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PK愤青
正如李鸿章所说的那样，北方再怎么乱，这娘儿俩也不可能南下。不过，1900年1月10日的一份诏书，在张謇看来，跟迎接光绪来南方即位一样有价值。这是两宫共同颁发的一个诏书，居然是一个变法的诏书。张謇最看重里面的一句话，原文抄录如下：“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
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张謇认定，这一次披露的是最高层发出了变法救国的信息。
这几天，刘坤一每天都要看一眼这份诏书，他也在看这几行字。从这几行字里，他看到了一样东西——光明的前景。是的，跟紧高层的脚步，弄几个新政的东西出来，一份光明的前景不就摆在那儿了吗？显然，上面的风向变了，谁能紧跟形势，谁就有好果子吃。朝廷不就是要新点子吗？新点子谁不会出啊？想着这事，他忽然想到一个人，一个很有新点子的人，不，在他的眼中，是新点子最多的一个人——张謇。
刘坤一立即动手，给张謇发出一封邀请函，请他到南京来商议“要政”。当然，这只是一个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要他来为自己弄关于新点子的建议书。这份新点子建议书的题目，这几天，他都已经想好了，就叫《变法平议》。
到3月末，张謇终于将这份建议书完稿。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张謇对变法的理解与他脑子中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下面摘要转录部分内容：
到底要不要变法呢？张謇写道：“法久则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一句话，变法是必然的。
如何变法呢？张謇写道：“因革损益之宜，第轻重缓急之序。”他的主张是有序变法，不能太急，否则，会犯“欲速而不达”的毛病。
变法的方法是什么？张謇提出三项可选择的方案：一、必先更新而后破旧者。说白了，就是采取先立后破的手法。二、必先除旧而后布新者。就是采取先破后立的玩法。三、新旧融合法。不能不服啊，张謇的点子还真不少，至少他为这事好好琢磨了一阵子。在这三种手法中，张謇自己力推新旧融合法，他认为，“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是比较符合大清实际变法现状的，最有可能达到“亟求立宪”的目的。
对哪些方面进行变法呢？张謇提出了三阶段论。
第一阶段，设中学堂——搞教育改革。
第二阶段在三个不同的层面进行。第一层面，搞税制改革，具体来说就是罢厘金、停捐纳、搞预算与决算；第二层面，搞公务员录用制度改革，具体做法就是改变科举制；第三层面，搞议会制度改革，具体做法是在府、县设议会。在这一块，张謇的做法比较稳妥，即中央暂时不动，先动地方。看出来了吧，从地方到中央，从经济到用人再到政治体制，慢慢地触及核心。看来，张謇应该是花时间研究了西方变法史上某些成功的做法。
第三阶段，兴办农业、工业、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强化军队建设，不搞形象工程，走富国强兵之路。
刘坤一将这篇文章看了三天，又想了三天。第六天，他决定找张謇谈一次话。刘总督应该是深谙官场利害的，他当着张謇的面指出，这篇文章要改，“仅仅对州县以下官吏的职责进行变更，其他的一个字也不要写，连提都不要提，否则，就是杀头丢官诛九族的买卖”。
张謇一听，简直要当场晕倒。原话是他听后“意绪为之顿索”。
张謇感觉自己就是个愤青，他刘坤一才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
或许刘坤一是对的。在当时那黑暗无比的官场，这样的奏章提上去，只会掉脑袋，不可能有第二个结局。而只提那么一点点，或许还有可能成功办成一件事。所以，他张謇只能当愤青，而刘坤一却能当总督。在大清的官场，做事要讲究方式和方法，决不能有想法就往外倒。张謇啊，下次你应该记住这一个官场套路。
不管如何，张謇感觉自己这一次是吃了一个瘪。“这就是真正的官场吗？”张謇只有一个感觉：自己的政治热情，就是热脸贴上冷屁股。
之后，张謇改变了自己热衷于官场的人生观，搞转向经营——全心全意地发展实业，自己动手，不等不靠，创办新式教育。一句话，你官府的政策我改变不了，我自己着手改变天下总行了吧？古人不是说了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从1901年到1903年，张謇的大生纱厂得到扩建，同时，他着手创建通海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校。
大梦想遇上大麻烦
别以为办公司、办学校比混官场容易，在这里，张謇遇到了真正的麻烦。比起给刘坤一写那篇“伤心疏”而言，张謇接下来遭遇的难题，难度与其都不在一个级别上，而且，风险绝不亚于在大清官场搞变法。
1901年，张謇着手筹备通海垦牧公司。这个想法得益于他看中了一处滨海荒地，这里“浪花飞洒”“凫雁成群”“獐兔纵横”，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一块极好的滨海湿地。
想法是好的，麻烦是不断的。张謇以极低的价格，一下子从清政府手里买了123279亩的湿地，开始在这里建设他的乌托邦王国。
原本以为这些都是无主的荒滩，投钱下去垦荒就是了。然而，垦着垦着，当荒地变成良田时，麻烦就一个跟着一个地找上门来。
当这些地方荒芜时，没有人来过问，连个人影子也看不到。可是，一旦变成熟田，各种各样的人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追上来。到这时，张謇才弄清楚，这些不见人烟的地方居然有四种产权关系：
A.官产。
B.营产，也叫军队用地。
C.民产。
D.灶产，即海滨地区煮盐人的土地。
