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伍尔夫
被遗忘的世纪
对于同时代的人和后世历史学家来说，从《卡托—康布雷西条约》(签订于1559年)到《艾克斯拉夏贝尔和约》(签订于1748年)之间的两个世纪是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低谷，就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几个世纪一样消沉。像弗朗西斯科·吉恰尔迪尼这样同时代的人，难免会回首意大利城邦引领欧洲文化的黄金时代，因此在半岛沦为外国列强的战场和殖民供应线时，他们倍感耻辱。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比如塞萨尔·巴尔博和贝内德托·克罗齐，对史诗般的19世纪复兴运动充满期待，更加凸显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前的几个世纪有多么暗淡。
即使衰落的隐喻能够带来文学上的繁荣，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17世纪和18世纪的意大利与此前的辉煌时代相比，无疑在下坡路上。然而，贬低这几个世纪存在的意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反宗教改革的影响，还是贵族对社会的重组，都给意大利随后的演变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和制约。
外国势力统治下的意大利
意大利的财富先是招来了外国的入侵，随后长期被法国和西班牙争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卡托—康布雷西条约》的签订。到1600年，半岛的政治地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轮廓，而且在17世纪继承战争爆发之前，只是经历了相对较小的修改。占领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和撒丁王国对西班牙在欧洲实现帝国主义野心至关重要——先是打通了去往佛兰德斯的路线，然后又干涉了三十年战争。强权的存在限制了其他意大利王公的行动自由，虽然最初在菲利普二世和勒班托时代，海军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权。欧洲战争期间，雇佣军们对意大利王公主权的蔑视一直在显示王公们的软弱，他们老练的外交技巧，曾经受到马基雅维利的高度赞扬，如今却没有了用武之地，甚至到了17世纪中叶，托尔夸托·埃克托在《诚实的伪装》(创作于1641年)一书中告诫意大利统治者要藏好他们的古董。
在北部，西班牙在伦巴第的守备军和军队不断提醒人们，他们在威尼斯共和国和萨伏伊公爵面前不堪一击。1630年，哈布斯堡帝国军队以争夺贡扎加公爵的继承权为借口包围并洗劫了曼图亚。在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的大公们被西班牙在托斯卡纳海岸建立的守备国(守备国涵盖皮奥比诺、厄尔巴岛和阿根塔里欧海角)牢牢围住。至少在1627年西班牙政府破产之前，热那亚共和国一直被西班牙国王用贷款拴在脐带上。教皇国也因此受到了牵制，因为历届教皇需要依赖西班牙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并执行反宗教改革的行动。
就权力平衡而言，意大利领土对欧洲政治家，就如同意大利文化遗产对于四处游历的欧洲精英一样重要。此外，这块领土相对容易干涉，主要原因在于教皇和皇帝拥有封建宗主权，这是中世纪大混战的最后遗产。封建权力的传承为王朝灭亡时的城邦兼并提供了合法性：教皇在最后一位埃斯特公爵和德拉·罗弗尔公爵去世后，分别接收了费拉拉公国(1598年)和乌尔比诺公国(1631年)；哈布斯堡皇帝在末代贡扎加公爵生前便收回了曼图亚公国(1708年)。领土内存在的帝国和教皇封地，削弱了意大利公国统治者们对臣民的绝对管辖权。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后，西班牙的衰落已经显而易见，可意大利的王公们依然软弱无能，听任他国摆布。即便封建权力的取得并不具有合法性，列强们仍毫无顾忌地左右着意大利各城邦的命运，把它们当作殖民地来对待。18世纪上半叶，三次继承战争结束，在之后复杂的签约过程中，控制意大利并占领西属意大利各地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不顾教皇抗议，继承了其西班牙亲属在意大利的土地，以补偿自己失去西班牙的损失(1713年)；最后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员去世(1737年)后，托斯卡纳地区被指派给玛丽亚·特蕾莎女皇的丈夫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弗朗西斯·斯蒂芬。意大利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舞台的主角，变成了国际政治中受人支配的配角，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48年革命。
