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富强，先立宪
1903年，日本举办了第五届劝业博览会，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通过徐世昌邀请张謇前去参观。
对于日本，张謇并没有什么好感，但一想到日本人通过学习西方，迅速实现民富国强，他最终决定去日本参观博览会，但如何去看是个问题。张謇想到的，不只是去看一个博览会，他定了一个很大的目标，要利用这次机会考察日本的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以借鉴其成功经验。
5月23日，张謇来到日本长崎，他在日本待了整整两个月。对于张謇来说，博览会，那当然是要看的。不过与别人不同，他还指名道姓地要看日本的35个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他与别人参观的方法也不同，他搞了个“四每”观察法：每到必看，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看到过看博览会的，还没有看到过这么看博览会的。
日方接待者嘉纳治五郎十分好奇，询问张謇：“你这次东来，调查的宗旨是什么？”张謇告诉他：“寻求与我国经济、文化现状相近的经验。”注意，张謇的用词——相近，而不是日本的先进经验。不能不说，张謇真是一个有心人。
考察中，张謇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快速发展，有两个原因：一是立法健全。张謇看到，日本人办事以法为准，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他应该是看到了日本的“法治”与大清的“人治”之间的区别所在。二是日本搞多党政治，搞议会，也就是尊重民意，搞舆论监督，权力受到广泛制约。张謇意识到，日本政府的这些做法，完全是与大清皇权专制相反的做法，这使日本上层的决策往往能够体现民意。一句话，日本政治开明，大清政治不开明。张謇认定，这正是大清国与日本国之间的差别所在，也是差距的原因所在。
通过这一番考察，张謇突然有了一股奇怪的感觉——猛然醒悟——原来自己过去一直寄希望于宫廷斗争，寄希望于光绪皇帝掌权，自己过去一直依靠思想开明的地方督抚来主张新政、推行新政，这居然全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大清富强的根本之法居然在日本可以找到——日本试验的成功，为何不可作为大清拿来就用的“新体制”呢？
张謇一边考察日本一边思考，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自己终于找到解决大清根本问题的正确道路：第一步，先搞商会、农会、教育会这样的政治团体；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搞新式政党；第三步，在政党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搞立宪。一句话，一定要搞一个法治的国度出来，这个法叫宪法。有了宪法，就能平衡官府权力，就能管住官员。而这个宪法，必须建立在政党的基础上，否则宪法就失去了根基。
7月29日，张謇回到上海，立即动手把自己的这些日记整理了一下，起了一个《癸卯东游日记》的书名，自费印刷，分赠友人，并送给各方面他认为有影响力的人士，类似于今天一些作者自费出书的做法。
张謇此时形成的这些观念，可以看作是后来他积极投身于立宪活动的思想基础。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的人喜欢旅行，但跟张謇比，一般人的旅行可能就是少了那四个“每”字。遗憾的是，张謇在日本只待了两个月，对日本从封建体制到宪政体制转变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了解得太少太少，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大清宪政活动中吃了大苦头。
但凡一个国家出现波澜壮阔的政治活动，总是有一根粗大的导火线。大清宪政活动的导火线是一场战争，一场在大清的国土上发生、大清军队却不参与的国际战争，你也可以叫它“奇怪战争”，它的真名叫日俄战争。
就在张謇从日本参观回来的这一年，在大清国的东北，日俄战争爆发，引得大清人对大清江山极为担心。是啊，隔壁的邻居们跑到我家的院子里打架，抢的当然是我家院子里的土地，我家还能好好过日子吗？
所有的大清人认定，如果一直这样折腾下去，后面的日子大家都没法过。那么，为什么邻居们要到我家院子里来打架呢？问题出在哪里呢？紧接着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问题也非常现实：我们天天都在劳动，辛苦地劳动，日子还是没法过，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邻居们就一定比我强，居然敢来抢我家的土地，而且还互相打得头破血流？
