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康纳
战争的创伤(1915—1918年)
意大利决定放弃中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所表现出的热情令世人难忘；1915年的“光辉五月”让意大利干涉派心满意足。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战胜国中，没有哪个国家经受过如此巨大的战争考验，也没有哪个国家因战争努力产生如此巨变，更没有哪个国家因战争结果而产生如此深刻的分歧。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像个巨大的冲击波，把这个政治动**、经济落后、缺乏团结的社会逼到极限，并留下一个无法想象的大烂摊子。的确，无论是战争所暴露的分裂，还是冲突所引起的创伤，都远远超出1918年11月停战协定的范畴。
可以说，意大利政府在1915年至1918年间打了两场战争：一场是与奥地利人(1916年后是针对德国人)的战争，另一场则是在国内战线上与部分本国民众的较量。毕竟，意大利是唯一一个尽管多数国人反战，但参战后没有放弃立场的好战国家(“不支持也不破坏”一直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口号)。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但几届战时内阁都不愿承认这一点。相反，战争为政府提供了机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行镇压性立法。干预主义者最初普遍认为，战争将是短暂的(当然会取得胜利)，如果迅速取得胜利，主张和平的社会党人和主张中立的乔利蒂派都将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并未尝试缔造联盟，消除干涉主义危机所造成的明显政治和社会分歧。随着卡尔索高原之战带来的第一次逆转，人们认识到战争不但不会是短暂的，而且很有可能会失败，镇压的姿态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更加强硬。当然，这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公众对冲突的敌意。
意大利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开战准备，对战争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标都没有把握。然而，包括萨兰德拉这样的右翼威权主义者、比索拉蒂这样的民主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干涉派普遍认为，这场战争代表着意大利的某种精神典范。军队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胜利，起初引发隐隐不安，而后在1916年，奥地利扫射远征队几近破防，恐慌情绪不断蔓延。人们担心，失败实际上意味着意大利复兴雄心的终结(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更直接的影响是，失败意味着整个统治精英阶层的灭亡。这种拿命当赌注的孤注一掷，经常把原本交战方共有的焦虑情绪演变成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歇斯底里。胜利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主战派开始寻找替罪羊，以为自己开脱。真正的罪犯——卡多纳将军和他的参谋长们——显然是不能被起诉的，那就等于否定整个战争的努力。因此，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内部敌人”——社会党，从1916年开始，社会党因所谓的失败主义和破坏军队及国内战线士气而遭受谴责。特别是在1917年10月的卡波雷托战役之后，奥地利人突破意大利防线，在溃败的军队中俘虏了近30万名士兵，紧张的气氛不断升级，出现严重的政治迫害，连祈祷和平也可能遭受宣言失败主义和叛国的指控。
对社会党歇斯底里的攻击清楚地表明，意大利精英阶层面对本国民众，极其缺乏安全感，无法实现民族团结。但至关重要的是，由于使用了“内部敌人”的手段，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成为所有政治问题后来转向的支点。战争中灾难性的军事进展只会加剧这种分裂，没有任何中间地带。不可避免地，中间派和左翼的干涉派政客发现自己被迫加入民族主义阵营，并开始接受右翼意识形态。前革命和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包括墨索里尼)、民主党人以及激进派联合起来组成联盟，在1917年对社会党发起猛烈攻击，一举成名。
议会是战争引发的新威权主义的首批受害者之一。虽没有彻底关闭，但议会的召集和协商也很少。政府很清楚，议会中的社会党和天主教多数派反对战争，一旦有机会，就会表达观点(确实，在极少数有机会的情况下，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法令来统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实际上越来越多地直接分配给各部委、新设立的官僚机构，甚至实业家和银行家。由实业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并确定自己的价格。这种建立几乎自主的权力中心是战争破坏自由国家制度的另一个特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人力和财力的大规模动员，国家在意大利人生活中前所未有地重要，但这样的国家却把自己大部分的权力交给了私人辖地。
分散体制权力，降低议会角色，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具有一定合理性。当然，重大的经济努力十分必要。这场战争见证了意大利工业基地的大规模扩张。一些公司，比如造船和武器军备制造商安萨尔多，在战争期间产量和劳动力都增加了十倍。工业动员——实际上是将大部分工业集团军事化——代表了一种新的工业组织概念，即国家官僚机构、地方当局、军队和实业家密切合作。巨额利润成为大家的共识；战时奸商的形象——“鲨鱼”——成了许多报纸上流行的讽刺漫画。
对未来更重要的是，实业家已经了解到，通过与国家密切合作，控制劳动力，可以带来诸多好处。在受工业动员影响的工厂里，工人们——其中许多人是新工人——受到军事监督，并受到军事法庭的纪律处分；轻罪可能被派到前线。工作时间延长，罢工被宣布为非法。尽管如此，糟糕的工作环境还是引发了罢工。到1917年8月，都灵的抗议活动激烈演变，引发政府对暴动的担忧。罢工往往由妇女领导，她们较少受到军事制裁约束。他们要求和平和面包(到1917年总是供不应求)，根据报道，他们呼吁“在国内进行革命”，以求得和平和面包。在农村地区，妇女也举行类似的抗议，通常是因为她们的男人没有获准批假来帮助收割。
这场战争是否增强了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以前从未离开过自己村庄的人现在对其他地区有了一些了解，这样看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但就爱国主义或对国家的热爱而言，似乎就不那么确定了。工人们对工厂的最初体验是工业动员的纪律，不大可能带来积极的情绪。普通士兵几乎或者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场侵略战争，自己在前线的经历也很难让他们向新兵推荐这个意大利政府。波浪式正面攻击的战争策略造成大规模无用的屠杀。违纪士兵经常被当场处决，以抽签方式惩罚整个部队的情况并不少见。严厉的纪律似乎已被勉强接受，但重复毫无意义和看似不公平的命令常常令官兵关系剑拔弩张。穷人去拼命，而富人却安然待在家里，甚至有人认为，奥地利的统治都有可能好于意大利政府。
