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莱特尔顿
教会、国家和社会
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夺取罗马，新意大利摇摇欲坠的威信得以巩固，议会政府的权力也在无形中得到加强。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曾想与法国结盟，与普鲁士作战，但平民内阁阻止了他。法国人撤离罗马，政府的政治路线得到维护，国王的阴谋企图得到遏制。另一方面，随着马志尼共和党追随者失去了他们最响亮的号召(“与罗马共存亡!”)，君主制面临的威胁有所减弱。马志尼本人于1872年去世，他对自己苦心经营的新意大利深感失望。
然而从长远来看，夺取罗马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新意大利王国和教皇和解的希望彻底破灭。1871年的《保障法》赋予教皇许多主权权力。派往梵蒂冈的使节享有完全的外交地位。但《保障法》并不具有条约的效力；它是意大利国家内部法律，可以修改或废除。对教皇来说，任何缺乏完整领土主权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庇护九世宣称基督和魔鬼之间不可能妥协，教皇的辩护者谴责意大利统一是反常和虚假的伪装。面对如此敌意，政府很难坚持加富尔“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的理想。《保障法》是一项折中方案；它承认教会任命主教的自由，但允许政府批准他们的财产，在实践中保留了否决权。
1870年7月，梵蒂冈大公会宣布“教皇无谬”原则，教会内部的自由反对派被镇压。1871年，梵蒂冈禁止天主教徒在议会选举中投票。投票禁令实际上多被忽视，但影响之一是不可能在议会中组建天主教政党。教会把自己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致力于征服公民社会。这只能通过平信徒的积极参与来实现。议会救助会成立于1874年，旨在协调当地天主教在教育和社会工作方面的举措。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密集的教区委员会网络覆盖了伦巴第和威内托，那里始终是现代社会和政治天主教的中心地带。施行强硬措施的目的是把天主教平信徒组织成独立的亚文化，以反对自由国家及其原则。但他们并没有代表所有活跃在政界的天主教徒。这种不参政的指示不适用于地方选举，包括罗马在内的许多重要城市开始由天主教和保守自由派组成的神职人员“温和派联盟”管理。天主教运动在南方的成功更为有限。主教们不赞成让平信徒独立，教区神职人员与当地地主精英关系紧密，不愿意代表农民采取社会行动，平信徒继续以更传统的形式表达虔诚——朝圣、游行，以及纪念守护神的节日。
与教会的冲突是自由统治阶级孤立感的根源。它助长了防御围攻心态的发展。没有神职人员的帮助，如何赢得群众的忠诚？如何维护社会的稳定？意大利60%的人口依赖农业，对于农民和农场工人来说，新意大利国家带来的好处有限，却增加了不少困难，包括征兵、高税收和地方政府对土地所有者的自由支配等方面，甚至基础教育支出也广受指责，因为大多数农民指望孩子在田间劳动。1871年，意大利只有31%的人口识字，在南部部分农村，这一比例低至5%。10年后，6岁至12岁的儿童中仍有43%没有上过学。在这种情况下，神职人员往往是了解更广阔世界的唯一信息来源。一位开明的右翼青年自由主义者西德尼·索尼诺写道，教会是农民的悲惨生活中唯一的理想之光。国家侵占教会土地和财产，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在一些土壤肥沃的地区，水果或葡萄酒利润丰厚，少数富农从出售教会土地中获益。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所有权的改变意味着更苛刻的租赁条件和更难以获得的信贷。在意大利南部，市政府掠夺蒙蒂皮埃塔的资源(建立粮食银行是为了以低利率向农民发放贷款)。
农业和工业(1870—1896年)
诸多证据表明，1870—1900年，意大利农村的生活水平普遍恶化。平均而言，农民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花在了食物上，还常常食不果腹。在意大利北部，主食是玉米粥(由玉米制成的玉米粉)，维生素缺乏导致人们患有严重的糙皮病，甚至精神错乱和死亡。意大利南部没有这样的疾病，但在南部的许多地区，特别是沿海平原，疟疾盛行。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以及随之带来的洪水使得疟疾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据估计，每年有200万人感染疟疾，而在南方，疟疾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对南方和西西里岛社会状况的第一次认真调查揭示了普遍存在的苦难和剥削。19世纪70至80年代是发现“真正意大利”的年代，而现实往往令人深感沮丧。阿齐尼委员会在议会对农业进行的重大调查中表明，意大利大多数地区的农业技术落后，改善速度缓慢。然而，随着铁路建设和自由贸易促进了出口生产和专业化，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繁荣。西西里的阿普利亚葡萄酒生产商和橘子、柠檬种植户都从中获利。
即使是统一后最初几十年的小幅发展也受到了来自19世纪80年代农业危机的威胁，小麦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从中受益，但随着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利润消失，失业率不断攀升。危机根源在于运费的降低，北美和阿根廷的农产品涌入欧洲市场，但这也促进了大规模移民。19世纪70年代以前，只有航海的利古里亚人大量移居美洲。在农业萧条的最初十年，北方，特别是威内托，许多人选择移民。大多数人只到法国、瑞士或德国这种距离近的地方。但是在1885年到1896年间，大量移民从北部地区来到美洲大陆，其中阿根廷和巴西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除了农民，大批意大利中产阶级同样在寻求财富。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世界上意大利移民最多的城市之一。从意大利南部移民到美洲的人数增长更快：到19世纪90年代，所有越洋移民中有60%是南部人，而到了20世纪，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0%。大多数南部移民去了美国。在移民中，男性人数大大超过女性，许多男性移民回国结婚或与他们留在意大利的家人团聚。移民给家庭的现金汇款是意大利经济的重要来源。加上旅游业收入，意大利得以弥补贸易逆差，购买工业化所需的原材料和机械。