大清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完全是因为一个问题没搞好。这个问题，风水先生说是大清的风水问题；宪法学老师说是大清没有宪法所以富不起来，也强不起来，更雄不起来的问题。一句话，日俄战争引得大清的立宪呼声日益高涨起来。
奇怪吧？国际战争引出国内立宪问题，这两个本来是井水与河水的问题，现在却因为发了洪水，都被弄到一个河道里来搅和。
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的时候，张謇这样一个满脑子都是想法的人能闲得住吗？他不但同友人热烈地讨论立宪，还积极参与与立宪相关的活动：又是忙着策动江浙立宪派人士搞立宪，又是忙着推动北京政府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别国的宪政。在讨论中，很多人产生了一个比较一致的想法：活动起来，向朝廷要权——立宪权。这群人我们姑且可以称为立宪派——虽然还没有人来给他们定什么派。
如何做才能向大清皇室要到立宪的大权？大家能想出来的路线图，也叫可行性操作方案，归纳起来就是——向朝廷陈请。类似于与皇室之间搞一个“非暴力求合作”的运动。
相信你也看出来了，立宪派走的这张路线图，其实就是上层路线。在具体的做法上，他们不动员民众，单纯走上层路子。为什么他们不动员底层民众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想动员下层的民众，也不敢去动员下层的民众。
时间过得真快，又是四月天。为了敷衍内臣外民，缓和舆论压力，大清皇室最高层终于做出表态。4月16日，张謇在家中突然收到皇上的谕旨，谕旨中写道：“张謇著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钦此。”
为什么上头突然给张謇加官？虽然不是什么实质性的官，只是一个顾问官。但很显然，张謇当初是故意丢官下海做生意的，为何朝廷还要给他加官？原因应该是明摆着的，现在的张謇是声望日增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清政府最高层才开出“三品衔”的红顶子，对他进行笼络。
看着这黄缎子的圣旨，张謇突然又产生了某种改造世界的欲望——达则兼济天下。没有经过太多的犹豫，张謇就欣然接受了任命。
那么，商部顾问官到底是个什么官？还冠以头等？张謇思来想去，琢磨出来，这是朝廷看重他在实业、教育方面的业绩和社会影响力，因而给予的恩宠。想着想着，张謇又有了新发现。想想看，自己现在不正是在经营实业吗，那么现如今有这么个光彩夺目的桂冠戴在头上，于自己的实业岂不是“大有裨益”？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
但再往高处想一想，张謇又有了更多的新发现。自己不是要参与立宪活动吗？这个红顶子，对自己的身价、分量、地位的提升，岂不也是“大有裨益”？真是时来运转，想什么就来什么。
有了这个顶子之后，张謇开始有些睡不着觉了。文人睡不着就会动手动笔，他开始在灯下写文章。这一次的文章是一份折稿，折稿的开篇从日俄战争说起，说着说着，就说到变法上来。说着变法，就说到立宪上来。
看来张謇上次一定没有说过瘾。这次，他不往小的地方说，要说，就说大的，说说立宪的大事。此时，他应该是忘记了，他在日本时形成的那套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要立宪，必先弄政党。他应该是把这一步棋忘记了，直接就向朝廷提出要求立宪。
1904年6月，他的大作完稿。如何能让自己的这个想法得以实现呢？在大清，要办成个事儿，不能光有奏折就行。张謇想了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具体来说，就是多拉些垫背的，专业术语叫造势。
他拉来了汤寿潜、蒯光典、赵凤昌这些时代名人，这份稿子，不能说是自己上的折子。于是，在这份折稿上，他还署上了鄂督张之洞、江督魏光焘的大名。有政府大员撑腰，这份折稿才有可能发出点响声来。
在这份折稿中，张謇说了一大堆理由后，提出主张，或者叫诉求：“仿照日本明治变法，定为大清宪法帝国。派亲信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
张之洞细细看了看这份具上自己姓名的折奏，他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张之洞可谓老谋深算，他想到了一个人，这可是当朝真正的权势大王——直隶总督袁世凯。张之洞告诉张謇，这事成与不成，一定要问问袁世凯的意见。
张謇跟袁世凯断交已经有20个年头了。现在看来，为了立宪大业，不跟他复交是不行的。不过，想起袁世凯这人来，张謇还是恨得咬牙切齿。当然，并不是这小子以前曾经偷了他张家的财富，而实在是那姓袁的太可恨。当初，他跟翁老师辛辛苦苦搞戊戌变法，就是这姓袁的，关键时刻出卖了光绪帝，赢得慈禧太后的欢心，使变法泡汤。