多数战线上无疑都存在这种紧张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敌意是针对军官、将军或政府，而不是直接针对国家。英国士兵可能想谋杀黑格，但他们(通常)没有质疑为英国而战的事实。反对国家的情绪一直是意大利所特有的，自统一以来，这种情绪一直在民众中普遍存在。对许多人来说，比如士兵和平民，与意大利政府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竟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矛盾且重要的是，由于意大利政府和最高司令部的无能、低效和愚蠢，许多军官也与国家渐渐疏离。出于爱国主义，他们肩负重任，但现实令人失望，后续他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意大利当局对待本国士兵的态度体现在对待那些被奥地利和德国俘虏的意大利士兵的行为上。在战争期间被俘的60万士兵中，有超过10万人在囚禁期间死亡，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出现这样高的死亡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大利政府拒绝向本国囚犯寄送食品包裹和衣物，也不允许寄送私人包裹，而这是意大利政府依据1907年《海牙公约》应承担的义务。结果，大量战俘死于饥饿、疾病和暴晒；这种惩罚行为取决于政府和高级军界的观念，即大多数囚犯实际上是逃兵，只有使难民营的条件无法忍受，并向前线的人宣传这一事实，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逃兵。可以想象，返回国土的士兵对意大利当局必定怀有根深蒂固的仇恨。
正如许多干涉派所希望的那样，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解决意大利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阶级分化，增加了各方对政府的敌意，并在意大利国内造成了政治上的严重极化。在战争后期，奥地利军队在维托里奥·维内托溃败，和平来临，但严重的社会分歧淹没了和平。在1910年到 1920年，所谓的“红色二十年”，社会主义组织利用人们在冲突中产生的对新未来的愿景，不断发展壮大。在某些时刻，例如1919年初夏，因为生活成本过高引发的暴动，在多个北方城镇蔓延开来，甚至社会主义组织也无法控制局势，革命一触即发。北方的农村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当地社会主义联盟迫使地主让步，差一点就建立了民众控制。1920年9月和10月，在都灵，菲亚特等工厂被占领，革命浪潮的最后一击也随之而来。革命蔓延到其他城市，在实业家中引起极度恐慌。
虽然这些革命运动最终都无果而终，但在当时，由于政治当局无法重新确立其控制地位，运动显得更具威胁性。议会在战争中失去很多权力，战后很难重新获得指挥权。1919年11月选举后，社会党控制了近三分之一的席位，选举规则更改后，新天主教民众党进入议会，任何稳定的联盟都难以形成。像弗朗西斯科·萨维里奥·尼蒂这样温和而开明的改革家，发现自己无法有效掌控局面，一面是战争引发的明显经济紧缩，一面是想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进行干政的游说团体。税收改革迫在眉睫，但会疏远城镇小资产阶级这一旧自由主义国家的唯一政治基础。
1919年紧张的政治局势加大了战后恢复和稳定的难度。战时前线军官和士兵间的紧张关系同样复制在平民生活中。社会党抓住一切机会重申他们的观点，即这场战争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意大利政府对此负有重要责任。当意大利代表团在凡尔赛走出和平会谈，抗议盟国的不公对待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谴责了他所谓的“残缺胜利”，并成功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情绪的旋风，最终促成了他在1919年9月占领战略要地阜姆。邓南遮的言论和行动极大地颠覆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成为所有右翼、反社会主义和反国家情绪的焦点。
1919年末至1920年，颠覆中央政府的权威成为普遍做法。左翼方面，在波河河谷的资本主义土地上，无地农民工组成社会主义组织，对既定权威不屑一顾。既然“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明天”即将到来，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对省长或警察局长太顺从。右翼方面，邓南遮鼓舞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认为战争是种背叛，而战后和平更是不可信。在阜姆，邓南遮宣扬中央政府不能行使其权力。那些感到自己受到革命社会主义极大威胁的人牢牢抓住这一信念。地主和实业家在对抗有组织的劳工的斗争中，对中央政府给予的帮助深感失望，开始考虑复制战前的做法，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1922年前的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最具动员性的工具。该运动于1919年3月在米兰发起，最初吸引了一小部分城市颠沛流离人士的支持，包括退伍军人、艺术家、记者、未来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计划，吸引那些希望进行激进变革，但因社会主义在战争中的表现而拒绝与其为伍的人。该组织在1919年无所作为，清楚地传达一个信号，由于墨索里尼在1914年背叛了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失去了选民基础，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都不再信任他。1920年，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拯救了他。早期法西斯组织在北方的大城市组织活动总是不太成功，但这场运动爆发于1920年秋天，在波河河谷的农村地区，资本主义地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包括来自省城中心的年轻人，出离愤怒、幻想破灭的退役战斗人员，还有学生，开始组织行动小组，并在夜间进入农村地区，殴打、谋杀或以其他方式恐吓社会主义农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在这些行动中，他们通常得到当地警察等部门的协助。