19世纪80年代的危机摧毁了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农业发展可能是未来繁荣关键的幻想。意大利第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建设全国铁路网：1861年至1870年间，铁路长度几乎增加了两倍。但意大利工业基础薄弱，无法从铁路和铁路车辆的需求中获利。1876年以后，左派政府更加支持工业发展的需求。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纺织业发达，但该国最大、最现代化的工业公司是由羊毛制造商亚历山德罗·罗西在威内托斯基奥创建的。罗西像管理一个小王国一样管理着斯基奥，负责从城市规划到教育和剧院的一切事物。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批评自由主义对社会问题的漠不关心，同时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关税保护说客。大萧条给罗西提供了与农业利益团体结盟的机会。精明的是，他支持意大利北部小麦和水稻种植者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要求。贸易保护主义联盟的第三个成员是钢铁和重型工程行业的实业家，他们与棉、毛生产商和粮食生产商一道组成了贸易保护主义联盟。
在钢铁时代，意大利庞大的商船队面临着淘汰。主要集中在热那亚及其周边地区的船东和造船商成功向政府申请补贴，与政府签订协议，助其实现现代化。造船商最有力的论据是，造船业事关国防建设。他们找到了雄心勃勃的海军部长贝尼代托·布林，与其结盟。布林是一位杰出的海军工程师，他曾亲自负责1876年下水的铁甲战舰“杜利奥”号的创新性设计，就连英国人也对其大炮尺寸和船体厚度印象深刻。1884年布林第二次出任海军部长时，他着手一项建设计划，几乎将意大利舰队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到1890年，意大利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海军强国。据布林说，国家安全部门要求：船只和钢材都必须由意大利产生。布林在翁布里亚南部的特尼赞助了一家大型钢铁厂的建设。特尼公司远离海岸并缺乏足够的铁矿石供应，被选中是出于军事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而该公司的生存仍然严重依赖于海军合同。海军工业只占有意大利全部工业生产的一小部分，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
1881年至1888年间，工业生产以每年4.6%的速度增长，但这种增长建立在不稳固的财政和政治基础之上。1887年实施保护主义关税，与法国的新商业条约谈判破裂。1880—1890年灾难性的关税战导致意大利对法国的出口减少了一半，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南部的葡萄酒、橄榄油和水果生产商。南方农业最具活力的部门出现倒退，而低效低产的粮食生产受到关税的保护。即使是西西里以外的大地主也不热衷于这种保护，但他们比农民更容易适应新形势。短期内，关税也没有给工业带来预期收益。关税战争间接在1889年引发了重大的金融危机。外资撤离，房地产市场衰退，导致银行体系全面崩溃，1893年底，意大利两家主要商业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和兴业银行倒闭，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工业受到信贷短缺和国家开支被迫削减的沉重打击，直到1896年生产一直停滞不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银行业危机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同样严重。
左翼掌权：从德普雷蒂斯到克里斯皮
1861年到1882年是意大利议会历史上唯一一段两党制盛行的时期。选举被视为左翼和右翼之间的较量，但实际上两党内部都存在严重分歧，尤其是地区分歧。右翼的主要弱点在南方，由北方人占多数的政府制定的中央集权和财政紧缩政策在南方始终不被接受。南方中产阶级抱怨在税收分配和公共开支分配方面受到歧视。在1874年的选举中，南方的惨败使右派的多数优势缩减到42席。1876年右翼倒台，当时一大批托斯卡纳州议员反水，他们财政实力雄厚，投票反对政府将整个铁路系统国有化的计划。此前，罗马拒绝就迁都问题赔偿佛罗伦萨，已然令他们震怒。因此，区域和金融利益集团的反对导致了右翼的倒台。左翼的胜利也是专业中产阶级对地主贵族的胜利。地主贵族往往鄙视积极的竞选活动，相信自己继承的影响力和社会声望，而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律师阶层将从政变成了第二职业。
1882年的选举改革将选票权赋予所有有识字能力的人，选民人数增加了两倍。但是议会左翼领导人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担心改革会给激进的共和党反对派带来太大影响。他没有利用改革巩固左翼的优势地位，而是选择与马尔科·明格蒂及温和的右翼结盟。这就是著名的转型的起源。当时普遍认为，各方之间过去的差别已经过时。然而，转型很快成为腐败妥协的同义词。之前，左翼和右翼都倾向于加强地方政治团体，并设法在国家一级协调。转型扭转了这一趋势。从此，多数派更多的是指政府层面，而不是政党层面。这一变化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带来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心。多数派联盟是松散的地方团体和个人团体的集合体，由赞助人和德普雷蒂斯的调解技巧维系在一起。19世纪80年代见证了反议会论战的兴盛。大多数批评家来自旧右翼，他们的观点无疑受对自己失败的怨恨所影响。但他们的批评具有实质性内容，明格蒂和西尔维奥·斯帕文塔抨击党派对司法和行政进行干涉，年轻的西西里知识分子、精英理论的创始人乔瓦尼·莫斯卡，揭露了“大选民”小派系决定候选人的选择机制。然而，从日益增长的幻灭情绪中受益的并非右翼。对转型的反感使得顽固的左派领袖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在1887年接替了德普雷蒂斯。
西西里人克里斯皮与谨慎的德普雷蒂斯形成鲜明对比，他是雄辩、**和加里波第爱国传统的化身。他给政府带来了新活力，他的第一届政府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令人印象深刻。国家获得了管理公共卫生和慈善机构的新权力，对天主教慈善组织实施更严格的控制，既令社会改革者满意，也满足了反宗教人士的要求。国务委员会进行了改革，以制止行政滥用行为。为了配合1882年的全国普选改革，地方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市长首次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政府提名。然而，与此同时，省长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得到加强，而地方行政对内政部长的依赖也得到加强。基层民主得到加强的同时，中央集权也在逐步加强。进步的司法部长扎纳德利推出新刑法法案，废除死刑，减轻诸多刑罚，并确认了罢工权，但对协会的控制增强，警察拘留制度得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自由主义的创新。
