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普鲁士的反动时期，但在这个时期里，普鲁士的行政体制以极高的效率抵消了反动运动带来的政治影响。罗伯特·莫里尔爵士写道：“正因为有等级明确和效率极高的行政体制，普鲁士才能在1815年至1848年的反动浪潮中顺利推行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改革。如果在描述普鲁士国家机器的时候没有提到行政体制的重要性，那绝对失之偏颇。”
莫里尔爵士这位坚定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对普鲁士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鲁士当之无愧。为了让中央政府集中权力，1817年普鲁士成立了国务委员会，由世袭诸侯、军队长官、大臣以及部长组成。普鲁士推行了司法改革，简化了国家机器，不仅维护了公正，还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国家对物质资源的开发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这一点来看，普鲁士刚得到的莱茵河诸省具有巨大的潜力和重要性，但它们的财富还没有被发掘出来，而且只有很少一部分可用于维持中央政府。同时普鲁士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国家支出大于年收入；贸易水平落后；制造商缺乏资金和项目，与英国的竞争者相比可谓毫无进展。最重要的是，普鲁士的财政制度非常落后，阻碍了整个工商业的发展。柏林的开明官员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行政部门厉行节约，小心翼翼地树立公信。霍夫曼设计了一种新的间接税制度，最终引发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改变了普鲁士几个省的财政关系，以及普鲁士与其他德意志国家的财政关系。但在诸多部门之中，只有教育部展现了最大的改革热情。
我们已经提到过洪堡在教育方面的工作。精力充沛的阿尔腾斯泰因继承了洪堡的衣钵，于1817年成为普鲁士公共教育部长。阿尔腾斯泰因建立了教师培训学院，还有德意志最早的皇家学校，并重组了大学教育体系，以适应新的普鲁士的领土布局。他在普鲁士莱茵兰的波恩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让萨克森历史悠久的维滕贝格大学与哈雷大学合并；还把严重衰落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搬迁到布雷斯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