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建立不久，就卷入了文化斗争。有几个因素引发了这场文化斗争：其一是帝国之外（主要是奥地利、法国和巴伐利亚）教皇至上主义在政治上的崛起，其中1864年教皇列出的禁书目录、梵蒂冈会议和1870年“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都是极端力量的表达；其二是德国国民信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等政治信条（他们在1867年前后曾大力支持德意志统一）；其三是政党与教会之间长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政党宣称自己拥有国家主权，但独立的天主教会也宣称它拥有国家主权，而且教会认为从本质上看它的权力比世俗国家所能得到的任何权力都更高一层。
“文化斗争”这个名字的来源应归于著名的病理学家菲尔肖，他是帝国议会激进党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没有背叛君主专制和俾斯麦，不同于蒙姆森、西贝尔和特赖奇克这些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选择“文化斗争”这个词，意在强调问题的核心——两种文化原则和理论之间的冲突。
在长达十年的激烈争论中，德国同时陷入了两种不同的斗争。第一种斗争的起因是德国的罗马天主教会拒绝接受梵蒂冈的信条，不愿承认教皇在教会管理中永无谬误和无所不能；第二种斗争集中在学校的控制权，以及教士的教育和法律。对于纯粹的神学问题，著名的学者多林格提出反驳，他谴责教皇的主张在历史上毫无根据，在教条上错误连篇，严重威胁天主教理论和教义的发展，实在是梵蒂冈教会和耶稣会士强加的观念，充满了粉饰、操纵和胁迫的味道。多林格是天主教自由主义的领袖，正是因为他拒绝接受梵蒂冈信条，旧天主教会派得以建立，教徒纷纷脱离罗马的天主教。
不幸的是，他们的事业与其他重要问题牵扯到了一起，还逐渐得到了政治党派、教育界、新教和世俗主义者的支持。他们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天主教的敌视，他们若是取得胜利，将会严重破坏天主教会的影响力，甚至动摇整个天主教会存在的基础。是与政治和思想都与德国罗马天主教会的信条相抵触（除了在反对梵蒂冈信条上是一致的）的自由神学派结盟，还是向所谓全能的梵蒂冈教皇投降，德国的罗马天主教徒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后，他们选择忠于自己的教会，虽然涉及接受梵蒂冈的信条，但他们还是赢得了胜利。旧天主教徒沦为少数派，他们在两个阵营的势力和影响力都日渐式微。虽然他们一开始得到了认可，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