尽管克里斯皮过去曾反对转型，但他的胜利并没能恢复两党制，而是强化了政府集团。1881年至1887年间，南方大力支持持不同政见的左翼反对派克里斯皮和乔瓦尼·尼考特拉；1887年以后，南方成为所有政府官员的金库，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南方代表们终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他们充当中央政府和选民之间的调解人。对他们成功至关重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资助。此外，内政部长(通常也是总理)还有其他说服手段。他可以通过警察和省长直接干预地方政治，调动政府官员和地方法官，制裁选举舞弊，甚至直接恐吓。不是选举产生政府，而是政府操纵选举。
在坎帕尼亚和西西里岛，政府候选人成功当选，往往得益于与卡莫拉或黑手党等犯罪团伙结盟。在那不勒斯，由于一场由社会党人主导的揭丑运动，卡莫拉对城市管理的影响在1900年后有所下降，黑手党的邪恶权力却完好无损。各国政府试图用正统的警察方法镇压西西里岛的土匪，但由于缺乏依赖黑手党保护的当地地主和知名人士的合作而没有成功。相反，左派政府开始接受黑手党，借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同时获得选举支持。黑手党自己的非正式司法体系当然比国家的更有效，但代价也很高。战争前夕，西西里阿格里根托省的谋杀率是北方一些省份的30倍。作为保护地主的回报，黑手党作为承租人和中间人，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他们继续大规模组织盗牛。黑手党对犯罪和社会秩序的态度本质上是矛盾的；他们是罪犯与警察、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仲裁员，也是西西里人反对政府干涉的保护伞。
三国同盟和意大利殖民主义的开端
右翼政府出于平衡预算和巩固意大利国际合法性的需要，采取了谨慎的外交政策，不做有约束力的承诺，不结盟。第一届左翼政府沿袭了右翼的做法，但在1875年至1878年东部危机爆发后的动**时期，奉行中立政策变得更加困难。公众舆论要求意大利分享其他强国获得的利益，与法国争夺在突尼斯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促使法国政府在1881年建立了保护国。法国占领突尼斯所引起的震动把意大利推入俾斯麦的怀抱。当左翼势力觊觎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未被承认的领土，并仍然视奥匈帝国为主要敌人时，翁贝托国王却极力促成了与两位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和威廉一世缔结保守联盟。1882年5月签署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协议，是转型政治策略在外交政策上的体现。它把温和的左翼从共和党人和视奥匈帝国为敌人的领土收复主义者中分离出来，孤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巩固了君主制的威望，并为军队的扩张开辟了道路。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军事开支增加了40%。尽管议会可以控制国内政策，但三国同盟允许君主得以重申宪法赋予的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上拥有的最终决定权。条约不必提交议会，三国同盟的条款仍然保密。
直到1881年，意大利政府一直认为殖民地是奢侈浪费，但在争夺非洲的时代，不可能将公众舆论与帝国主义狂热隔离开来。在突尼斯之后，获取殖民地似乎是平息民族主义情绪、确认意大利新强国地位的廉价方式。英国政府赞成意大利在东非建立殖民地作为对法国的制衡。1885年意大利占领了马萨瓦港。当地军事指挥部与埃塞俄比亚人发生了冲突，1887年1月，一支由500名意大利士兵组成的纵队在多加利被歼灭。这场灾难的影响可以与两年前戈登在喀土穆之死对英国的影响相提并论。大屠杀激起意大利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对克里斯皮上台起到决定性作用。多加利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让意大利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内腐败的议会政府在国外的怯懦无能。
克里斯皮放弃了共和主义，因为他开始相信君主制对意大利统一的不可或缺性。但他也知道，现有的君主制必须改革才能继续维持。他不得不放弃其独有的皮埃蒙特和贵族传统，成为真正的意大利平民。克里斯皮热心倡导培养大众对君主制的崇拜。正是他提议在万神殿埋葬维克托·伊曼纽尔·伊勒。1884年，他攻击德普雷蒂斯，因为后者在前往国王陵墓的大规模朝圣过程中设置了障碍。但在帝国主义时代，要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君主威信，还需要做得更多：海外扩张和展示军事实力。
克里斯皮下定决心，意大利不应再当三国联盟中被动的次要伙伴。他加强了与德国的联系，并于1888年签署了一项军事公约，根据该公约，意大利承诺向莱茵河派遣五个军团，以防与法国和俄罗斯发生战争。克里斯皮与俾斯麦的友好关系、咄咄逼人的言辞，以及布林的海军建设计划，共同将意大利与法国的紧张关系提升到了危险高度，后果非常严重。除了关税战和法国金融市场对意大利贷款的关闭之外，利奥十三世与第三共和国之间的和解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法国干涉罗马问题的担忧。同年，对意大利移民工人的排外情绪频频爆发，这激起了民众的反法情绪，在1893年的艾格斯-莫特斯暴乱中达到**，八名意大利人在暴乱中丧生。
金融危机、银行丑闻和克里斯皮倒台
意大利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政府遭受来自议会中左右两翼越来越多的批评。保守派斯特凡诺·贾西尼抨击克里斯皮“狂妄自大”，而激进派抨击税收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尽管左翼信守承诺，废除了臭名昭著的面粉加工税，但消费税却大幅上涨。“无忧财政”导致了严重的预算赤字。金融问题最终导致克里斯皮在1891年下台。而后，标榜节俭的异见右翼领袖、西西里贵族迪·鲁迪尼成立了新政府。但鲁迪尼的经济计划因国王、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拒绝同意削减军费而失败。曾以金融专家著称的乔瓦尼·乔利蒂取代鲁迪尼，成为新总理，引起一片哗然。他的晋升得益于王室大臣、翁贝托国王的心腹谋士乌尔班·拉塔齐；乔利蒂，前官僚，是第一位没参加过复兴运动的总理，他也因此受到攻击，也有人指责他是宫廷阴谋的产物。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拒绝发表夸夸其谈的爱国言论，常被指责缺乏理想。还有人批评他在1892年选举中使用了特别强硬的手段来获得多数席位。但乔利蒂远非对手所描绘的是灰色官僚和腐败的操纵者。他深信必须减轻群众的痛苦和不满：抑制非生产性支出，减轻税收负担，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然而，最后一项政策在当时看来太超前了。
