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已经形成对公民国家至高无上地位的挑战，俾斯麦便在国家自由党的热情支持下，出手干预。俾斯麦惧怕出现一个反对新帝国的天主教联盟。因为教皇至上的极端主张触动了他的神经（他认为德国应该是自己的家的主人，而他俾斯麦是德国的主人）。波兰人对神职人员表示支持。教会坐拥巨大的财富和力量，否认世俗政府处理教育和信仰事务的能力，否认公民对国家的服从以及在国家的指导下就业，因此教会准备围绕神职人员建立一个庞大的政党（中央党），在信仰而不是政治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这让俾斯麦极度恼火，誓要与教会战斗到底，因为这表面上是让神职人员治国，暗地里却是在攻击俾斯麦，颠覆他的最高权力。俾斯麦和国家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相同，他们都遵守同一个原则：帝国的主权应该高于任何人和任何团体（不管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在帝国的领土范围内是至高无上的——简而言之，这就是英国宗教改革和《至尊法案》的原则。梵蒂冈的信条让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历史矛盾死灰复燃，而多林格的朋友格莱斯顿先生也欣然投身于这场斗争之中。其实如果我们用影响力以及在精神、教育和道德方面的重要性作为标准来衡量一场运动，那么1870年的梵蒂冈信条以及在1864年列出的禁书目录在社会和文明史的演变中是比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更重要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