其影响立竿见影，但也是毁灭性的。由于承诺的革命还没有出现，农村社会主义在普通民众中已经困难重重，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农村社会主义在许多地区破灭和瓦解。社会党刚刚赢得了劳工交换的垄断权，却在地主的支持下落入了法西斯分子手中。农场工人再次成为农村人口过剩的受害者；为了工作，工人现在不得不加入法西斯联盟。加入联盟后，他们发现自己工作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薪水却比以前更少了，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挨饿。最初，墨索里尼对这场运动的反应是，它是一个反动的白人卫队。但是，看到对工厂的占领已经瓦解，城市工人阶级也在撤退，他决定利用在农村地区的成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到1921年5月，他在议会中担任36名法西斯主义代表的领袖，这些代表是乔利蒂的“民族集团党”的成员。
墨索里尼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是因为背后有农业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暴力阶级的支持。城市法西斯主义发展相对缓慢，阶级冲突没有那么尖锐，而且无论如何都难以将农村行动小组所采用的成体系的残酷方式推广到城市环境中去。企业家也有其他威慑工人的方法，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尽管如此，暴力仍然普遍存在，通常针对敢于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个人，发起者通常是中产阶级学生、退伍军人、失业工人和愿意投身法西斯事业的城市底层无产阶级。
法西斯主义取得成功的因素有很多：新奇的风格吸引了众多年轻人，诉诸系统化暴力(而这是疲惫而又不明方向的社会主义者从未挑战过的)，巧妙利用了农村地区经济集团之间的分歧(例如在战后初期人数大幅增加的保守佃农和革命派无地劳工之间的分歧)。地主和企业家提供的财政和道义援助至关重要，警察和宪兵的同谋同样必不可少。但是，成功的根本因素是政府和资产阶级的错误印象，即法西斯主义只是6个月的奇迹，可以被吸纳进摇摇欲坠的自由主义制度。当局之所以对暴力和非法组织一再容忍，是因为他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恢复秩序，法西斯主义将不会再有所作为。
到1922年，法西斯小队控制了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地方长官哀叹自己权力尽失；地方一级的决策权都掌握在法西斯领导人手中。要找到一个能够强烈反对墨索里尼的政治联盟已不可能。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不但内部分裂，而且互不相容。从某种意义上说，1922年10月的罗马大游行不过是确认了已经取得的胜利，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精心设计。唯一能够阻挡“黑衫党”的是军队，但国王决定不发动围攻；相反，他邀请墨索里尼组建政府。这是对暴力和非法行为的彻底妥协，24年后，维克托·伊曼纽尔因此失去王位。
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仅仅代表墨索里尼个人的胜利。“进军罗马”事件标志着1914年至1915年开始的干涉主义危机的终结。法西斯主义正式诞生于1919年，但孕育于干涉主义危机和战争带给意大利社会的深刻冲击，这种冲击造就了由希望、期望、恐惧、仇恨和分裂构成的不稳定状态，一个脆弱和人为的民主无法实现、消除或调和的不稳定状态。法西斯主义代表着某种稳定，但又很含糊，因为这场运动既包括农业、工业和金融业的保守势力，也包括在冲突过程中出现的新势力，他们的政治取向往往是激进和伪革命的，即使这些团体始终是反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等级制度的恢复(在农业方面最为明显)是在没有任何目标定义的情况下实现的；事实上，意识形态定义的缺乏构成法西斯主义的优势之一，它几乎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法西斯主义政治风格新奇，事实上，除了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支持外，在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中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除了勉强可以充当方案的一般行动主义之外，它在早年仍然是反党，不愿或者也不能表达明确的身份。1922年底，在以国家和民族主义政党自居后，法西斯主义显然还未能实现的一件事，就是弥合那些通过干预而出现并随着战争而增长的深刻分歧。
法西斯主义掌权：初期(1922—1927年)
出于平等主义和谨慎的考虑，墨索里尼的第一届政府是联盟的性质，起初包括些许天主教徒和自由派人士，显然是为了在多年社会冲突和内战之后，尽快实现政治正常化。在国内政治方面，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在1923年初的融合，显示出强烈的保守倾向，表明墨索里尼想要吸引更多非法西斯主义人士，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政治基础。对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和意图重新树立信心是当时的主要任务。然而，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偷猎者成了猎场看守人——恢复合法性是一个重大问题。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和非法行为在该运动兴起期间已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镇压暴力很可能引起习惯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法西斯黑衫军的敌意。解散黑衫军同样困难重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黑衫军士兵都没有工作过，而依靠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他们的职业。为解决这一问题，1923年初法西斯民兵组织成立，黑衫军前士兵被招募到军官麾下。这一措施旨在防止政治暴力的重演，同时仍赋予黑衫党在运动中明确的角色。随后的事件表明，解决方案有名无实。
在国际舆论方面，墨索里尼显然十分谨慎，试图消除欧洲大部分民主国家的疑虑。尽管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从来没有深入人心(法西斯主义毕竟试图扭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耻辱和“残缺的胜利”)，意大利经济困难，从属地位越发明显，行事更需谨慎。除了1923年的科孚岛事件(意大利短暂占领该岛作为对涉及意大利外交使团事件的报复)和持续干涉某些中欧和巴尔干国家的内政之外，法西斯的目标似乎受到这样一种理念的主导，即英国和美国主导战后和解，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与这些大国的合作是提高意大利国际声誉的唯一现实途径。1925年，英国和意大利被指定为《洛迦诺公约》的联合担保人，意大利对外谨慎的合作态度取得一定的成功。1925年后流入意大利的美国贷款也证明了外国对法西斯政府的信心，意大利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1923年的第一部立法比较保守，奖励曾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级，尤其是经济和金融政策，奉行传统自由主义，保护储蓄和鼓励投资。更能体现法西斯政治意图的是1923年秋季通过的《阿谢尔波选举改革法案》。该法案确保该党在议会中以三分之二多数赢得选举。改革方案打着确保政治稳定的旗号，得以顺利通过，其目的显然是确保法西斯主义在议会中不容撼动的地位。