1893年，在社会党领导下，西西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到了秋天，出现焚毁税务机关等暴力行为，已经演变为彻底的革命。乔利蒂拒绝批准大规模镇压措施，使他在议会和宫廷失去支持。而后，他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下台。银行体系的危机引发了意大利政治史上的大丑闻，仅次于一百年后的“贿赂之城”丑闻案。地区利益阻碍了央行统一发行货币，印刷钞票的权力由六家不同的银行共同享有。议会的一项调查揭示，其中罗马银行的货币发行量超过了法律允许的发行量近100%，而且其中一大笔钱被用来贿赂政客和记者。作为在任总理，乔利蒂首当其冲受到丑闻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他曾经利用该银行来获得支持，还把银行行长塔隆戈提拔到了参议院。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93年12月重新掌权的克里斯皮，牵连更深，更不光彩。与个人诚信无可置疑的乔利蒂不同，克里斯皮直接接受罗马银行的钱来还债。
克里斯皮新政府在国内迅速采取行动，对外大胆冒进。他立即宣布西西里岛戒严，并派遣4万名士兵恢复秩序。他暗示，或许也相信，在这场剧变的背后有法国的阴谋，想要将西西里岛从意大利分割出去。公平地讲，克里斯皮不相信他能单靠镇压解决西西里的问题。
他试图推行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措施，以迫使大庄园的所有者授予农民长期租约。不出所料，改革遭到了地主的反对。1894年10月，克里斯皮解散社会党并逮捕了其代表。为了获得更易于管理的选民，他剥夺了80多万选民的选举权，几乎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1894年底，当关于他与罗马银行有牵连的真相浮出水面时，他下令众议院休会，并将其关闭了5个月，之后才进行新的选举。克里斯皮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念，即意大利的议会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几乎成功地将其简化为行政绝对统治的表象。然而，议会的反对无法压制，甚至内阁内部的异议也无法消除。他不得不寄希望于对外政策的成功。
克里斯皮上台时承诺要为多加利的耻辱复仇。1889年，与埃塞俄比亚新皇帝梅内利克签署了《乌切利条约》，意大利外交似乎取得了成功。意大利在1890年占领了更多领土，宣布厄立特里亚殖民地正式建立。意大利声称该条约在整个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一个保护国，这一点在阿姆哈拉语版本中故意没有明确说明。梅内利克被欺骗激怒，于1893年拒绝签署该条约。面对外交上的失败，克里斯皮准备让军方放手。与此同时，保守党财政部长索尼诺坚持要求限制开支。其结果是，军队缺乏必要的兵力和资源来克服被严重低估的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反击。1896年3月1日，因进攻计划不周，埃塞俄比亚庞大军队在阿杜瓦附近摧毁了17 000人的意大利军队。这是迄今为止殖民者在非洲遭受的最严重损失。克里斯皮原以为国王会支持他，但面对街头的大规模示威和保守党参议院的强烈反对，翁贝托决定让他充当替罪羊。显然，君主制已经严重削弱，其作用和前景成为未来四年意大利政治的中心主题。
意大利第一次在非洲建立帝国的努力遭到挫败，因为当时国家财政危机严重，国家普遍贫困，无法大规模调动资源。同其他国家一样，殖民主义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话。殖民主义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殖民地可以吸收大量移民，这在南方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克里斯皮宣称，埃塞俄比亚将为“意大利众多人口提供出处，而意大利人口现在流向了其他文明国家……却没有留在祖国”。开明的保守派利奥波多·弗朗切蒂试图在厄立特里亚推进农民殖民，以帮助减轻土地危机的压力。但他的努力没有得到殖民当局的支持，彻底失败。在1890—1905年，有350万意大利人移居国外，截至1905年，厄立特里亚的意大利人口约为4000人，其中大多数是士兵及其家属。
社会主义的兴起
1871年马志尼对巴黎公社的谴责疏远了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意大利“第一国际”，奉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巴枯宁在1865年至1867年间一直住在那不勒斯，他认为土匪盛行显示出意大利农民的革命潜力。然而，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唤醒农民方面并不比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先驱成功。相反，他们在城市工匠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特别是在罗马涅、马凯和托斯卡纳。他们的起义失败导致1878年后无政府主义的衰落，但无政府主义传统一直延续，这些地区始终是革命社会主义和颠覆运动的温床。
与此同时，工匠、工厂工人和部分农民通过互助会养成了组织的习惯，在温和的自由派和马志尼派推动下，他们秉承自助原则，缴纳最低限度的资金来支付葬礼和生病费用，组织夜校和阅览室。截至19世 纪80年代，意大利工业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互助会变得越发独立，开始不满资产阶级的庇护。与此同时，皮埃蒙特阿尔卑斯山谷比埃拉的羊毛工人爆发了长期罢工。这些工人中有许多人拥有小块土地，让自由派感到不安的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更加保守，反而提供了继续抵抗的资本。以上的发展及选举权的扩大，促进了“法律”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的传播。前无政府主义者安德里亚·科斯塔于1881年成立罗马涅革命社会党。尽管名字如此，但该党反对暴动，赞成法律解决途径。 1882年，科斯塔成为第一个当选议会议员的社会党代表。在伦巴第，意大利工人党于1885年从激进分子手中脱离出来，该党排斥选举政治，倾向于通过工会和罢工等经济行为实现目标。它的纲领与英国工党颇为相似，但不同的是，它缺乏一个强大且成熟的工会运动支持。该党无法将其影响力扩大到伦巴第以外的地区，但由于农业萧条，它在深入农村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884—1885年，曼图亚省爆发了第一次农业工人大罢工。政府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态发展感到震惊，试图镇压工人党。
