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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到市委翟副书记的电话，李明桥立马就明白了：事情正在朝着无法让他掌控的方向发展。
但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翟副书记毕竟是他的老领导，他了解翟副书记的为人，这是一个党性原则极强的干部，如果说，在衢阳市，还有那个领导能够做到“心底无私、一心为公”这八个字的话，那肯定就是翟子翊。
但是，翟副书记在电话中明确地告诉李明桥：别碰那几位局长，那不是你碰的。
李明桥试图解释一下，他说：“可是，翟书记，你不知道那几位局长……”
翟副书记打断了李明桥的话：
“没有可是。明桥啊，我告诉你，干部的任免问题，你让书记万清同志去打理，你只管干好政府这边的工作就成了……我提醒过你，任何事情，要注意方法，要讲究策略！你头上的‘代’还没有去掉呢”
李明桥不服气地说：
“不把这几名局长的‘铁板凳’撸掉，蓟原的工作就没法儿干了。”
翟副书记说：
“明桥，你还年轻，要珍惜自己的前途。人家万清同志，在蓟原当县长，当得稳稳当当的，当书记，照样当得稳稳当当的，你要向人家学习——我不妨给你透个底：你手底下那几个局长，上头有人说话了，别说你，就是我，也只能在一边干看着……”
停顿了一下，翟副书记继续说：
“市上的班子最近要变动，市委书记调回省上，市长何培基同志有可能接任书记……”
翟副书记的话说了半截，再没有往下说。
李明桥立马就反应过来了。他跟随翟副书记多年，不敢说百分之百的了解这个人，但对这个人的行事风格、言行举止等习惯，还是比较熟悉的。现在，事情非常明朗了：省上要动衢阳的班子，市委书记调离，市长何培基转任市委书记，市长的位子就空出来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要在衢阳市的干部当中产生一位市长的话，那么，这个人肯定非翟子翊莫属。
听话听音儿，李明桥不笨，他从翟副书记的话中听出了一丝玄机。翟副书记所说的“上头”，肯定是来自省上的某位重要领导，而且，这个“上头”，完全可以左右翟子翊的仕途命运——也就是说，在调整衢阳市班子的时候，可以让他当这个市长，也可以不让他当这个市长。
对于年届五十二岁的翟副书记来说，这次调整班子的机会千载难逢。谁都清楚，他这个年龄，说提，就提起来了，多年的常务副书记嘛，当一任市长无可厚非；不提你，改去人大政协当个一把手，或者直接退居二线，也属正常，因为现在的干部多得跟牛毛一样，年轻的、高学历的、有背景的地厅级干部多了去了，你翟子翊一个老三届毕业生，有什么优势可言？
滑稽的是，关乎翟副书记仕途升迁的筹码，竟然握在了李明桥的手中：完全取决于李明桥“动”不“动”郝国光他们。如果李明桥执意要“动”郝国光几个，那么，这个“上头”，不但不会把翟子翊扶到市长的位子上去，弄不好，连常务副书记的帽子都得整丢了；如果李明桥听劝，不“动‘郝国光他们，说不定，翟副书记的市长，就当定了。看来，来自省上的这位要员，不但对衢阳市的情况非常了解，对蓟原县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而且不是一般的熟悉，否则，要市上领导出面办事情，书记市长都在前面横着呢，哪轮得到翟子翊说话？对方肯定清楚，以自己和翟副书记的渊源，他李明桥有可能买翟副书记的账，但未必会买书记市长的面子。
李明桥似乎听到内心深处“嘣”的一声，有某一根弦，突然间断了。他能够感觉得到，他心脏的某一个角落，已经深深地陷了下去，是陷，塌陷……像是一座大厦在一瞬间倾塌，又像是一块完整的玻璃，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用力打碎：尖利、刺耳、破碎、疼痛，一片狼藉！
在李明桥的心目中，翟副书记一直是他的榜样，是他的坐向标，是他内心光明的灯塔。现在，这个坐向标的引导作用，似乎偏离了自己的运行轨迹；这座灯塔的光芒，似乎暗了一暗。这让李明桥很失望，甚至很痛心，他有意无意视为学习榜样的翟副书记，并不是他印象中一贯的“刚正不阿”和“大公无私”，也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无欲无求”。在李明桥的印象中，翟副书记似乎从来没有屈从于某一种权力意志的习惯，也从来不为个人的前途刻意呵弄，他确实是一名“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好领导，好干部。但是，一顶市长的帽子，就毁了一位优秀干部的政治良心和操守，以至于竟然为了郝国光这样一些常年舞权弄私的人出面说话？