然而，1924年4月的选举几乎将法西斯主义推进深渊。尽管法西斯党人赢得了选举，但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吉亚科莫·马泰奥蒂因谴责选举期间使用暴力，惨遭法西斯暴徒杀害。墨索里尼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尚不清楚，但他对这起谋杀的最终责任导致许多温和、同行的意见人士出于厌恶，选择远离法西斯主义。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墨索里尼的地位似乎极不稳定；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议会的反对派(共产党除外)也离开了议院，以示抗议(所谓的“阿文廷分离运动”)，这是一种颇有争议的举动。更为坚定的法西斯领导人向墨索里尼施压，要求发动“第二轮”暴力行动，最终消除所有反对派，让法西斯小分队在战场上成为无可争议的主宰者，但墨索里尼对公众舆论持谨慎态度，尤其不愿受制于自己的副手，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抵抗，直到1925年1月3日，在明显被强迫的情况下，他在议会上表示，虽然他为法西斯暴力的后果承担责任，但以更重要的法西斯美德的名义，他将对所有反对派采取行动。
1月3日的讲话通常被认为是法西斯政权的开始。它的意义在于，镇压反对派的责任不是交给法西斯主义黑衫军，而是交给国家当局、长官、警察和宪兵。这次讲话第一次清楚地表明，在此后的岁月里，墨索里尼将会努力追求一条路线，让自己逐步摆脱国家法西斯党“顽固分子”的控制。墨索里尼担心，任何法西斯主义“顽固不化”的实际应用，即通过党的干预将国家法西斯化，只会疏远强大的、非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支持，因此他宁愿约束自己的支持者，让他们成为后备军。在形式上，国家法西斯党仍然很重要，并为支持者提供工作，但与纳粹德国不同，该党最终隶属于国家，是在必要时用来施压的工具，而不是内部政治的真正决定因素。例如，1923年建立的联结政府和政党的法西斯大委员会就曾被征求过意见，但是——直到1943年7月那场决定命运的会议之前——很少有人听取意见。
尽管如此，1923年被抵制的镇压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得到了坚定的实施。反对党被镇压，新闻自由被废除，罢工被宣布为非法，工会被并入一个滑稽可笑的法西斯联盟组织。特别立法规定沿着法西斯主义路线改革官僚机构、法典和地方政府。批评当局的人面临被法西斯“特别法庭”审判并监禁的危险，1927年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是这样的遭遇。一些反对者甚至被判死刑。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宁愿流亡国外，也不愿保持沉默，他们离开意大利，通常选择去巴黎、伦敦或莫斯科，在那里他们依旧是意大利政权的眼中钉。意大利当局采取措施，以合作和社团取代阶级和政党冲突；通过《劳工宪章》，并设立劳工裁判法院，对劳资纠纷进行仲裁和独立干预，但实际上却把工人交给了雇主。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立法的大部分内容都非常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制定的压制性劳工法案。
1925年以后，法西斯正常化失败，政权更加具有专制性和压迫性，法西斯主义者和非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局势仍然明显。通过1925—1927年的立法和对国家法西斯党进行最终惩戒，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巩固政权和实现稳定的目的；但经济才是墨索里尼巩固统治地位最有效的武器。法西斯主义很幸运，在1923年至1953年期间，意大利踏上战后国际经济增长的列车，实现经济快速扩张。但扩张也带来了问题。意大利进口(尤其是谷物)增长迅猛，国际收支失衡，里拉贬值(引发1925年小麦战)。到1926年，通货膨胀的趋势进一步确立，里拉贬值令重工业陷入困境，意大利是最大的传统重工业原材料进口国。通货膨胀对法西斯主义者来说会带来双重问题，一方面，在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法西斯支持者——那些有固定收入和储蓄的人——可能会对无法保护他们经济地位的运动失去信心；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威胁到那些最具政治影响力和与国防联系最密切的核心工业。1926年8月，里拉开始进行重估，1927年底确立1英镑兑90里拉的法定汇率，经济趋于稳定(尽管汇率高得离谱)，更重要的是，政权得以巩固。这次重估利率，里拉被高估，捍卫了工资、股息和储蓄，并允许逐渐缩减对基本原材料的进口，巩固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业中较有影响力的部门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对权力、声望和政治方面的影响都显而易见。
对墨索里尼来说，货币重估多少代表着一种胜利。此举不仅巩固了他在国内的政治基础，而且这是基于与英国央行、美联储和不得不支持这一举措的美国私人银行进行长期谈判的结果。此举坚定地(或许只是短暂地)将意大利纳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允许意大利吸引大量急需的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的高度认可。然而，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外国银行家并非没有意识到，配额90所带来的剧烈紧缩将带来只有威权政府才能承受的社会成本，而实际上，法西斯政府通过压迫和恐吓将估值成本转嫁给了劳工。这完全符合已经显而易见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优先事项；控制劳动力一直是雇主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根本原因。毫不奇怪，甚至在1925年以前，农业和工业的工资都受到了不利影响。在农业方面，土地所有者压榨过剩劳动力，随意减薪，对于本已严重就业不足的劳动力市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工业方面，裁员没有那么公开，但通过劳动力改组，造成劳动力技能下降，同时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变相的裁员依旧发生。伴随重估而来的是经济衰退、更高的失业率和法令规定的工资削减(1927年为20%)。由于配额90的通缩效应，物价下跌，但工资下跌得更多、更快，并对国内需求产生了巨大影响。工作时间经常延长。法西斯联盟有时为了挽回面子而组织抗议，但无力进行有效干预；企业家则直接越过他们向墨索里尼表达诉求，而墨索里尼不会为了保护工人而疏远强大的支持群体。