政府镇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工人阶级领袖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在了一起，后者帮助工人阶级宣传事业，并在法庭上为其辩护。其中一位年轻的米兰律师菲利波·图拉蒂，带头组织了受社会主义纲领启发的全国性政党。意大利社会党的成立时间通常可以追溯到1892年的热那亚议会，尽管这个名字直到1895年才被采纳。面对“工党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图拉蒂艰难地树立起权威。但是，科斯塔的加入使得新政党实力大增。改革派和革命者能够在新政党中共存，因为在理论上，改革只是走向革命的一步，而革命只有通过工人阶级意识的逐步觉醒才能实现。这是“第二国际”的正统观点，图拉蒂与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结盟，以对抗克里斯皮，捍卫自由的策略，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权威认可。
尽管受到镇压，社会党在工业工人和无地劳工中的队伍迅速壮大。在1897年选举中，社会党选出17名代表：4名来自米兰、都灵和佛罗伦萨等大城市，9名来自波谷农村地区。尽管农民耕种的减少和雇佣劳工的增加已经削弱了教会在平原地区的势力，但社会党避免正面挑战宗教。雷吉奥埃米利亚镇的卡米洛·普兰波利尼等福音派社会党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耶稣是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而现代教会背叛了他的教义。宣传者用寓言和福音书中的引语在村庄里传播社会主义信息。这与城市社会主义者的普遍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共济会纲领和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影响都有利于传播自由思想，散播对国教的敌意。
在19世纪90年代，社会党在知识分子和大学中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社会党领袖们面对迫害时表现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赢得人们的钦佩，在许多方面，他们似乎是复兴运动留下的民主遗产最勇敢的捍卫者。图拉蒂的进化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遵循实证主义哲学。它呼吁人们相信通过科学和教育可以取得进步。社会主义也和妇女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杰出的俄国流亡革命家安娜·库利西奥夫结束与安德里亚·科斯塔的感情后，成为图拉蒂的终身伴侣。在这两段感情中，她无疑受到主流革命思想的影响。她是最早争取进入医学界的女性之一，而且在米兰女性工人组织中表现活跃。然而，受到宗教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党人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感到紧张。事实上，出于同样的原因，社会党人甚至在争取男性普选权时也犹豫不决。这在日后成为严重的问题，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该党仍致力于争取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
“不参政”原则限制了天主教参与国家政治。但多年来天主教徒显然是群众组织领域的严重竞争者。利奥十三世关于社会问题的著名通谕《新纪元》(1891年)，通过呼吁采取行动纠正资本主义不公正，给天主教运动带来了新思想。允许成立工会，但重点是促进阶级间的合作，而罢工行动则不被赞成。这降低了天主教运动对工业工人和带薪劳工的吸引力，但在满足农民需求方面，天主教运动比社会主义运动更为成功。它最明智的举措是通过农村银行提供廉价信贷；牧师对教区居民的了解对于避免不良风险必不可少，他们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天主教亚文化在威内托和伦巴第北部根深蒂固，就像埃米利亚罗马涅的社会主义一样。
世纪末危机
阿杜瓦的失利，加上高税收和严重经济困境，民众积怨深厚。保守派开始怀疑君主政体能否与当下代议制政府并存。索尼诺率先呼吁“恢复法令”，恢复国王任命部长的实际权力。他认为，一个从议会中获得更大独立性的政府不仅能够维持秩序，更能够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但他的提议未能使右翼团结起来。迪·鲁迪尼认为，这会产生让君主政体面对直接政治责任的风险。
出于恐惧，国王、宫廷党和保守党没有明确计划，而是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威权主义道路。1898年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在意大利各地引**乱。米兰工人在5月走上街头，国王和鲁迪尼政府惊慌失措，实施戒严。尽管示威者手无寸铁，但仍有100多人丧生，400多人受伤。军事指挥官巴瓦·贝卡里斯将军用大炮轰击卡普钦寺，误以为那是革命总部。国王翁贝托授予他特殊勋章。政府利用人们对革命的恐惧，为大规模镇压措施辩护。激进报纸被取缔，工会被镇压，社会主义领导人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禁。天主教社会运动也遇到类似遭遇。任何形式的民众组织都遭到质疑，迪·鲁迪尼本人深信，社会天主教是罗马教皇长期企图颠覆意大利政权的工具。
然而，对天主教徒的镇压导致内阁分裂，迫使迪·鲁迪尼辞职。国王借此机会选派名叫路易吉·佩洛克斯的将军领导新一届政府。佩洛克斯是一名参议员，与议会温和左翼关系紧密，他的任命最初被视为一种安抚姿态。但在1899年2月，他提出了一项新的立法来惩罚罢工、禁止集会和限制新闻自由。5月，国王授权他可以不经议会同意采取进一步镇压措施。尽管议会中社会党百般阻挠，乔利蒂和扎纳德利极力反对，政府还是决定举行选举。佩洛克斯成功赢得多数席位，但这要归功于政府在南方的影响力。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反对党赢得了超过半数的席位，社会党人的席位翻了一番，从16席增加到33席。这相当于道德失败，佩洛克斯于1900年7月辞职，翁贝托国王被无政府主义者盖塔诺·布雷西(一名来自新泽西州帕特森的移民工人)刺杀，报复他在1898年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他的继任者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从父亲的政治失败中吸取教训，开始尊重代议制政府。