李明桥想不通，他呆立在办公桌前，电话听筒还搭在耳朵旁边，但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该跟自己一直敬重的翟副书记，怎么样表明态度？翟副书记在电话那头也不说话，沉默着，似乎能够感受到李明桥内心的波澜起伏和煎熬……
过了良久，李明桥缓缓地搁下听筒，转身走出县委办公室。他没有再回会议室。已经没有必要回去了，甚至这次的常委会，也没有必要继续往下开了。他也没有返回县政府这边，他觉得自己无颜回到县政府的办公大楼上去。他走出县委大院，顺着人行道往前走，动作呆滞、迟缓，像一位年老的瞎子，摸索着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躲过一辆紧跟一辆的车流……他不知道在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个方向……他只是默默地往前走着，一味地往前走……
李明桥承认，他处心积虑发起的这场进攻，以他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但是，击败他的，不是县委书记杜万清，也不是常务副书记年长富，更不是黄志安等其他常委们，而是翟子翊，他一直视若父辈的翟副书记：是翟副书记彻底把他的这场行动推向了绝境，让他失去了任何还手之力。
翟副书记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但他向市长的“位子”妥协了，向那个发话的“上头”妥协了；李明桥也不是个容易妥协的人，但他又不得不向翟副书记妥协。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书记杜万清宁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愿意去“碰”郝国光他们，原来，这些人的能耐如此之大，竟然轻易之间就可以动用省上的领导。他们背后的这只“大手”，远远超出了李明桥的想象，也远远脱出了李明桥的掌控范围。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不听从翟副书记的劝阻，继续一意孤行，又能怎么样呢？在常委会上，他明显处于劣势，就连自己的副手都在拼命反对自己的提议，何况其他常委们？这还不包括书记杜万清，杜万清压根儿就没有表态，也没有打算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来，姜还是老的辣，身为县委书记的杜万清，早就预料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子的，根本不屑于在常委会上跟自己交锋。
真是好笑，就好像是李明桥自个跟自个儿玩了一场闹剧，不但没有奏效，反而让他这个代县长在其他常委们面前威严扫地。这还不算，他提议撤换的几位局长，从现在开始，就由潜在的敌人变成了公开的敌人……想想看，今后的工作中，将会遇到多大的障碍？九月份的人代会选举，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
李明桥默立在高耸的纪念碑前，一动不动。他无意之中走到了这里。这是一座解放军纪念碑，刚解放那会儿修的，花岗岩底座，钢筋水泥浇铸，高达37米。半个世纪以前，这座不大不小的县城，曾经遭受过一场战争的洗礼，在这场除了蓟原县志、在任何史书中都没有记载的战斗中，有117名解放军战士，把他们的热血，挥洒在了这片苍黄的土壤之中；把他们的生命，永远熔铸在了蓟原的地面上。在纪念碑的后面，是117座坟茔，有的墓碑上刻有名字，有的墓碑上，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周围簇拥着的，是高大的松树和柏树；再过去，就是麦田，绿莹莹的麦子正在吐穗儿……
死人和活人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但却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李明桥在常委会上的举动，不但彻底惹恼了煤炭局长郝国光和公安局长黎长钧他们，也让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嗅出了一丝危机。