危机与政权巩固(1927—1934年)
尽管货币重估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农业和工业出口商受损尤为严重，但它确实巩固了墨索里尼的政治基础，使法西斯主义得以在通货紧缩的直接影响下生存，并在1929年后吸收了国际危机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根据得到法西斯宣传推动的民间传言，意大利受大危机的影响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小，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危机只是来得比其他地方晚一些，最糟糕的一年可能是1932年。危机极其严重，并累积了货币重估危机的不利影响。但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在仍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农民家庭承受经济危机的弹性极大，第一代城市工人被迫返乡，经济危机的影响得以掩盖。尽管如此，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工业三角地带的北部城市尤为严重，这让当局有些担忧。
面对困难，墨索里尼迅速作出反应，他向财阀统治的弊病宣战，并宣称已经取代了资本主义。现实情况是，对危机的反应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半心半意。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吸引了公众的注意(虽然这些计划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可能相对较少)；土地复垦计划继续推进，但比较低调(没有进入关键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复垦的土地应该被分割并委托给无地农民，因此，它变成了以消耗公共支出为代价的对私人土地的改善)；意大利人不断被告知，“乡村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是一种相当温和的尝试，旨在补偿农民长久低下的生活水平，并阻止他们向城镇迁移。和法西斯主义的其他方面一样，这里的措辞是为了让现实变得更容易忍受，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对法西斯主义者来说，农村就业不足在政治上比城市失业的危险要小。与此同时，公共部门的就业也随着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大而大大增加。这最后一个因素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这场危机没有给政权带来更大的不稳定。但也有必要记住，警察的控制方法十分完善，并且非常有效(在这段时期，因单独的个人抗议活动而被捕的人数确实显著增加)，大萧条造成了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分裂(许多新城市化的失业工人害怕被送回原来的公社，因此保持沉默)，法西斯主义者对劳动力交换、休闲场所、公共工程、补贴和施粥室的几近垄断，使得与该党派的接触成为不可避免的行为。事实上，似乎没有理由怀疑，意大利的大萧条非但没有造成不稳定，反而加强而不是削弱了独裁统治。
即便如此，这场危机决定了法西斯政策的重大变化，一方面突出了重估政策中隐含的经济孤立主义和国家自给自足的倾向，另一方面突出了侵略性扩张主义的倾向。高估的里拉为了进口牺牲了出口，即使在国际危机爆发之前，意大利的外汇来源就已大大减少。1929年以后，情况更加糟糕。大萧条之后的国际保护主义趋势使得出口更加困难，美国资本回撤，意大利经济的传统生命线——意大利移民的汇款和旅游业的输入，几乎枯竭。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与英国和美国合作来提高意大利的声望已不再可行。至少就贸易而言，这两个国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撤出欧洲；显然，英美牌已不再有效。这使得意大利经济地位的弱势得以凸显，与此同时，意大利政策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已不复存在。意大利可以，实际上是被迫地去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和新方法来改善国际地位。在贸易方面，德国(和中欧)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甚至在希特勒出现之前，意大利的贸易就已经急剧转向德国的被《经济学人》称之为“以煤换柠檬”的双边易货体系。随后的意识形态联系只是加强了而不是决定了商业关系。在寻求声望方面，危机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基调变化；法西斯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加尖锐和咄咄逼人，反映了欧洲从合作走向竞争的普遍趋势。
意大利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根据所处社会阶层而有所不同。大型企业——钢铁、化工、电力——实际上从有利于集中和垂直一体化的措施中获益，比如，它们从1933年IRI(国家控股公司工业重建研究所)的成立中获益。IRI加强了重工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尽管由于与德国和中欧其他国家的双边协定，农业出口在20世纪30年代有所增加，但农业遭受的损失更大。工人和农民本已很低的生活水平再次大幅度下降。根据1934年官方数据显示，产业工人工资相比1927年降低了40%左右；根据G. 萨维米尼的估算，产业工人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约30%。如果我们从许多地区的令人绝望的危机报告中判断，农业收入——由于农业自给自足的性质，很难评估——可能下降得更多。一些观察员认为，压缩消费已达到绝对极限；当然，根据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意大利人整体上吃的鸡蛋、肉、黄油和糖都要更少(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包括在数据统计范围内)，其中农民和工人只吃了其中的50%。中产阶级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中坚力量，显然表现得更好，但他们拥有更多的就业保障和其他特权，这些特权往往由国家或半国营、与党合作等形式得以保障，或通过与国家法西斯党的接触而获得。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阶层开始小心翼翼地走上通往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道路，过上了拥有电影、机动车、流行音乐(尽管收音机仍然稀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参与休闲活动和体育活动。
