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了内阁名单。这个名单实在太扎眼了，13名内阁成员中，汉人仅4人，满族大臣有9人，不但占有绝对多数，而且其中皇族就占5人。懂政治的人全都笑了，这是什么内阁啊，简直就是“皇族内阁”嘛。
在北京谘议局联合会上班的各省立宪派领袖们立即上奏折，而且是连续上了两次，直接就说目前这个“皇族内阁”与我们弄的君主立宪政体完全不在一条道上，现在这样做，完全就是“于立宪之宗旨有从根本上取消之意图”。
这一批评、反对的声音够狠够辣的，而清政府回应的声音更狠更辣。7月5日，朝廷发布上谕：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已经明确注明议员不得干预。一句话，选内阁成员的事是皇帝的事，这在《钦定宪法大纲》已经讲明了，你们就闭嘴吧。
这个上谕一下子就把那些对清政府多少还抱有一点希望的立宪派们赶到了清廷的对立面。很简单的道理，组阁应该由当选的总统或总理来做，怎么会是皇帝的事呢？全世界有哪个国家由皇帝组阁？大清这做法太搞笑了。
这个事还没有完结，清朝皇室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气愤的事。
这事儿要从早些年说起，原本，铁路应该是国有的，可是大清皇室却同意手下的人卖给洋人们修铁路。有人说，如果是因为朝廷没钱就可以理解，毕竟洋人们有资本，那就给他们修。然而现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朝廷可以没钱，可民间有钱啊，让大清的民间资本来经营就是，为何不许国人修路，反倒把这样的好生意让给洋人呢？这实在叫人看不懂。
显然，让国人修铁路不只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能保障地方上的主权，也就是大清的主权。现在把修铁路的权力给了洋人，那不就等于把国家主权拿出来卖钱吗？大清啥都可以卖，国家主权是万万卖不得的，这是底线。于是，地方上的一位大员开始为这件事动起脑筋。
1903年7月，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朝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拒绝外资进入大清铁路的事件就此拉开序幕。1904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正式成立，初为地方政府官办，后来转为纯粹商办，募集筑路资金的办法是发行股票。
然而，1911年5月9日，也就是宣布内阁成员名单的第二天，清政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颁布了“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一句话，就将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家所有。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条铁路又由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向列强借款兴建。说白了，这个赚钱的项目又给洋人私下里弄过去了。
卖路权——前面说过，这是触及国家主权底线的做法，实在是让人不痛心都难。当这些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四川时，原先那些大大小小的股东、各界代表们坐不住了，大家都跑到一起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皇族内阁、铁路国有两篇上谕的颁布，一下子搞得全国舆论哗然，抗议浪潮越发高涨。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传说中大厦将倾的局势就这么出现了。大清朝廷现在就在自己搞倒自己，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由骆驼自己一不小心从草垛上扯了下来。
看着大清病入膏肓，张謇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凭自己个人的能耐，动手去挽救朝廷一把。他亲自跑到北京直谏，向控制最高权力的摄政王载沣说不。同时，他也带着一个私人目的，想请求清廷批准他正在构思的中美合作投资计划。
如果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去跟摄政王讨论，肯定没啥力量，最好能造一点势。于是，张謇提前把自己北上的时间、北上的目的故意透露给新闻媒体。
这一招果然给力，6月26日这一天，当张謇踏上京城的地面时，北京车站气氛热烈，王公大臣、六部九卿中，有的派出代表，有的派出自己的子弟，热烈欢迎他。
7月1日，摄政王载沣召见张謇。张謇向载沣汇报了自己辞官创办实业的情况，接着向这位先帝的胞弟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第一，各省遭受的灾患已经摆在那里，朝廷要想知道民情民隐的话，就必须通过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就叫谘议局，也就是沟通上下信息的机关。接着张謇提出一个明确的诉求，朝廷必须尽快批准召开国会，并提出一个议决案。
第二，现在民间的商业衰败，根本点是融资困难。作为生意人，张謇很清楚，手中没有资金的生意人、企业家，实在是太困难。张謇请求朝廷放活金融，接着他又站在朝廷的角度替朝廷考虑一个现实：清政府没有钱，民间也没有钱，谈什么放活金融？这正是张謇接下来要提出的第三点。
第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应该增多一些，不只是官方的往来，民间的往来更要增加，这样有很大的好处，比如说能避免他国疑忌。那么，现在就可以引进美国的资本。
看出来了吧？张謇的切入点是盘活国家的金融，大家一起好赚钱，连接线是美国那里钱多得没地儿花，解决方案刚好落在自己这一次的一大目标上：请求清政府同意他与美国金融之间搞合作，即批准他的合作投资计划。
史家们对此给出的评论是，这三点建议的确有重要价值，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的危急局势，已经于事无补。就像一个人，到临终关头，精气神儿都不在了，药石已经无处发力，只有神仙才能救活它。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已经落下，到了这个时候，你还给骆驼吃补药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四川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极速变化，保路风潮已席卷全省，形成全民抗议的局面。
张謇从北京回到上海，跟生意上的朋友们商谈创办中美合办银行、航运的具体办法。就在这时，大生纱厂在湖北开办的纱、布、麻、丝四厂更名为大维公司，正在筹建。张謇于是又带着几个人赶到武汉参加大维纱厂的开工典礼。