在这四种产权关系中，最难缠的是灶产。盐场用蓄草煮盐的办法采盐，看上去长满荒草的地方，实际上是天然盐场。盐场这种采盐的方法，不是专业的人，谁又能分得清呢？这种煮盐的办法，土地成本高昂，因而要荒废掉大量的土地。盐税是政府极其重要的财政收入，而那些类似于荒芜的地方，同样也是地方官、盐务官贪污的源泉。盐运使们听到张謇在这里搞垦牧公司的消息后，想出来的办法非常特别，他们自己不出面，而是暗箱操作，唆使盐户刁难张謇。
对于这些人，张謇好说歹说，对方还是不依不饶。实在没办法，不走打官司这条路是不行了。张謇最后做出决定，跟灶户和盐运使打官司。
“既任其事必达于成，不当畏难而退缩。”在张謇看来，什么叫办事，那就是要把事情办成，决不能半途而废。现在，要跟天底下最有钱的政府部门打官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要打好这场官司，作为曾经在清朝官场高层混的读书人，张謇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张謇的第一把刷子是1901年朝廷颁布的鼓励垦荒的谕旨，这个就叫法理依据；第二把刷子是寻求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
除了找后台，张謇明白，前台也需要人手，才能有胜算的可能。在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张謇有强烈的如履薄冰的感觉。要知道，官司如果输掉，那之前投入的所有钱财就打了水漂，这辈子所谓的事业，所追求的乌托邦王国，就真的要成乌托邦了。
张謇找到的前台是两位：当地大绅李审之、张云梯。请这两个人出面疏通，请刘总督在后面撑腰。无论是大面子还是小面子，都把你们这些灶户、盐政使压得死死的。
这场官司，张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很多钱财，还居然真给他打赢了。这一场官司前后花了八年的时间，总算把这块地的产权关系处理好了。
官司是赢了，比官司更大、更可怕、更头痛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这一次来的不是人祸，是天灾，而且是超级大天灾。
来了人祸，上头有人，手中有钱，或许能解决问题。可要是天灾想毁灭你的理想国，除非你能通天，否则，有钱有后台都等于零。这个大天灾，叫海潮。
1905年夏天，张謇花大价钱建成七条长堤，还建成一部分河渠。在第一堤上，开垦出七千亩土地。请来的佃工们开渠引水，忙着改造土质。佃工们用淡水把土壤里的盐分冲洗掉，这样的土地才能搞种植业。就在所有人满怀信心地忙碌时，9月，台风先生来了，海水卷着狂涛巨浪，先是冲垮堤坝，接着，更恐怖的景象发生了，海水像高墙一样冲上滩地，将那些刚刚建成的崭新的堤坝瞬间全部冲毁，将那些新开的牧场全部冲得没了踪影，变成一个又一个的烂泥滩。如果你一时想象不出那惨烈的景象，可以看一下海啸的纪录片。
如此凄惨的景象，让股东的热心瞬间降到冰点。修复也不是不可以，但修复的费用一定是巨大的。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难道也其乐无穷？
所有股东都不愿承担修缮的巨资，张謇却似乎忘记了那番可怕的景象。他从刘坤一那里（江宁藩库）筹到一笔资金，决心重新修缮。能从官府手中弄到钱，张謇是越来越牛了。
张謇购进棉衣、粮食，同时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招聘了三千多通海农民工，甩开膀子干了起来。
被毁坏的堤坝陆续被人工修复起来。经过十年的开垦与建设，垦牧公司有了相当的规模。自治公所、初等小学、中心河闸等设施一一建了起来。昔日的荒滩，终于让张謇建成了大片的棉田、粮田，堤、河、路、闸井然有序，在大清历史上，这还是第一家近代化的大型农业企业。
发了，发了，张謇发财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苏北沿海地区有钱人开了眼界，大家纷纷跑向大海边的荒地上想办法挣钱，办法是集资募股开办近代农垦公司。据史料记载，从1912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苏北范翁堤以东，涌现了45家垦牧公司，在这里投下的资本高达26616万两，开垦土地523万亩。一时间，这里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集约式农垦区。
投资办学校
手里有钱，有闲余的资金摆在保险箱里，现在，该用这些钱干点什么呢？
一直以来，张謇感觉到有个难题长期盘踞在他的心头——公司需要的专业人才十分紧缺，在大清，那些懂技术的人才，有钱也请不到，因为压根儿没几个人懂技术。
在那年头，无论是办厂，还是办垦牧公司，在实践中张謇都发现，他找不到一样东西——专业的人才。从这个角度出发，张謇掂量着，这样的现状绝不是他一个人面临的问题，这应该是有钱人，不，是有事业心的有钱人在大清创办企业的过程中都会碰到的难题。也就是说，人才市场是个需求很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大。
当张謇掂量着手里白花花的银子怎么花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在不停地转这个念头。是的，可以投资办新式学校。但一个现实的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会有人来这里读书吗？当年自己不是走科举成才的道路吗？现在叫别人的子弟不去考举人而来学技术，这能行得通吗？
以前，把这些感受放在奏章里说说，也没想这么多。现在一想到投资办培训学校，就不得不慎重地掂量。原因很简单，办新式学校不是投一点点的钱，必须得邀请一些股东来投资。张謇要对股东们扔进来的钱负责，这些责任可不是一点点的责任。想来想去，他与股东们讨论来讨论去，到1902年的时候，张謇终于下定决心，在通州创办师范学校。
学校的校址，张謇选在了千佛寺。开工的日子选定，一番鞭炮放过之后，干活的工匠们却不敢动手，不为别的，就怕冒犯菩萨。想想看，别人或许可以得罪，菩萨他老人家的家，谁敢动？
