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灯罩儿的这一口唾沫，让保三儿恨疯了。
保三儿把别的事都扔下了，每天就在蜡头儿胡同转，非找着杨灯罩儿不可。
杨灯罩儿也知道，保三儿过去是拉胶皮的。天津的街上有句老话，“车、船、店、脚、衙，没罪也该杀”。所谓“车”，指的也就是拉胶皮的，意思是这一行的不光好人少，也都不是善茬儿。杨灯罩儿很清楚，自己这一口唾沫肯定是捅了马蜂窝。但杨灯罩儿想来想去，还是想不明白，自己这些年跟这个保三儿没一点儿来往，他这个晚上来蜡头儿胡同显然不是路过，也不会是帮王麻秆儿，看样子就是冲自己来的。可他又是为嘛事来找自己呢？
杨灯罩儿这时已顾不上弄清这些事。用句天津的土话说，别的都是老幺，先说保命要紧。他从蜡头儿胡同跑出来，跳上一辆胶皮，一头钻进法租界就再也不敢出来了。
保三儿还是很快就打听到杨灯罩儿的下落，知道他现在跟一个叫黑玛丽的女人住在法租界的巴黎路。这黑玛丽四十多岁，早先是个舞女，这些年一直在法租界里混。现在人老珠黄，跳舞跳不动了，就在巴黎路拐角的一个小洋楼租了个储物间，平时以给洋人“拉皮条”为生。杨灯罩儿是在一个咖啡馆认识黑玛丽的。杨灯罩儿自从当年让洋人赫德从“爱德蒙”洋行轰出来，跟大卫李也就断了。后来杨灯罩儿走投无路，又去找过大卫李，还想让他帮忙。但大卫李跟他挑明了，对他说，他现在已经彻底看清了，知道杨灯罩儿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了，所以不光不想管他的事，以后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来往。他告诉杨灯罩儿，就当从来不认识，别再来找他，再来，他就叫巡警。杨灯罩儿一见大卫李把话说得这么绝，也就只好作罢了。但没了大卫李，在法租界就更难混了。过去还能进公司，现在岁数也大了，公司就更进不去了，只能到处打游飞。一天下午，杨灯罩儿来到一个咖啡馆。他来这咖啡馆当然不为喝咖啡。在这里喝咖啡的大都是洋人，或跟洋人有关系的中国人。
果然，杨灯罩儿在这儿认识了黑玛丽。
黑玛丽本来是指跳舞吃饭的，后来不跳了不是自己不想跳，而是没人要了。洋人对舞伴的要求很高，漂亮不漂亮倒在其次，他们也看不出中国女人的丑俊。有的长得瘪鼻子翻嘴唇，洋人看了反倒爱得不行；但必须得年轻，年轻女人腰儿才细，腿才直，洋人要的是身材。可这时黑玛丽的腰虽还不算粗，也只比屁股细一点儿，腿本来挺长，一过四十也就打弯儿了。黑玛丽跳了半辈子舞，这时再干别的也不会，就只能还吃这碗饭。在租界混了这些年，已学会说洋话，也认识不少洋人，再有中国女人想干这行，她就往洋人跟前介绍。时间一长，洋人再想找舞女，也来冲她要，至于要去了光跳舞，还是跳完了舞也干别的，黑玛丽就不管了。
一天下午，杨灯罩儿正坐在咖啡馆里，就见黑玛丽带着两个中国女人进来，坐在旁边的桌上。喝了一会儿咖啡，又来了两个洋人。黑玛丽的洋话说得呱呱的，跟这两个洋人嘻嘻哈哈地聊了一会儿，这两个洋人就把这两个中国女人带走了。这时杨灯罩儿已看出来，这女人应该是个人物儿，想了想，就起身凑过来。先搭上话，闲聊了几句，俩人挺说得上来。黑玛丽说的是天津话。但天津话也不一样。在租界混惯洋事儿的天津人，说的天津话不纯，还带点洋腔儿。天津话本来很重，口音也冲，一带洋腔儿就软了，也轻。杨灯罩儿在法租界混了这些年，对黑玛丽这种带点洋腔儿的天津话也就很熟悉。黑玛丽的眼也毒，看出凑过来的这个男人应该也混过洋事儿，而且不像个省油的灯。黑玛丽干这行，也不能总单枪匹马，一直想有个妥靠的男人帮衬。两人这样聊了一会儿，都觉着对方有用，也是惺惺相惜，就一拍即合越聊越近乎儿。又一块儿吃了顿晚饭，当天晚上，杨灯罩儿也就住在黑玛丽的家里。