10月3日，张謇到达武汉，为了大生资本集团在长江中游这个重要的口岸办好第一个轻工企业，他开始忙碌起来，又是主持庆典活动，又是频繁出席应酬宴会。随着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眼下需要在湖北这个陌生的地方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就在张謇忙得人仰马翻的时候，一件他不知道的政治事件发生在他的身边。10月10日，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逮捕就义（处决），武昌全城戒严，清政府正在搜捕其他革命党人。张謇第一次看到全城戒严造成的恐怖景象，到这个时候，他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第二天，宵禁解除，张謇立即登上长江里的轮船，想赶紧离开武昌这个是非之地，越远越好。晚上8点，就在他向朋友们挥手告别的时候，望见武昌草湖门一带火光四起，绵延数十丈。随着那些跳动的火光，隐隐能听到远处传来沉沉的炮声和间杂着的枪声。张謇当时没有想到，这些绵延数十丈的“艳火”，正是武昌各路新军攻克武昌重镇的炮火。就在这时，第一个革命政府在中国大地上成立了。
中国的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紧要关头。
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张謇的实业欣欣向荣地发展。站在维护自己实业发展的角度，张謇感到彷徨。是的，激烈的社会动**，会影响自己正在发展中的事业。如果只是想到这一点，这人也不是张謇了。张謇想得更多。
张謇认为，战火如果在全国蔓延开来，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可怕的现象就会出现，“外人乘机生衅”。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张謇又有了一个主意。在政治上，张謇似乎有点像三国时期的周瑜：一步三计。
张謇的想法是，把武昌起义作为自己的筹码，逼迫清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走几步棋。第一步棋，是想法把武昌起义扑灭，如果武昌起义的战火向全国蔓延，朝廷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搞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的事呢？
15日这天，他来到江宁，立即找到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要求他们俩赶紧组织军队“援鄂”，扑灭武昌起义。在这样的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了你张謇，谁还想多事？铁、张两人没有答应张謇提出来的请求。
17日，张謇又跑到苏州，与江苏巡抚程德全商议这件十分紧急的大事。在落脚的旅馆里，他连夜写了一份奏章《鲁抚孙宝琦、苏抚程德全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张謇写道，目前的现实是革命起义已止无可止，防不胜防。那么有什么解决方案吗？张謇在奏疏中说，那是有的，答案就是：治本之法，不外国民好恶，实行宪政。
这一次，他是打算借革命党的势，给清廷施压，实行君主立宪。他心中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搏了，自己这是在给清廷打强心针，他已经有了一种极度绝望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这么做，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叫死里求生法。
10月21日，以江苏谘议局的名义，张謇“致电内阁，请宣布立宪，开国会”。
结果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个请求就如一个小石子扔进了大海，没有丝毫的响声。
这到底是条什么路
武昌起义的形势发展迅猛，张謇还来不及细细地琢磨，甚至没有彻底地反应过来，在短短一个月里，全国就有十四个省份接连宣布独立。
革命、武力——这样一些带着暴力，甚至在张謇看来，带有血腥的字眼，现在，他也不得不正式地面对。并不是读书人就怕动刀子，而是作为实业家，作为大量财富的掌舵人，战争最容易让他受伤。辛苦积蓄起来的那些财产一旦碰上战火，就有可能化为灰烬，这些都是出资人的财富。可是，战火是谁也伤不起的。然而，现在是彻底没有其他的办法，伤不起也要伤，想躲躲不掉，想跑也跑不掉。面对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态势，下一步，他该如何办？
在杭州、苏州，就在张謇的眼前，立宪派联络部分官兵，用兵不血刃的手段，做成了一件事：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这些人中，汤寿潜、程德全这两个人是张謇最好的朋友，他们俩用推举的方式，居然分别当上了浙江、江苏的都督。
张謇还在徘徊，还在革命与立宪的十字路口找风向标。坐在保护大清朝廷与脱离大清朝廷的十字路口，他不禁思索，自己当年是大清的状元，如果大清没了，这状元的荣光不也就成为历史了吗？
革命是什么？革命是毁灭一切吗？在张謇的思想里，渐渐对革命——他曾经最最讨厌的字眼，产生了新的看法。是的，有必要对革命进行新的释义。清朝的那一套专制体制显然已经没有生命力，那么，推翻这种制度的革命党还能被定义为“乱党”吗？也就是说，有必要换个角度解释“革命”两字——用强硬的方式，为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清朝清场。是啊，这样看来，民主共和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思变，他岂能不变？
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张謇终于完成了思想上一次质的飞跃。不能不说，人的思想要突然、急速地改变方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汽车司机在高速行驶中猛打方向盘一样，这样的动作充满着风险。
张謇不是那种首鼠两端的人，以他的个性，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就会坚决地做下去。下定决心的张謇，又开始了自己新的行动。
张謇认定，袁世凯这人手中有军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必得劝动他倒向革命。要是袁世凯倒向革命，那么清政府就一定会彻底玩完。袁世凯不赞成革命的话，革命党人将要流更多的血，死更多的人，国家将要发生更多的战争灾祸。上兵伐谋，那么，自己现在就应该立即动手，让袁世凯明晓形势，倒向革命党人。想到这里，张謇又睡不着觉了，又开始动笔。这一次，他写的是一份电报——写信太慢，发电报快得多。
1911年11月6日，张謇向袁世凯发出一封电报。这是一份“劝”字为主题的电报，劝袁世凯正视国内现实，劝袁世凯尊重国人“趋于共和”的选择，劝袁世凯不要与革命党人为敌。
那么袁世凯将会怎么做呢？张謇站在袁总督的角度替袁总督想好了对策，他建议袁总督立即前往北京朝廷，争取南北之间达成和议的局面。注意，此时南方各省已宣布独立，张謇建议袁世凯去做北方朝廷的思想工作，用软招将大清的政体弄成共和政体，以减少流血，形成全国的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