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新来的代县长，似乎不是易与之辈。他们都清楚，大凡这样的人，要么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蠢材，要么就是宁折不弯的英雄——李明桥显然不是蠢材，不但不蠢，而且，聪明着呢。对黄志安和郝国光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在官场上面对的人，只有两种：朋友和敌人。既然李明桥没打算做他们的朋友，那肯定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的出手很快，很辣，不符合常规。
对待“朋友”，有对待“朋友”的办法；对付“敌人”，有对付“敌人”的招数。按郝国光的意思，自己既然能让李明桥处心积虑的常委会中途夭折，也就能把李明桥撵出蓟原县。黄志安认为应该改变策略，他说：
“郝局啊，我知道你手眼通天，能耐大，但是，光把李明桥撵出蓟原县，又能怎么样？你都撵走两任县长了，怎么着？还不是每来一位新的，都打算拿我们这帮老哥们开刀？”
黎长钧说：
“是啊，老黄说得有道理，光把这个县长赶出蓟原县，还不成，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周伯明说：
“我这个财政局长，都成了摆设了，空架子一个，这个姓李的一天不离开蓟原，我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
郝国光打断周伯明，说：
“周局啊，不是我说你，你就那点儿出息。你是财政局长，钱袋子在你手里面攥着，他李明桥一支笔批钱怎么啦？还不是得从你手里面过？”
周伯明嘴唇蠕动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国土局长张得贵想了想，认真地说：
“我觉得，黎局说得有道理，是该想个一劳永逸的法子，不然，大家都不得安生。我们啊，不光要想办法把这位新县长赶走，还得想办法把我们信得过的人扶到县长的位子上去。”
黄志安一拍面前的茶几，抢过话头说：
“对对对，得贵说得对，这才说到了点子上嘛……不能光是动脑筋撵人，还得把我们自己扶起来。”
郝国光说：
“不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嘛，不然，老黄早都扶正了，还用得着我们在这儿瞎磨叽？”
提起这件事情，黄志安就有情绪，他不高兴地说：
“郝局，如果你当时给把力，有他李明桥什么事儿？有仨李明桥，蓟原的县长都挨不到他当。老弟当了县长，还用得着老哥你费尽心思跟人较劲儿？”
当初，黄志安暗示郝国光动用一下自己的关系，替自己说点儿好话，但郝国光光是嘴巴上答应，实际上没动弹——否则，一个能把县长撵走的人，把他这个常务副县长扶起来，又能有多大的困难？
郝国光笑着说：
“老黄啊，千万别生气，当时的情形，不是太过于复杂吗？你知道，有些关系，是不能接二连三动用的，不然，关键时刻，连救火的人都没有。”
黄志安说：
“我当了县长，我就是在座各位的救火队长，还用得着你们去市上搬人、去省上搬人？”
周伯明跟黄志安的私交最好，一迭声地说：
“对呀，对呀，黄县长扶正了，我们头上的这顶帽子，才不担心被人摘走。”
郝国光微微一笑，嘴里不说，心里却不住犯嘀咕：真出了事，一个小小的县长，能救什么火？更何况，局长这顶帽子，迟早得摘下来，只不过是迟摘与早摘的问题。
黎长钧说：
“看目前的情形，把李明桥赶走，也不是太现实。我们可是连着赶走了两任县长，那俩位，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就卷铺盖走人了——这次，恐怕不那么容易……”
张得贵说：
“是啊，如果短时间内再把李明桥赶走，让外人看起来，还以为咱们蓟原是独立王国，铁板一块……这可不好，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郝国光细一琢磨：可不是？赶走的第一任县长干了两年，第二任只干了八个月，李明桥时间最短，才来不到三个月。
黄志安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说：
“你们担心的这些，我都考虑过了。我们要把李明桥赶走，但是，不能动用上面的人，得想别的办法。”