杨灯罩儿在黑玛丽的家里本来不是长住，赶上有事，或俩人都有兴致，就多住几天，一忙也许就三五天不来。但自从杨灯罩儿的小腿肚子让王麻秆儿砍了一菜刀，又往保三儿的脸上吐了口唾沫，就一头钻进黑玛丽的家里不敢出来了。他当然没跟黑玛丽说实话，只说自己累了，想在这儿歇几天。黑玛丽一个人本来也冷清，有个杨灯罩儿做伴儿，也挺高兴。
保三儿当年拉胶皮，对法租界很熟，在这边也有朋友。让这边的朋友一扫听，没几天就打听到了杨灯罩儿的下落。保三儿知道巴黎路，问清了具体地方，当天下午就来到法租界。这是个平顶的小洋楼，加上地下室一共三层。储物间是在一进门的二楼。
保三儿过来，先敲了敲门。
黑玛丽打开门，上下看看保三儿，不认识。保三儿却一把推开她就闯进来。杨灯罩儿正趴在**翻看一本花花绿绿的外国画报，回头一看是保三儿，翻身一个鲤鱼打挺就从**蹦起来。保三儿比他快，上前一把就把他按住了。杨灯罩儿歪在**，胳膊让保三儿拧着，疼得直咧嘴。黑玛丽吓得嗷儿地叫了一声。保三儿冲她比画着说，你要再敢叫，我先宰了他，再宰你！黑玛丽就不敢叫了。保三儿又朝旁边一指说，坐下。
黑玛丽就坐下了。
保三儿这才松开手，让杨灯罩儿坐起来。可杨灯罩儿刚起身，突然一蹦就朝门口儿跑去。保三儿没追，只在底下一伸脚，杨灯罩儿朝前一蹿就摔在地上。保三儿跟过来，又把他揪起来，放到床沿儿上说，你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再跑，我就不客气了。
杨灯罩儿垂头丧气地低着头，在床沿儿上坐下了。
保三儿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但保三儿这一问，杨灯罩儿却听拧了，以为保三儿问的是这回王麻秆儿儿子的事。再说，那天傍晚在蜡头儿胡同的胡同口儿，差一点儿让王麻秆儿拿菜刀给劈了，心里也就明白，看来再想搪塞也搪塞不过去，于是只好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说了。杨灯罩儿说，他也是偶然发现这件事的。一天早晨，他从家里出来，一出蜡头儿胡同，看见两个年轻人从“福临成祥鞋帽店”里出来，心里有些纳闷儿，鞋帽店还没开板儿，这俩人这会儿出来，肯定是住在店里了，可来子怎么会让这样两个生人住在店里？这么想着，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几天以后的晚上，他有事回来得晚，路过鞋帽店时，又看见这两个人。这一下杨灯罩儿就留意了。杨灯罩儿这时是哪条道儿上的活儿都干，也哪条道儿上的钱都挣，用街上的话说，也就是“打八岔”。这时突然想起来，在警察局里有一个叫阮三哈的朋友，是个安南人，当年在洋人的租界混事儿，后来又跑到华人的警局当探子。这阮三哈曾跟杨灯罩儿说过，现在天津的地面儿很复杂，各路人都有，可上面最注意的还是革命党。阮三哈让杨灯罩儿留意，只要发现可疑的人，就跟他通报一声，将来有了好处大家分。杨灯罩儿已听街上的人说过，王麻秆儿的儿子小时候让姥姥家领走，最近好像又回来了。可这儿子回来的事，王麻秆儿好像挺背人，不太愿意说。杨灯罩儿的肚子里弯弯绕儿多，直觉告诉他，这应该是个发财的机会。于是就下了功夫，天天在鞋帽店的门口蹲着。这一蹲还真没白蹲，终于弄清了，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宽肩膀儿，一个溜肩膀儿。