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形势的变化也是俾斯麦改变政策的原因。到了1880年，他再也不需要如此恐惧教皇至上主义者组成一个庞大的联盟来反对帝国了，在外交事务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871年后，俾斯麦的外交政策针对几个重点对象，那就是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奥地利。为了巩固德意志帝国内部构架和重新组织帝国军事力量，无论如何都要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此时的法国已不再强大：领土割让、巨额赔款、战争消耗以及内部分裂让法国四面楚歌，家仇国恨恐怕只能在遥远的未来才能清算。法国一直以来都难以确定合适的政府形式，直到1878年才勉勉强强算是建立了稳固的法兰西共和国。而俾斯麦的目标就是在欧洲孤立法国，在法国各个政党波旁党、奥尔良党、拿破仑党、共和党、神职人员和世俗主义者之间制造矛盾，这样就能阻止法国国民达成共识，推迟法国的重建工作，进而避免法国与其他大国结盟。
这时候的英国正忙于应对国内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它只有与欧洲大陆的强国结盟才能对德国造成威胁。在几个强国之中，意大利王国陷入了财政混乱，国家统一遭遇挑战，而且它还公开与梵蒂冈对抗。所以只要将意大利和法国分开，就能达到防范英国的目的了，而且这很容易实现。俾斯麦鼓励法国在阿尔及尔以东进行殖民扩张，成功地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制造矛盾。没过多久，又利用埃及问题成功离间了英法两国的关系。德国的外交部声称帝国对埃及暂时不感兴趣，因此采取不偏不倚态度，任何一方需要帮助都会给予支持，这样就能防止英法两国成为朋友。
最后就是俄罗斯和奥地利。普鲁士对俄罗斯应该心存感激，因为在普法战争期间，正是由于俄罗斯保持中立态度，普鲁士才能顺利地打赢普法战争和签署《法兰克福条约》。俄罗斯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曾经是俾斯麦的政治导师，而俾斯麦也像腓特烈大帝一样敏锐地觉察到俄罗斯对德国的威胁。但对于俾斯麦和腓特烈大帝来说，“长期保持柏林和彼得格勒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是为了俄罗斯，而是为了普鲁士。因此俄罗斯也必须保持孤立的状态——只要其他欧洲国家孤立俄罗斯，俄罗斯就会依赖普鲁士。孤立俄罗斯也并非难事：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英国对君士坦丁堡归于俄罗斯的恐惧与担忧、英俄两国在亚洲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和两国在扩张活动方面的激烈竞争——在德国的推波助澜之下，英俄两国找不到签署协议或者建立友好关系的理由。1874年，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掀起了复兴帝国主义的浪潮，英国公开支持土耳其领土完整，成了俄罗斯的敌人。英国人大多认为俄罗斯总在使阴谋诡计，俄罗斯外交部也相信英国人处处狡猾算计，但在英俄两国几乎没有人看到或感觉到德国偷偷在两国之间煽风点火、挑拨离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