张謇带头用绳索拉动了一尊佛像，其他人这才跟着他动起手来。经过七个月的修建筹备，1903年4月27日，他们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这所学校在大清算是全国第一——第一所民办中等师范学校。
张謇的个性——办事就要办成个事——再一次体现出来。他请来的教师文化水平都很高，比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就在这里任教。他还请来了一些外籍教师，其中有十名是日本人。
来这里求学的学生，身份主要有五类，分别是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
在开学典礼上，张謇发表讲话，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办学校？是为赚钱还是赚名声？抑或是吃多了撑得难受，或者钱多得没办法处理，还是来办社会福利？
张謇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三大理由：第一大理由，我办学是为了雪国耻；第二大理由，我办学是为了普及国民教育；第三大理由，我认为立学校须从小学开始，尤须从师范开始。
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当朝的状元郎，他的心中充满爱国情怀，却丝毫看不到他是为了给自己赚钱的想法。同时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于国民教育状况的忧虑，还可以看出他办学的思想观与方法论。
对于自己做出的这些成就，张謇是非常自豪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夫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他只是后面的一句话没有讲罢了，“这做法，就是从我张謇始”。
在接下来开展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他对大清原有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做了大量的改革与尝试，在这里我提其中的几项：比如张謇重视“实业知识”，他用附设的办法，开办了测绘、蚕桑、农、工等科目；再比如，在他的学校里，像伶工学社、女红传习所这类临时工子弟学校办得也十分有名，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著名刺绣大师沈寿都曾在张謇创办的这些学校中担任过教员。在重男轻女的大清社会，这些做法，一般人觉得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已经大大地突破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
教学工作如何开展才能培养出实用的人才呢？张謇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南通纺织专门学校里，学生们要上实习课，为此，他划出资金到英国订购用于教学的纺纱机器，让学生们围着这些洋机器转。这套做法在大清的学校里，也是从来没有人见识过的。
在家乡办学让张謇尝到了甜头，于是，他用今天叫作连锁的概念，在上海迅速行动起来，由他出钱出力接着创办了吴淞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
1903年，上海有个叫马良的富人，也筹聚资金准备创办专业性学校。在一般人眼中，办那种学校是毁掉万贯家财的做法。毕竟那年头，私人办学校，除了私塾，还没有这种专业学校的做法。这就像今天的蓝海，是在别人没有尝试过的地方开拓新事业，这样的做法，思想保守的人最是看不懂。就在一片反对声中，马良得到了张謇的大力协助。就这样，在上海徐家汇，马良牵头的复旦学院创办了起来，张謇被聘为院董。
如何解决教育中的后备梯队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已不是问题，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之后上大学，大学生源不是太大的难题。但在那个年代完全不一样，因为没有小学、中学的递进式教育模式。张謇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创办大量的中学和小学，绝不能只抓大学、中专教育，把小学、中学给丢了。这个做法，在当时也是巨大的创新，今天我们叫作机制上的创新。这样看来，后人给张謇安上的“教育家”的名牌实在是称得上名副其实。
张謇借用西方人口调查数据分析理论，做了一道算术题，从中算出，大清至少有80万盲哑人。如果这一堆人里面的人才全都荒废，那多可惜。这些人，不也有点像当年的滨海荒地吗？1916年，张謇动手做了这一块“地”的开垦工作。就这样，全国第一所民办盲哑学校在他的努力下也建成了。
张謇如此着力于大清的教育事业，与他的两大理论有深刻的联系。第一大理论：为什么大清不发达？谁能给我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张謇说：“一国之强，基于教育。”第二大理论，大清为什么不能像列强那样强大？张謇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中国之不振，是民智不开，公理不明之故。”那么具体的解决办法就是“开民智、明公理”。
张謇大力兴办教育，结果如何呢？在本章的最后，有必要交代一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影响十分大，不可小看。近当代许多水利专家、科学家都曾经在他创办的学校中受过教育。他的这一做法，影响力还不仅仅局限于大清，日本人、美国人到大清来了解大清国的教育状况，必定会往张謇的学校里跑。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清朝的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