王麻秆儿总来看这个宽肩膀儿的，估计是他的儿子。那个溜肩膀儿的应该是跟王麻秆儿的儿子一块儿的。又注意了几天，发现这两个人最常去的是两个地方，一是裕大纱厂和北洋纱厂，再一个就是西楼村。西楼村的南面有一片菜地，这菜地里有个窝棚，这两个人常去这个窝棚。这时，杨灯罩儿的心里就开始盘算了。看样子，这俩人八成都是革命党，倘把这事告诉阮三哈，肯定能赚一笔。可还有一样，这其中有一个是王麻秆儿的儿子，要是把他儿子也举报了，真抓起来，这种罪过儿可是要掉脑袋的。砍了那个年轻人的脑袋倒无所谓，倘把王麻秆儿的儿子也砍了，自己以后也就甭想再在这蜡头儿胡同住了。又想，其实举报一个人，也就等于举报了两个人，只要告诉阮三哈，把这个溜肩膀儿的年轻人抓住，到里边一动刑，他肯定就把王麻秆儿的儿子招出来，真这样，王麻秆儿也就怨不得别人了。杨灯罩儿在心里这样打定主意，就又继续盯着这两个人。过去只在鞋帽店的门口蹲守，这以后就不光蹲守了，也在后面跟着。一天晚上，杨灯罩儿在鞋帽店的门口蹲到半夜，看看还没动静，正打算回去，就见这两个人又出来了。一边走着，还在小声说话。就听溜肩膀儿的说，那行，明天咱分头，我去大经，你去厂子，晚上，我再去窝棚，天亮回来会合。杨灯罩儿躲在暗处，看着这两个人从眼前过去，说的话虽然听得断断续续，也就都记在心里了。这溜肩膀儿的说的大经，应该是大经路，厂子，应该是说裕大纱厂或北洋纱厂，又说晚上去窝棚，肯定就是西楼村南面菜地里的那个窝棚。杨灯罩儿一想，这倒是个机会，明天晚上，这溜肩膀儿的年轻人跟王麻秆儿的儿子分开了，他去西楼村菜地的窝棚，正好可以抓个正着。于是第二天一早，杨灯罩儿就跑来找阮三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这些日子总算没白费劲，在阮三哈那里挣了三块大洋。但后来才知道，阮三哈那个晚上带人去了，果然在西楼村菜地的窝棚里抓了几个人。可其中并没有那个溜肩膀儿的，却抓住了那个宽肩膀儿的。杨灯罩儿听了心里一惊，知道是把王麻秆儿的儿子抓了。再想心里又纳闷儿，那天晚上，明明听那个溜肩膀儿的年轻人说，第二天晚上，他去西楼村的菜地窝棚，怎么又换了王麻秆儿的儿子？但这时再怎么说都没用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麻秆儿的儿子就这么拉去给砍了。
保三儿一听，没想到杨灯罩儿就为三块大洋，还干了这样一件断子绝孙的缺德事儿，抡圆了就扇了他一个大嘴巴子。杨灯罩儿的瘦脸上登时印出五个通红的手指头印儿，跟着嘴角的血也淌下来。杨灯罩儿捂着脸委屈地说，你让我说，我说了，怎么还打？
保三儿说，我没让你说这个！
杨灯罩儿一听，眨巴眨巴眼。
保三儿说，我问你，当初让我当中间人，你把那半个鞋帽店盘给老瘪，是怎么回事？
杨灯罩儿一听这才明白了，敢情保三儿找自己，是为的鞋帽店的事。心里立刻暗暗叫苦。本来这鞋帽店的事已过去十几年，人也都死得差不多了，现在怎么把这事儿又翻腾出来了？可现在让保三儿这一诈，却把自己的这件事也给一块儿诈出来了。这以后，自己就真没法儿再回蜡头儿胡同了。这时，保三儿又把他的胳膊一拧问，你说不说？
杨灯罩儿赶紧咧着嘴说，说说，我说。
杨灯罩儿这才又把当初怎么先把自己的一半铺子盘给老朱，然后故意没留手续，钻这个空子，又去骗了老瘪一道，怎么来怎么去，都跟保三儿说了。
保三儿听了二话没说，揪着杨灯罩儿就回侯家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