然而，按照欧洲的标准，几乎所有意大利人的生活水平都很低。法西斯主义试图用信念克服消费和物质福利低下的问题。墨索里尼再一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汲取灵感，发动了无数次“战斗”，试图动员公众舆论。小麦之战、里拉之战、人口之战、动物技术之战(牲畜之战)——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有必要从政治的高度来克服人们所感知到的经济和社会不足。尝试用牺牲意识或使命感弥补实际的困难。这些运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看法仍不可知，但从法西斯主义补偿的另一项主要内容——组织休闲活动(国家康乐俱乐部)的失败来判断——成功与否仍值得怀疑。国家康乐俱乐部旨在通过教化实现闲暇时间的法西斯化，但最终与政治信仰需要政治讨论的事实相冲突，法西斯官员认为政治讨论太过危险。“领袖总是正确的”和“相信、服从、战斗”的口号应该被当作一种信仰，而不是理性的辩论。
信仰可能来自国家康乐俱乐部之外的地方。墨索里尼的一大功绩在于他在1929年与天主教会达成协议，也为同年晚些时候赢得全民选举铺平了道路。这结束了教会和国家之间长达70年的冲突，似乎对双方都有利。在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眼中的“天意之人”)看来，《拉特兰协定》极为重要，必须在国家和国际舆论面前予以认可；对教会来说，协约代表着一种保证，保证其在一个日益极权主义的国家能保持特权地位。该协约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但凡是有必要并且能获得政治优势的时候，墨索里尼提出的“一切献给国家，不能超越国家，不能违背国家”的公式都能有例外。当然，协约巩固了他的地位，确认了他脱离党的独立，但这也意味着让步；同君主制一样，教会在法西斯体制方面仍然是一个自治的权力中心，因此限制了任何真正极权主义的主张。然而，与君主政体一样，教会与法西斯主义的共谋使这一让步更像是限于形式，而非实质性的让步。
青年组织是冲突尚存的领域。天主教青年运动“公教进行会”一直被怀疑是反法西斯运动的前沿阵地，尤其其领导人是重点怀疑对象。《拉特兰协定》掩盖了这一冲突裂痕，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始终是个焦点话题。法西斯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该政权显然谋求在民间组织领域，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取得垄断地位，认为这是灌输和动员的最有效手段。巴利拉国家歌剧院(小学生)、青年法西斯(18—20岁)和法西斯大学团体(大学生)都是在政权早期形成的，旨在确保新一代成长为坚定的法西斯主义者。通过建立妇女联合会(主要是中产阶级)、建立农村家庭妇女运动以及在法西斯福利行动中使用妇女志愿者，妇女也被囊括其中。许多其他政权仿效，按照军事路线管理平民生活是法西斯控制人口的一个显著特点，其目的是创造前几年极为缺乏的共同目标感。但是，与国家康乐俱乐部一样，最重要的印象是，这些组织的影响通常只是表面的。人们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体育、福利、国家补贴的假期、娱乐、战友情谊——但往往把政治信息放在一边。
扩张主义与帝国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残缺不全的胜利”的记忆从未远离法西斯的意识；这份记忆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追求国际承认和大国地位。强调意大利无产阶级在富豪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等主题，在动员法西斯舆论方面特别有效，显然在全国引起了共鸣。法西斯主义所采用的战争言论(小麦战争等)，通过众多穿制服的团体实现社会军事化，追求国家粮食和其他产品自给自足。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这种怨恨感的基础上，并符合一种社会愿景，在这种愿景中，积极进取的“新”意大利人最终将在争取被剥夺的民族权利的斗争中获胜。战争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法西斯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追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目标为统治意大利20年之久的暴力和独裁政府提供了合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不容置疑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就意味着反对国家，因而等同于叛国。
正如20世纪20年代所显示的那样，外交，属于现实世界，当然是另一回事。当时的情况决定了谨慎的作风，即使某种修正主义显然仍是政策的基础。意大利在多瑙河地区、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地区都有野心，这影响了其对法国和德国的态度，同时在北非也有野心，法国和英国在这里都受到了质疑。1933年希特勒上台，墨索里尼提出的四国条约(类似于扩大版的《洛迦诺公约》)遭受失败，实际上粉碎了意大利在欧洲扩张的希望，墨索里尼的注意力进而完全转向了非洲。由于国际紧张局势加剧，表明可能不会再出现有利转机，同时为了刺激在危机中明显陷入停滞的法西斯运动，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决定似乎是必然的。
这场战役比预期的时间更长，花费也更高。战争采用的野蛮途径(毒气和屠杀平民)，即使在今天的意大利也很少有人知道。但在政治上，这对墨索里尼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制裁正中他的下怀，1936年5月，他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这似乎证实，法西斯主义不仅打败了埃塞俄比亚，而且还战胜了那些希望延续国际不公正的人。意大利欢呼雀跃：占领地中海——我们的海洋——已经近在咫尺了。
走向战争：社会、国家和极权主义
在埃塞俄比亚的胜利可能是该政权的高光时刻。它产生了一个短暂的普遍共识，法西斯坚持在平民生活中强调军国主义是正当的。但这场战争的长期后果，无论在外交政策还是在内政上，都是灾难性的。意大利在制裁期间相对孤立，使其进一步落入纳粹德国的怀抱，在原材料和燃料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德国。结果，墨索里尼在奥地利地位问题上向希特勒作出了让步，从而放弃了他反对纳粹扩张的唯一一张好牌。埃塞俄比亚的成功也说服了他派遣“志愿者”和军事装备来支持佛朗哥，这是对欧洲法西斯化的承诺，而贫穷的意大利几乎难以承受。