意大利工业革命
金融业重组为意大利工业复兴创造了条件。乔利蒂在1893年创立意大利银行，结束了旧银行体系下的货币混乱局面。但作为对南方利益的让步，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银行仍然保留了发行纸币的特权。1894年，德国资本在米兰成立商业银行，由德国人管理。它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德式混合银行，将存款业务与长短期信贷结合起来。在为工业筹集资金方面，它们比之前的银行成功得多，而且有助于在意大利传播企业经营和管理技能。
1896年，世界范围的大萧条结束，意大利工业获得了实现突破性持续增长所需的刺激。1896年至1913年，意大利人均产值增长率领跑欧洲主要国家，工业年增长率约为5%，农业年增长率超过2%。新一代企业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米兰和都灵的理工学院接受过工程师培训。水力发电工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它使意大利摆脱了对进口煤炭能源的完全依赖。在这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混合银行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作为工业中心，都灵一直落后于米兰，但在新汽车产业发展中却独占鳌头。与其他工业产品不同，汽车让人联想到速度和运动；著名的菲亚特公司是由一群年轻贵族和前骑兵军官创办的。其中一位名叫乔瓦尼·阿涅利的成了意大利最著名的企业家。1912年，阿涅利访问美国，引进福特流水生产线，生产更便宜的“实用”汽车。作为潜艇发动机和飞机的生产商，菲亚特完全能够满足战争与和平的需求。老牌企业倍耐力橡胶公司成为意大利第一家跨国企业，得益于汽车工业扩张，在轮胎制造业中确立了主导地位。意大利工业界另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卡米洛·奥利维蒂于1911年生产出第一批打字机。
米兰带领意大利城市进入大众消费和大众传媒的世界。它拥有最早的现代百货公司和最早的现代报纸；到1913年，《晚邮报》的发行量达到35万份，其周刊《周日信使报》的发行量达到150万份。到1910年，大约有500家电影院开张，仅在米兰就有40家，战前意大利电影制片人正在向美国输出像《卡比里亚》这样壮观的史诗。但故事还有另一面。
首先，工业仍然高度集中在工业三角区。1911年，伦巴第、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三个地区占意大利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57%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其次，意大利在新兴产业方面虽然成功，但纺织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该行业雇用了约四分之一的工业劳动力，占制造业出口的60%。1907年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爆发危机，尽管经历了快速增长和现代化，但复苏缓慢，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纺织技术有所进步，但纺织业仍然严重依赖工资过低的女性劳动力，四分之三的纺织工人都是女性。
在考虑意大利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时，不应忽略落后的工业部门。1900年至1913年间，工业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约40%。但是，只有印刷、工程技术和建筑工人这样的“劳动贵族”达到了与发达工业国家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相媲美的生活水平。尽管他们的饮食远优于农民，大多数工厂工人只在特殊场合吃肉；而在米兰，高达70%的家庭收入仍用于食物。工资过低，工会难以为继。多轮罢工之后，工人们被迫停止行动。然而，意大利工人阶级领导人在规避困难方面表现出高超的聪明才智。工会仿照法国劳动交易所的模式，按地区而不是按职业来组织。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更容易团结起来，参加地区大罢工。革命派工团主义者和顽固的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工会找到了最大的支持，而贸易联盟则倾向于站在改革派一边。
乔利蒂和民主
1900年后，一种新自由主义在乔利蒂的领导下发展起来。他的政策旨在扩大自由国家的基础，之前备受压制的新生政治和社会力量得以自由表达意见。国家行政部门还应发挥新作用，在工人和雇主之间进行调解，并积极干预，消除社会抗议的根源。政府寻求与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合作，推进福利改革：1902年成立最高劳工委员会，赋予工会参与社会立法的权利，通过法律，禁止童工，限制妇女工作时间，设立生育基金。在担任扎那德利政府内政部长期间，乔利蒂允许农村劳工工会自由组织罢工。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超过20万农业工人参加了罢工，而1899年只有2000人左右。为了缓解失业，政府还将公共工程合同分配给社会党组织的劳工合作社。事实上，通过政府、工会和合作社共同努力，失控的局面才得以控制。
这一策略遭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攻击。波谷的农民和地主，一旦意识到已经不再享有国家无条件的支持，就开始有效地组织起来抵抗罢工。当地农业协会和工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乔利蒂没有对黑手党劳工动用武力，罢工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仍然频繁。在南方，乔利蒂与工党的协议没有发挥作用。工会力量薄弱，民众抗议通常采取面包暴动或袭击市政厅的形式，警方也以强硬手段维持秩序。警察杀害罢工者或示威者，给社会党内革命派充足的理由，反对与改革派合作。第一次成功挑战图拉蒂领导地位的运动是由那不勒斯人阿图罗·拉卜里奥拉领导的革命工团主义运动。他们指责改革派为了操纵议会而忽视了阶级斗争，呼吁采取直接行动，并最终导致1904年的全国大罢工。他们抨击改革派和乔利蒂之间的妥协，即通过社会立法和保护主义，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偏袒北方工人的少数特权群体。矛盾的是，像拉卜里奥拉这样的南方知识分子想利用北方劳工运动来摧毁乔利蒂的政治体系，他们认为该体系让南方永远无法摆脱腐败和贫穷。就连来自阿普利亚的历史学家、该党的改革派加埃塔诺·萨尔维米尼也最终与图拉蒂决裂。在一本名为《黑社会部长》的名著中，他抨击乔利蒂是政府职员与黑手党和其他犯罪集团勾结的罪魁祸首。
