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英国正处于两场大变革时期。
一是工业革命导致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大城市人满为患，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蜗居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地，却无法维持生计。为了讨生活，很多良民都只能做窃贼，偷点东西吃。
英国政府为了杀一儆百，当时的法令特别严苛，偷价值一先令的东西（相当于现在3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就要关押、流放。至于劫道的、卖**的、杀人放火的，就直接吊死。
二是让囚犯参加劳改也是需要大量土地供应的，狭窄的英国本土早就已经不堪重负，没有地方安置这些讨厌的坏人。之前一直作为囚犯流放终点站的美国独立了，大批的囚犯没有地方可去。
1770年，库克船长发现了澳大利亚，于是向英王报告发现了一块新的大陆，也就是如今澳大利亚最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并以大不列颠的名义宣布对澳大利亚东海岸地区拥有主权。
由于澳大利亚地理位置孤立，是流放这些囚犯最好的地方。英王乔治三世决定将澳大利亚作为集中的罪犯流放地。
1788年1月26日，由11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将548名男罪犯和189名女罪犯送到澳大利亚，一直到1840年，澳大利亚一共被送去了16万名罪犯。
开始的时候，英国政府按照运送囚犯的人数付给船长费用，船长拿到资金后，离开英国口岸就不再关心囚犯的生存状况和数量。
在运送囚犯的过程中，由于囚犯多、路途远，路上需要大量的淡水和食品，再加上医疗条件差，药品缺乏，导致很多人死在途中。甚至有些船长为了节省成本，不供应足够的食品和淡水，囚犯生病也不给医治，还有一些囚犯被无辜杀害。一些船只在运输途中，囚犯死亡率巨大。
有一次在航运过程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犯人都死了，其余的人到达时也都是精疲力竭，饥饿难忍，疾病缠身。一名大副在评论这些罪犯时残酷地说：“就让这些死鬼们下地狱吧，反正运送他们的酬金老板已经拿到了。”
英国公众对这些罪犯也没有多少好感，但问题在于，这些罪犯们并没有被判处死刑。于是，新闻报纸发表社论要求改善航运条件，宗教人士呼吁船长们应该有人道主义精神。立法委员们通过了立法，要求改善航运过程中的食物和饮水、光线和空气，以及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
即使这样，死亡率仍然一直高得惊人。直到有位经济学家给出新的建议之前，任何措施都没有见效过。你能想象得出这位经济学家给出的是什么建议吗？
这位经济学家建议，不应该在大不列颠上船时就为所有的囚犯付清费用，而应该在到达澳大利亚时，为那些能离开船只的囚犯向船长们支付运费。
1793年，当新的措施实施后，囚犯存活率立即跃升为99%。一位精明的观察者如此评价这一事件：“经济战胜了情感和仁爱。”
这一故事说明了一个经济学的重大启示：人们会对不同的激励，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
如果在囚犯上船时，就已经向船长们支付完了费用，不但缺乏促使船长们善待囚犯的激励，甚至这样的做法只能激励船长们虐待囚犯。例如，有些船长不为囚犯供给必需品，他们把囚犯的食物储存起来，然后在到达澳大利亚后卖掉这些食品，并从中获得丰厚利润。
但是，如果只有当囚犯活着到达目的地时，船长们才被支付运费，对船长们的激励就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船长们能从囚犯的死亡中获利。但现在，激励体制“确保对每一位死亡的可怜人，都至少有一位忠诚的忏悔者”。谁会忠诚地忏悔呢？
船长们。
至少他们会真诚地忏悔少赚到的钱——如果这些可怜的人还活着，船长就能得到这笔钱。
激励机制看起来很容易，从“先付费”改成“后付费”就解决了囚徒的船上困境。但是，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激励机制的有效发挥却未必那么简单和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