在国内，这场战争将法西斯带入了所谓的“极权阶段”，意大利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加强法西斯的存在，以努力建立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这一时期以战争和对战争预期为主导，人口和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更加强大，以形成能够承受可能到来的欧洲战争压力的国家。通过大众文化部加强宣传，重新组织和振兴青年组织，修订学校课程，加强教育的法西斯主义导向。当局试图改变意大利人的习惯和看法。反资产阶级运动希望产生一种更强硬、更坚决的法西斯主义，反映出多年来该运动已经萎缩到何种程度。军队荒谬地模仿纳粹，引入正步；甚至握手也被法西斯主义的罗马敬礼取代，这又是一个与纳粹交往过密的体现。极权主义阶段呈现出一种虚假的现代性，其目的是为这场日益老化的运动增添新的活力，并通过创造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新一代来确保未来，正如墨索里尼所说，他们要经过“磨炼”，才能经受战争和苦难。
在重塑意大利特色的同时，意大利经济不断瘦身。埃塞俄比亚战争的代价巨大(“平定”持续到1937年和1938年)，对意大利黄金和外汇储备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对经济事务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里拉最终在1936年贬值，打开了通货膨胀的大门；同年，自给自足成为官方政策，所有用于进口的外汇支出都由政府许可管控；努力寻找橡胶和汽油等基本原料的替代品；政府甚至赞助了在阿尔卑斯山脉前的河床中寻找金矿的活动。生产的政治要求日益突出；必须非常小心地控制稀少的资源，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1935年前的十多年间成立的公司备受吹捧，本应按照生产的领域，将雇主、党政官员和工人联合起来，但这些公司过于复杂，效率低下，根本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必须建立新的机构。结果，国家机构和并行的官僚机构不可思议地大量增加，这些机构努力创造高效的战时经济，却相互脱节，无法协调，其有限的效果可想而知。到1938年至1939年间，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必要的工业扩张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而这只能通过对消费、价格和薪资管控，以及投资管控和投资方向的进一步压制来实现。在战争爆发之前，法西斯分子只有效地限制了消费。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末的矛盾之处在于，随着经济组织中的政治因素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表现得却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最终，埃塞俄比亚战争和法西斯的极权阶段导致该政权的不稳定。通货膨胀带来了损失。意大利银行在1940年的年度报告中承认，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白领由于经受物价上涨、税收增加，以及多年的各种强制性贷款和特殊征税，经济优势也大幅下降。同样严重的是，许多实业家和大地主开始疏远法西斯主义。由于国家对贸易和投资组织过度干预，实业家之间产生了分歧，使少数人获益，而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土地所有者普遍意识到，尽管仍存在“农村主义”，但从收益回报可以看出，农业的政治地位在法西斯统治下已经下降。即便是佃农这一农村法西斯主义的中坚力量，也开始对国家当局以较低的官方价格征用农作物感到不满。
然而，不满的低语，即使相当响亮，也没有真正威胁到法西斯的生存。到20世纪30年代末，该政权已经明显面临困境，而它为克服这些困难而创立的机制收效甚微。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法西斯主义还会坚持一段时间。当然，制度框架存在问题(墨索里尼对君主制的愤怒变得越来越明显)，对未来也存在疑虑；墨索里尼的继承权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正表现出对衰老和僵化的等级制度越来越多的不满。1938年，为讨好希特勒而出台的《种族法》不受大众欢迎，与纳粹德国迅速发展的联盟也是如此。但不满并不等同于公开和积极的反对；即使越来越不情愿，服从仍然是最普遍的态度。
战争、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意大利不卷入战争的可能性的确微乎其微。到1939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虚荣的个人外交政策，使得意大利几乎成为德国的人质(甚至有迹象表明，他在签署“钢铁盟约”之前都没有阅读过条约内容)。20世纪30年代中期，意大利试图避免承诺，以便在关键时刻到来时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而这种“决定权重”政策早已痕迹全无。但是，即便抛开不负责任的外交政策，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使得意大利选择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军国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并且总是通过与战争有关的措辞来表达自己；它曾试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纪律、侵略、英雄主义、等级制度、爱国主义——带入和平时期，并在这些价值观下团结和统一一个臭名昭著、分裂的社会。这场冒险的最终考验显然是战争本身。如果拒绝接受挑战，就意味着背叛了法西斯主义试图构建的一切。
由于缺乏经济和军事准备，墨索里尼起初选择不交战(但非中立)，后于1940年6月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幕僚都清楚，意大利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纳粹的快速、全面的胜利似乎是确定无疑的，用墨索里尼自己嘲讽的话说，他需要“一千个意大利人死在会议桌上”。一直对轴心国联盟持怀疑态度的公众舆论，暂时停止了怀疑，团结起来支持轴心国联盟。在1915年的“光辉五月”里，可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场景。墨索里尼深知自己有被更强大的德国吞并的危险，于是他一开始试图发动一场平行的战争，使意大利的立场有别于德国，但这一尝试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的。在希腊和北非，意大利的战役都面临着灾难，不得不靠德国国防军的干预获救。海上战争同样糟糕，海军发现自己在关键时刻缺乏必要的空中掩护。1941年墨索里尼坚持派意大利军队到苏联前线，是为了在一场完全失控的冲突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政治主动权，这是一种绝望的尝试，但就连这种尝试也惨遭失败。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大部分意大利士兵在试图徒步回乡的途中阵亡。希特勒曾两次拒绝听取墨索里尼关于苏联和平协议的建议。