当然，现在他姓袁的又成了执掌北洋兵权的铁腕人物，搞宪政的事，假若没有他的支持，岂不又要像上一次那样打水漂了吗？张謇的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袁世凯这个人最初是自己发现举荐的，然而，又正是自己举荐的这个人，在维新变法的最后关头玩小动作，害苦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老师，还害了……在这种五味杂陈的滋味中，张謇最后还是做出一个决定：捐弃前嫌，与袁世凯重修旧好，以求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力量，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线。
剧透一下，张謇这一次恐怕还是要坏事，坏还是坏在袁世凯手上。但是，不管如何，就目前来说，寻求袁世凯的支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既然张之洞说要看看袁总督的意见，那么我张謇现在就必须做做袁总督的思想工作。张謇做这个伟大的思想工作是通过一封信来实施的。
在写给袁总督的信中，张謇这样说道：日俄之战，较量的不是枪炮实力，而是立宪与专制两大体制。伊藤、板垣这些人能弄成宪法，我想，“论公之才，亦不在诸人之下也”。
张謇真是用尽心思，既给袁总督晓之以理，又给袁总督送高帽子。然而，这封信的结果是，张謇的这些话全都如泥牛入海，不见踪影。袁世凯的回答是“尚须缓以俟时”，时机未到，一切暂缓。对于那份折稿，袁世凯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说时机不成熟，叫你等。这就是**裸的“官僚做派”了，但遇上这样有实权的人物，你还能如何呢？
张之洞、魏光焘看了袁总督的复信，立即打消了向皇上呈送这份折稿的念头。
现实就这样残酷地摆在张謇面前：这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地方大员都说不能往上送，你张謇写的这折稿送上去还会有用吗？只怕是引来祸事吧！
那么多个夜晚激动得夜不能寐，辛辛苦苦写成的文字，无奈之中，张謇将其扔进了废纸篓。
折稿虽然扔进了废纸篓，张謇的耳朵却一直保持着灵敏，现在，他专门捕捉有关立宪的信息。
7月份的一天，终于有一个关于立宪的信息传到张謇的耳朵里。这一次，发出信息的是商部尚书载振，消息说，载振有赞成立宪的意思。仅凭这么一丁点可怜的信息，坐在家里的张謇就动了心思。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用张謇的话来说，就是“北方殊有动机”，那么，我该如何做呢？“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北方政府那边现在终于有了立宪的动机，虽然有且只有那么一点点，不过我们南边强烈着呢。那么，我们就必须用火来给他们加加热，让他们的思想燃烧起来。
张謇这一想法合不合理？从南北的差异中，读者可以自己掂量出来。北方是政府中心，政府求的是稳定，稳定之人必定走保守路线。而南方呢，比如说上海，那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这里的人们接触外国洋人较多，思想也更活跃一些。那么，张謇现在就是要用南方人的开放去冲撞北方人的保守。
具体到做法上，就是怎样做才有可能把北方人的冷屁股烧热的现实问题。张謇想了两招。第一招叫修改，就是把先前的那份折稿从废纸篓里找出来，修一修，改一改，把过于激进的思想、用词往回收一收，期望用这样的做法让上面的领导接受。第二招叫出书，这出书不是自己动手写什么书，而是翻译日本有关宪法方面的书。
就这样，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被迅速翻译出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开始给主要领导送这几本书。如何把这些书送到最高领导的案头呢？张謇让人将12本《日本宪法》秘密地送入皇宫。这样看来，张謇还是想让光绪皇帝开开眼界，要想让皇太后慈禧看，那是想都别想的事。
在这些书上，张謇自己动手一一撰写序文。从这些序文与修改的折稿中，今天的人们还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张謇的那些想法。
如何挽救国家危亡呢？办法是有的，而且很容易很简单就能做到——改变现存的政体就行。那么如何改变政体呢？榜样是有的，东邻日本国的做法照搬就是。立宪后，皇帝的大权（君权）会不会被削弱呢？答案是：不会的。
那么到底如何立宪呢？张謇给出的答案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昭告天下，宣誓立宪。说白了，也就是发个文告，发个誓言就搞定了。第二步，派遣亲贵王公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第三步，如果到现在还不清楚那些复杂的玩法，就将所有立宪事宜依照日本早期宪法的章程、程序办理下来便是。
难吗？不难！
成吗？不成！
为什么不成呢？我认为，也许是张謇忘记了日本做法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成立政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当时他在日本考察时，应该看到了日本的多党政治体制。也许，他是有意规避这一点，认为在大清实在不适宜弄出多个政党，直接让皇帝下诏立宪就可以轻易地把这样的大事搞定。又或许，是他想走捷径？
