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農工商，鮮明的等級結構自古就是如此。
不管是帝王，還是前三者，對於商人都是一樣的看法。
商人是在做奇貨可居的勾當，於國朝無異處。
因此不論商人賺多少錢，依舊少不得被人看不起。
大唐絕對是所有朝代中相對開明的社會。
首先，是因為大唐的國土自創立以來，一直都在開拓中。
這也是大唐盛業發展迅速的原因。
商業的發展博那個沒有提升商人的地位，甚至商人成了士族的工具。
不管是第一階層的五姓七望，還是山東士族，抑或者江南集團，商人就是他們利用的工具。
當然，這樣的現象一直存在，這也使得在大唐創立初期，身為隴西李氏的士族子弟，李維漢想要改變這樣的現狀。
他作為開拓者，知道大唐建國，不少的商人依靠著豐富物資加上運氣獲得一定的收益以後，這些商人也有一定的抱負，希望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
這些商人開始琢磨，如何可以讓自己更進一步。
當然，有錢不一定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甚至大多時候，商人都不敢得罪官員。
因此大多數的商人，都會希望自己的後代，有機會可以進去士族階級。
律法規定，如果父母是商賈那麽子女大多數都沒資格參加科舉。
因此商人隻能另辟蹊徑，利用關係賄賂官員嚐試買一些權勢。
每個商人都清楚，隻有成功讓家中出現一個進入仕途的人，才能夠保證自家賺得錢財。
這是因為有些商人在賺取萬貫家財以後被當地官員安上一個莫須有罪名，直接給吞並掉。
這樣的事情常有，使得商人沒有安全感。
因此，仕途變成了他們唯一的方式。
科舉製的出現，使得讀書人成了唯一改變命運的機會。
商人由於常年經受壓製，所以他們更對社會頂層士族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