郝国光问：
“别卖关子了，老黄你有什么好办法，直接说出来。”
黄志安略一沉吟，说：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黎长钧有些不耐烦，说：
“黄县长真是，我黎长钧是握枪把子的，粗人一个，不懂掉书袋这一套。”
“我们不撵他，让李明桥自己走人，”停了停，黄志安接着说，“九月份的人代会，我们只要把李明桥选下去，他就只能灰溜溜地拍屁股走人。”
黎长钧拍拍腰间的“五四”手枪，大笑着说：
“就是啊，我怎么忘了这茬呢？姓李的，还只是个‘代县长’，我们不选他，他当个屁的县长。”
郝国光说：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在人代会上把姓李的顺顺当当地选下去，再把老黄顺顺当当地选上来，是再好不过了。”
周伯明说：
“这倒好办，只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代表团提名，就可以把黄副县长列为县长候选人，然后，咱们再分头做些工作，成功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郝国光说：
“对，周局的儿子是乡镇书记，一把手，理所当然的代表团团长，算一个；工业口，我算一个；公检法口，黎局算一个……不敢说百分之百，胜算还是有的。”
黄志安说：
“胜算肯定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做到万无一失。”
凭郝国光的人生经验，他压根儿就不认为有万无一失的事情，而且，他个人对黄志安当县长，多少有些顾虑。他觉得，这个黄志安，偶尔用一下，可以，但扶到重要岗位上去，天知道会出什么事情？这个人的手伸得太长，太贪，当副手，捞点儿油水捞点儿好处，倒没什么；当一把手，就得奔前途去，不能老朝钱看，不能老朝女人看，不然，全县上上下下的人都盯着你呢，容易翻船不说，真翻了船，能不能挺得住，更不好说。
郝国光多精明的人，他要想当官，县委书记都当上了，上面说话的人有的是，顺当点儿，说不定还能弄一顶副厅级的帽子……但是，既然钻进了生意行道，就不能再琢磨政界的事儿，只要稳住局长的位子，往自己腰包里装钱要紧，其他的，最好甭想……弄翻李明桥容易，把黄志安扶起来也容易；担保黄志安不出事，却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宁肯让李明桥这样的人当县长，只要自己上头照应得好，他李明桥也不敢把自己怎么着；但黄志安不一样，这位黄副县长，跟自己这几位哥们的关系千丝万缕，万一哪天，伸出去的手被人逮着了，他嘴边上可没站着警察，缺个把门的。
担心归担心，留着李明桥，肯定是祸害；但把李明桥赶走，看来还必须得把黄志安挺起来，也只有黄志安，有资格名正言顺地竞选县长。
黎长钧说：
“公检法这块儿，有我扛着，问题应该不是太大。”
郝国光说：
“黎局最好不要太乐观，凡事朝最坏处打算……我小舅子那件事，可是让你们那个韩什么，狠宰了一刀……”
黎长钧说：
“韩大伟嘛，那是沈小初的人。沈小初你知道，他是副局长，仗着当过全国优秀警察，又兼着刑警队长，凡事爱较真，总得给他个面子吧……再说了，你们家富贵干的那事儿，也真是不够体面。”
郝国光说：
“要是体面事儿，还用得着劳黎局大驾？我这小舅子，是该好好教训教训，多关他几天也行啊，别老是罚钱罚钱的……”
黎长钧心里明白，郝国光这是心疼自己的钱了——刁富贵实际上是空架子，罚的钱还不都得郝国光出？他就打哈哈，不愿意再谈这件事情。
张得贵说：
“老哥们了，别斤斤计较的，相互照应着，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
黄志安心说，光是说得好听，有肉的时候，还不是都琢磨着吃独食？自己说是常务副县长，可这几位局长，哪个比自己差了？在某种程度上，自己还不如人家呢，拿点儿不大不小的好处都战战兢兢的；郝国光几个，局长当着，矿山开着，美女搂着，舒服着呢。
几个人就人代会选举过程中的相关细节，详细筹划了一番。最后，黄志安一激动，端起面前的茶杯，慷慨激昂地说：
“只要兄弟我能当上县长，甭说别的，蓟原地面上，你们哥几个，就是我黄志安的左膀右臂；我黄志安，就是你们的大后腰……来，我以茶代酒，敬各位老哥一杯！”
郝国光、黎长钧、张得贵、黎长钧几个，各自端起面前的茶杯，“咣”的跟常务副县长黄志安碰了一下，喝下一大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