当慈禧看到宪法书后
日常生活中，事情也有凑巧的时候，重大历史事件更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日本宪法》传进宫中以后，七传八传，居然传到了慈禧的手上。我猜测，是不是慈禧在没收这些乱传的书时，也拿到手上多看了一眼，然后，居然越看越起劲——就像我们小时候在课堂上看小说，被老师没收，最后，老师拿去看居然也看上瘾了，还跑来跟我们讨论小说里的故事情节。不管是何种传播路径，反正这书最后传到了慈禧的手上。
慈禧看过之后，立即召集大臣们讨论这件事。大臣突然听到慈禧说出了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对于这样的一句话，大臣们听了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下朝后立即跑到书店里抢购日本的宪法书。快看看啊，再不看一看，下次太后说日本宪法时，总不能搞得连宪法是一种什么奇怪的法都弄不清楚吧，那也太搞笑了啊。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作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日本的势力成功地挺进中国的东北。咱大清的后院里突然住进日本人，而且人家还拿枪带家伙的，咱大清人的日子还是人过的吗？奇怪的是，这场民族危机没有引得大清人跟日本人算账，反而是大清国内立宪的舆论逐渐高涨起来。人们的思维在某个时间段上的确是有点邪门，似乎那时人们的思维是：自己不强大，不能怪他日本国是强盗，而是要怪自己没有弄立宪政体。
今天的人们可以想想：立宪政体真的有那么灵验吗？不管如何，那时的人们就是那么想的，也是那么做的。
立宪的呼声一高涨，张謇就坐不住了。这折稿也修改了，日本立宪的书我也印发了，还偷偷送到皇宫里去了。上层，或者说京城那边的高层为何就不见什么动静呢？
估计慈禧看了日本宪法的书，然后喊“好”的消息还没传到张謇的耳朵里。又或许大臣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书是张謇偷偷送进去的，也就没人来告诉他慈禧皇太后的反应。
总之，张謇是无论如何坐不住了，一坐不住他就开始动笔。既然以大臣的名义给最高领导写奏折等于石沉大海，那我就给实权人物写信，给袁世凯做思想工作。先把实权人物的思想做通，再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也不迟。
要是把袁世凯的思想工作做通，这立宪的大事不就成了一半吗？这份手头上的奏稿放在书柜里都快要布满灰尘了，不就是因为袁世凯说时机没成熟，还要等一等吗？是的，现在日俄战争结束了，国内立宪的呼声高涨，这位袁总督还能认为时机没有成熟吗？
张謇将墨磨得更起劲。“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是的，这信中要给袁总督戴高帽子，你呼一声，这立宪的事瞬间就成了。立宪是“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这么大的好事，别人一辈子都碰不上，给你袁总督碰上了，你难道就一点儿也不动心吗？
人家张謇都来两封信了，再不答复一下看来是不行的。袁世凯想了想，决定给张謇回一封信。这信该如何回呢？袁世凯想到一个办法——玩太极拳。你不是要我点头吗？那我就把你推到台前，让你在众目睽睽中找找感觉。在给张謇的回信中，袁世凯这样写道：“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大意就是：你张謇那是全国有名的状元郎，在外国就叫绝代精英，这立宪的大大好事，还是你先上吧。
在书信来往之中，张、袁之间的立宪联盟算是结成了。
这个时间段上，朝廷也感受到来自各方要求立宪的压力，1906年9月1日，慈禧下了一道诏书，答应搞一个预备立宪的活动。
不管如何，有预备总比没有预备强吧。张謇认为，这事总算是小有成就了。
非暴力求合作运动——国会请愿
1906年，应该说是大清宪政史上光彩夺目的一年。这一年，预备立宪方案终于出台，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事也最终确定了下来。9月24日上午，准备出国旅行的五位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正从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时，突然遭遇炸弹袭击。
当晚十时，张謇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奇怪啊，这么让人看好的好事，到底是谁要来破坏呢？投炸弹那个人已经不明不白地死掉了，而且身份不明。一切变得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