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乔利蒂试图安抚的唯一运动。他敏锐地意识到天主教运动的巨大潜力，并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者的有效制衡。在保守的庇护十世时期，教会和政府之间达成谨慎和解。教皇对社会主义的威胁非常关注，1904年开始放松了对非宗教人士的限制，并在1909年允许天主教候选人参选，但并没有组建政党。更为激进的基督教民主党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的领袖，牧师罗摩罗·穆里被革职。事实证明社会党人不守规矩，乔利蒂欣然接受天主教的选票，但他试图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为选民的政治分化日益严重，一边是反教权人士和共济会成员，一边是保守派和教会。
1911年，乔利蒂出人意料地推进男性普选。他的野心是通过承诺实施更有力的社会改革方案，包括将人寿保险国有化，为养老计划提供资金，将社会党纳入多数。但摩洛哥危机给乔利蒂的计划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数。根据之前与法国达成的协议，意大利获得占领利比亚的机会，这是在不伤害民族感情的前提下不可多得的机会。乔利蒂似乎相信自己能够保住社会党的支持，但就连图拉蒂也对乔利蒂的背叛感到震惊，无论如何，他都无力阻止席卷全党的愤怒浪潮。1912年，革命“顽固派”受到来自罗马涅的一位热情的年轻演说家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启发，在雷吉奥埃米利亚议会选举中获胜。
顽固派的胜利意味着乔利蒂进步战略的失败。在1913年举行的第一次普选中，只有在天主教徒大力帮助下政府才保持了多数票数。天主教选举联盟主席根蒂罗尼伯爵声称，318名自由议员中有228个席位应归功于他所在组织的投票。作为回报，他们承诺反对离婚、支持宗教教育。尽管许多议员否认该协议的存在，但根蒂罗尼条约的曝光暴露了新大众选民中自由主义的弱点。
乔利蒂试图平息反宗教人士的愤怒，但激进分子仍然在1914年3月撤回了他们的支持，导致乔利蒂辞职。他的继任者安东尼奥·萨兰德拉试图利用对乔利蒂操纵和转移联盟策略的反感，宣布回归纯粹自由主义，不再对社会主义或激进主义妥协。相反，他主动要求天主教的支持，而他的前任右翼领袖索尼诺一直拒绝这样做。但他的政府依赖于乔利蒂在议会中支持者的宽容，如果不是战争爆发，这种局面不可能持续太久。
利比亚战争也破坏了乔利蒂的社会妥协。在左翼，墨索里尼与无政府主义者、独立革命工团主义工会和顽固共和党人组成阵线。他遵循革命工团主义理论家乔治·索雷尔关于暴力和总罢工的积极价值教导，尽管他不同意索雷尔认为必须由政党而不是工会来领导的观点。雇主对乔利蒂的调解方法越来越不耐烦，他们集中精力建立自己的组织来抵制罢工。经济衰退加剧了双方对抗的主张。革命的**在1914年6月的“红色周”中达到**。三名反军国主义示威者在安科纳被杀后，全国举行了大罢工。在罗马涅和马凯，罢工升级为暴动；暴乱者占领火车站，切断电话线，洗劫教堂，在市政厅升起红旗，宣布成立共和国。这场运动完全没有计划，两天后，改革派劳工联盟撤回支持，罢工失败。
利比亚战争和民族主义
利比亚战争得到的国内支持远远超过当年克里斯皮在埃塞俄比亚的冒险。1911年的意大利比1896年的意大利富裕得多，一次大规模的殖民远征费用也不再令人望而却步。利比亚算不上意大利企业的梦想之地，但出于政治考虑，政府鼓励罗马银行在那投资。1911年，该银行陷入困境，它资助了一场重大的新闻宣传活动，以立即占领来保护它的投资。该银行与梵蒂冈和亲教会保守派政客关系密切，天主教舆论为战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19世纪90年代相比，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当下更支持扩张主义政策。意大利仍然是一个资本净进口国，但意大利的银行和工业已经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寻求建立势力范围。对土耳其作战如果取得成功，将会提高意大利在国外的威望，同时加强国内对社会主义的抵制。尽管社会党反对，利比亚战争一开始还是激起了民众的极大热情。可以在自由土地定居的幻想尽管早些时候在东非遭遇挫败，但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在克里斯皮当年失败的领域，乔利蒂却取得了成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成功对他来说弊大于利。在战争记者、著名诗人加布里埃尔·达农齐奥《海外之歌》的煽动下，他谨慎、平淡的政治风格与新近民族主义热情格格不入。事实证明，对利比亚的征服比预期要困难和昂贵得多。即使在土耳其于1912年10月正式割让利比亚之后，游击战仍在继续。
民族主义，作为独特的学术和政治运动，诞生于阿杜瓦战败和社会主义兴起之后。恩里科·科拉迪尼在1903年创办的《王国报》上呼吁反抗懦弱的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与和平社会主义妥协，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使命。帝国主义竞争新时代已经歪曲了民主意识形态的乐观假设，民族要想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准备同内部敌人战斗，并消灭他们。科拉迪尼比马克思技高一筹，将阶级斗争推向国际。科拉迪尼认为，从高出生率就可以看出，意大利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无产阶级国家，但不得不将过剩劳动力出口到国外。因此，决定性斗争是国际舞台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国内富有阶级和贫穷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国家的概念唤起了意大利的民族情结，意大利常年被排除在殖民宴会之外，其移民总被视为低人一等，对此早已不满。对民族自卑情结的巧妙利用为法西斯开创了重要先例。