领袖发现自己有责任，但没有权力——这对独裁者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一贯鼓吹战争美德的政权竟然在这次事件中被发现如此欠缺。事实上，缺乏准备和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体现了该政权的弱点。这些问题与其说是由于客观因素——原料和食物短缺，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不如说是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决策结构不完善造成的。墨索里尼总是故意保持他周围的法西斯精英分裂，也同样鼓励武装部队之间的竞争，以便更好地进行分治和统治。随着权力的集中，为了满足即时要求，决策往往显得随意、不协调，而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领袖总是当场作出决策，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确，可以说墨索里尼的弱点之一是无法作出选择；面对一种选择，他要么推迟决定，要么试图两者兼得。这些缺陷在整个法西斯主义架构中得到了再现：外表连贯统一，内部脆弱分裂。法西斯主义大厦的某些部分实际上可能运作得很好，但整体却无法协调统一。墨索里尼自己清楚地知道，战争的紧张局势暴露了这种结构的裂痕，法西斯主义没有通过为自己设置的终极考验。
在军事灾难、粮食短缺和盟军轰炸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意大利的舆论迅速转向反对法西斯主义。到1943年初，那些长期支持墨索里尼的保守势力开始寻找出路，希望能尽可能挽回局面。之后的事件让他们的想法进一步明确，3月份，工人们在都灵的工厂举行罢工，公众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这是近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大罢工。以共产主义组织为主的秘密反法西斯组织开始领导抗议活动，抗议活动起初只是针对恶劣工作条件的罢工，很快就演变成了公开的政治行动。面对激进的民众参与，事件性质可能发生演变的威胁，保守派和温和派开始指望国王和梵蒂冈帮助结束意大利卷入战争。墨索里尼在7月被法西斯主义大议会赶下台，至少在纸面上，这预示着一种新的、更为温和的法西斯主义将继续存在。事实上，随着墨索里尼被捕，法西斯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瓦解，权力回到了国王手中。
德国在9月8日停战后入侵意大利。控制民众情绪的希望破灭，国王仓皇从罗马逃到布林迪西，德国军队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以及南部那些尚未被盟军控制的地区。墨索里尼被德国滑翔机从山上的监狱里救了出来，他以法西斯傀儡国家首脑的身份回到了意大利，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或萨洛共和国。强烈的反法西斯情绪现在有了具体的形式；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拿起武器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斗争，这场战争既是民族解放战争，也是内战。游击战争是有效的，尽管常常是悲剧性的。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无数次野蛮攻击，其结果是大部分人民团结起来积极或被动地抵抗法西斯。墨索里尼的共和国试图重新获得支持，可悲地试图复辟1919年和1920年法西斯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更显著的例子是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期“黑人旅”的残酷暴行，当时，他们以残忍对待意大利同胞而闻名。
反抗运动由共产党人主导，代表了意大利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新阶段，通常被认定为1919—1922年失效斗争的延续。对年轻人来说，他们不记得那些斗争，但他们面临着可能被强制征召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去的风险，这是一个作出抉择的时刻；事实上，许多前法西斯主义者选择了游击部队，而不是被视为德国走狗的黑人旅。这些部队为那些为其战斗的成员组建了一个政治学派，正是在他们(以及梵蒂冈)的影响下，游击政治在意大利再次发展起来。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以民族解放优先的名义，搁置了所有革命主张(莫斯科永远不会支持这些主张)，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帮助。抵抗运动虽然不被反共同盟(特别是英国)看好，但它代表着战后初期社会冲突的巨大进展；在抵抗运动结束时，工农在政治框架内的地位再也没有理由被质疑。
1945年4月抵抗运动结束。米兰获得解放，墨索里尼从科莫逃离，企图逃往奥地利。他被游击队拦住、认出，并枪毙。第二天，他的尸体被运到米兰，倒挂在洛雷托广场示众。几天前，被谋杀的游击队员同样曝尸在这个广场，以警告不安的民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墨索里尼成功地团结了意大利人，只是因为反对，而不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然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除了在意大利领土上进行的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法西斯主义还遗留了贫穷、效率低下、因知识分子孤立而产生的平庸的文化狭隘主义，一种在制度上树立了依附主义的政治实践，将轻微腐败普遍化，并使利用公职谋取私利成为常态。意大利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进行的经济改组，显示出由该政权的社会优先事项所决定的所有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肯定阻碍而不是加速发展。但法西斯主义真正的失败是在政治层面：试图建立一个国家，让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国家中有一个单一的身份，结果完全失败了。在威权民粹主义中，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威权民粹主义试图通过过去的伟大神话和对未来征服的幻想——以牺牲物质福祉为代价的幻想——来实现动员。最后，甚至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来说，它的好处变得越来越不明显，缺点变得越来越突出。法西斯主义的自命不凡最终远远超出了这个政权的能力范围。许多人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悲剧在于，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泡沫才被戳破，人们才醒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