖也如此，从来都是说合儿，不说破，我只能这么说，你过去跟杨灯罩儿的交情多深，自己心里应该有数，昨天他突然拎来两个粽子，这叫礼下于人，可礼下于人只是半句话，后半句是，必有所求，这就得想想了，他为嘛求你？如果这事儿对你有利，是谁求谁？倘对他有利，又是谁求谁？
尚先生这一说，老朱才有点明白了。
老朱遇事虽没准主意，也是个认死理的人。在胡同里问了一圈儿，虽然问的人都没明说，但意思也听出来了，都觉着杨灯罩儿这人不行，跟他合着做买卖，这事不靠谱儿。但老朱觉着，自己做买卖跟别人不一样，凭的是手艺，有手艺就不亏心。他杨灯罩儿再怎么着，跟自己也只是合伙，既然是合伙，合则聚不合则散，谁也不亏谁，谁也不欠谁。
心里这么想，也就打定了主意。
第二天下午，杨灯罩儿又来了。这回带来一包茶叶。杨灯罩儿昨天来，看见老朱的身边放个大茶缸子，沏着茶，就知道他爱喝茶。杨灯罩儿把这包茶叶放下说，这是“高末儿”，小叶儿双醺，让老朱尝尝。老朱挺高兴，可打开一看，不是“高末儿”，是“土末儿”。“土末儿”跟“高末儿”差着一天一地。“高末儿”也叫“高碎”，是上好的茶叶卖完了，剩下的碎末儿，味儿还是好茶叶的味儿，只是不禁沏，只能一淋儿水，还有个好听的说法儿，叫“满天星”，再沏就没味儿了。“土末儿”则是茶叶铺清底的碎渣子，连渣子带土，还掺着草星子。只有码头车站“脚行”的人，才沏这种“土末儿”喝。老朱看着这包“土末儿”，愣了愣，就随手搁在一边儿了。杨灯罩儿这才问老朱，昨天说的事，寻思得怎么样了。老朱也不拐弯儿，点头说，行。可行是行，又问杨灯罩儿，具体怎么打算。杨灯罩儿说，也没细打算，这事儿要说简单，也挺简单，就是我把帽子拿过来，跟你这边的鞋一块儿卖。
老朱问，卖完了呢？
杨灯罩儿说，卖完了，鞋的钱归你，帽子钱归我。
老朱一听说，这不成了我替你卖帽子？
杨灯罩儿说，话不能这么说，过去你的铺子是只卖鞋，所以才叫鞋铺，现在又有了帽子，有鞋又有帽子，就可以叫鞋帽铺了，况且我杨灯罩儿的帽子，在街上一提也有一号。
老朱听了想想，觉着这话也有道理。
杨灯罩儿又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要不这么着，既然是合伙，我的帽子卖了，你提一成，你的鞋卖了，我也提一成，这样囫囵着，咱就都不吃亏了。
这回老朱听出来了，立刻说，不对，我提一成，你也提一成，这不等于谁都没提？
杨灯罩儿拨楞了一下脑袋说，你的鞋跟我帽子的价儿不一样啊。
老朱说，是不一样，我的鞋贵，你的帽子便宜，你要提一成，比我提得多。
杨灯罩儿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但心里也明白，其实老朱还没说到点儿上，他真正吃亏的还不是鞋贵帽子便宜，帽子是顶在脑袋上的，除了日晒雨淋没个坏，鞋却是穿在脚上的，整天在地上秃噜，也就容易破，所以要按提成算，自然是自己这边更合适。这么一想，也就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说，行行，我的帽子，让你多提一成，这你还说嘛？
老朱又看看他。
杨灯罩儿说，不过有个条件，既然你比我多提一成，这铺子，以后就算咱俩的。
老朱听了又想想。这铺子说是个铺子，其实也就是在街边搭的棚子，只有三面是砖墙。老朱冬天嫌冻手，才请人把墙的里外抹了泥。杨灯罩儿这一说，也就同意了。
接着又商量铺子的字号。现在有鞋又有帽子了，铺子就得另取个字号。杨灯罩儿说，他叫杨福临，老朱叫朱成祥，就叫“福成帽鞋店”。老朱一听不干，说帽鞋店，没这么叫的，再说自己这铺子本来叫“大成祥绱鞋铺”，现在也就多了个帽子，要叫该叫“成福鞋帽店”，叫着顺嘴，也合理。杨灯罩儿也知道自己说得不占理，可按老朱说的，叫“成福鞋帽店”，又不认头。不过杨灯罩儿已看出来，这老朱反应慢，但脾气轴，想好的事不会轻易改变，也知道他这一天肯定去胡同问了不少人，现在好容易谈成的事，别再黄了。于是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就把鞋放在前面，叫“鞋帽店”。但杨灯罩儿的名字也得放前面，且要把名字叫全了，就叫“福临成鞋帽店”。老朱一听还不同意，说，要把名字叫全就都叫全，不能一个全、一个不全。最后商定，就叫“福临成祥鞋帽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