成立于1910年的民族主义协会，最初代表广泛的利益，因此赢得了从左翼民主统一主义者到三国联盟及右翼天主教保守集团的支持者。他们的共同诉求是更强势的外交政策。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该运动的领导人强化并阐明了他们的政策，以失去许多最初的支持者为代价。他们强烈支持保护主义，与重工业关系紧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认为工业扩张既是国家活力的证明，也是未来伟大的必要条件。法学教授阿尔弗雷多·罗科提出民族主义威权理论，他强调该理论完全不同于传统爱国主义。自由个人主义必须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共同体的等级观念。在国家的严格监督下，生产和劳动将受到国家财团的纪律约束和组织。民族主义协会的反民主和扩张主义方案对新兴大众选民没有吸引力，但民族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保守派、农业和商业领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学生中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在文化、外交和军队的精英中也多有渗透。
战争之路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在外交政策、战略和公众舆论方面都出现严重分歧。1912年，为遏制奥地利，三国联盟重新成立，但武装部队领导人仍然相信，在欧洲战争中，意大利将与其盟友并肩作战。左翼支持法兰西共和国，只要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之下，意大利的公众舆论就不太可能接受和奥地利并肩作战。
幸运的是，奥地利在没有向意大利提供领土补偿的情况下就进攻了塞尔维亚，这违反了联盟条款，意大利政府于8月3日宣布中立。然而，中立让意大利陷入尴尬境地。政府担心获胜一方不会顾及意大利的利益，萨兰德拉和他的外交部长索尼诺也担心，如果战争在意大利未能取得重大领土利益的情况下结束，君主制和统治阶级的声誉将受到损害。萨兰德拉宣称，他的政策之一是祖国神圣的利己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把意大利的支持卖给出价最高的国家。但鉴于奥地利不愿对意大利民族统一主义作出任何重大让步，加入协约国一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乔利蒂更加质疑战争。他虽没有排除干预的可能性，但也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意大利都没有为欧洲战争做好准备。1915年1月，他发表了一封信，表示不需要战争就可以收获颇丰，比如通过与奥匈帝国谈判。在与协约国谈判的进展上，萨兰德拉欺骗了乔利蒂，等到乔利蒂发现，早就为时已晚。萨兰德拉和索尼诺在没有通知议会甚至内阁其他成员的情况下，把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王室有权缔结条约；他们相信维克托·伊曼纽尔会赞同他们的决定。1915年4月26日签署的《伦敦条约》是秘密外交的经典成果。
与此同时，公众舆论在干涉派和中立派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和农民都想要和平，而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社会党坚持走国际主义路线。但是干涉派的少数群体更具战斗性。
他们在大城市的势力异常强大，主要的支持来自学生和中产阶级。对于干涉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来说，乔利蒂和其政府体系是首要目标。他对战争的态度证实了他们的看法，即他玩世不恭的调停策略背叛了复兴运动和右翼自由国家的理想。民族主义者尽管钦佩德国，但很快认识到，战比不战更好。他们的优势在于，与其他干涉主义团体相比，他们更赞同萨兰德拉的利己主义政策。但是，干涉主义联盟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界限。知识分子在动员舆论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第一次战争游行就是由马里内蒂及其未来主义艺术家组织的。1909年的未来主义宣言曾将战争美化为“让世界保持洁净的唯一途径”。与民族主义者不同，未来主义者是亲法反教权的。未来主义者及其前卫派知识分子同盟捕捉并关注年青一代对沉闷、缺少野心且保守的资产阶级抱有的不耐烦的情绪。
然而，最坚定的干涉派来自激进派和共和民主党人，他们得到了共济会的支持，共济会认为这场战争是在复兴运动精神的感召下，争取民主和民族权利的十字军东征。更令人惊讶的是来自极左异见人士的支持。革命派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相互吸引：对议会民主和阶级妥协的仇恨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利比亚战争时期，阿图罗·拉卜里奥拉曾写道，意大利无产阶级不擅长革命，因为他们不擅长发动战争。但大多数工团主义者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和君主政体。然而，在1914年，该运动最负盛名的领导人加入了鼓动战争的行列：他们认同法国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思想。战争会结束改革派的懦弱，并带来革命。这些争论对墨索里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的革命战略在“红周”后陷入僵局。1914年11月，他辞去《社会主义前进报》编辑职务，并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为战争做宣传。他得到了知名企业家的资金支持，这些企业家很高兴看到社会党内部出现分裂，后来又从法国和俄国获得资金支持。得益于米兰的菲利波·科里多尼和帕尔马的阿尔塞斯特·德·阿姆布里斯特等革命工团主义论坛，墨索里尼的革命行动纲领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但其实是一场没有追随者的领袖运动。工团主义者失去了对他们的国家组织意大利工团主义联盟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反战的无政府主义者。但由于墨索里尼拥有记者的才华，《意大利人民报》成为整个干涉主义运动的代言人。
1915年5月，乔利蒂终于醒悟过来，300名议会代表表示支持他。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奥地利迫于德国的压力，同意割让特伦托，而的里雅斯特将享有双重君主制下的自治权。5月13日，萨兰德拉辞职。干涉派抓住机会，在米兰和其他城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社会主义者根本无法比拟。**出现在罗马，达农齐奥从国会大厦向10万名群众发表长篇大论，煽动他们对叛徒乔利蒂和他的追随者使用暴力。“光辉五月”制造了民众反对乔利蒂和议会的大众干涉主义革命的神话。事实上，战争的决定已经作出，不对国王和意大利的国际地位作出致命妥协，乔利蒂就不可能掌权；国王要求他组建政府，他拒绝了。但是，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神话比现实更重要。意大利参战时，议会名誉扫地，国家四分五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