只有一个王朝——皮埃蒙特—萨伏伊的统治者萨伏伊王朝，试图利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通过不断改换联盟和参与战争的冒险政策，谋取领土扩张。尽管最终取得了成功，但这个高度崇尚武力的王朝仍然是一个看大国脸色的附庸国，比如，1720年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马德乌斯二世就被迫放弃西西里王国，选择贫穷的撒丁岛。
经济危机
如果说意大利城邦在西班牙入侵和建立统治后失去了政治自治权，那么在17世纪的危机中则丧失了欧洲主要经济国的地位。
16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经历了一次工业繁荣：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许多小城市的奢侈品生产与出口，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包括纺织品、铁器、枪支、水晶玻璃、陶瓷、印刷品、优质肥皂和皮革。威尼斯细毛织物的产量从1503年的1310件增加到1602年的28 729件；1606年，米兰有3000台丝绸织机；1553年至1572年间，佛罗伦萨的毛织品产量翻了一番多，从14 700件增加到33 312件。意大利南部，包括那不勒斯和萨勒诺的主要工匠中心，通过出口原材料，与生产制成品的北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卡拉布里亚的生丝和大批羊毛通过福贾海关，阿普利亚的谷物和橄榄油被运往威尼斯。
在17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仍然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区之一，其优势在于向黎凡特和整个欧洲出口制成品，以及提供银行服务的规模。转折点出现在1619—1622年爆发的商业危机。所有的指标，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海关收入或行会工匠的数量，都表明了不可逆转的急剧衰退：1650年前后，佛罗伦萨只生产了大约6000件细毛织物，1680年威尼斯仅生产了3820件。在17世纪中叶之前，意大利北部只有与军事行动直接相关的工业——防御工事和军备建设——依然活跃。
意大利工业衰退的原因是竞争不过北欧生产的便宜而轻薄的新型布料，从而丧失了出口市场。17世纪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经济萧条导致了农村纺织业的搬迁和重组，而在意大利，与市政当局密切相关的行会则过于僵化，一直坚持高产品质量、高工资水平和城市内的生产垄断。在威尼斯为保卫殖民地而对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的时候，英国人、荷兰人，接下来还有法国人，则渗透到了地中海。威尼斯的衰落成就了里窝那的崛起，这座托斯卡纳大公于16世纪90年代建立的自由港，成为外国船只的供应基地。
到了18世纪，长期衰退对意大利经济的影响随处可见。意大利从制成品出口国沦为外国制成品的主要进口市场，以及初级品与半成品的出口国。这一点在丝绸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意大利北部曾经是丝绸织锦和布料的主要出口国，现在只能维持缎带之类少量廉价品的出口，同时却扩大了生丝的生产规模，成为里昂丝绸业的主要供应商。威尼斯、佛罗伦萨或那不勒斯等大城市则变成了消费中心，城市主要发挥首都的行政作用，依赖宫廷和数量不断增加的游客；许多曾经以制造业闻名的小城市，如科摩、帕维亚、克雷莫纳或阿普利亚的莱切，都变得保守而闭塞。也许只有建筑领域还保留了一定的韧性，从今天遍布意大利的巴洛克式教堂和宫殿中仍然清晰可见。
随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需求迅速萎缩，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也不可逆转地消失了：在南部，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要么像卡拉布里亚的生丝一样退出了市场，要么像西西里的红酒一样市场萎缩。半岛内部的经济循环曾拉动过内需，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意大利经济一体化，如今却分裂为众多地方市场。
随着城市生产的崩溃，从17世纪后期开始，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开始发展农村纺织与金属加工作坊，南部的生产规模则更加有限。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这些生产活动往往集中在小农场，以及农业自给自足且人口密集的地区，比如阿尔卑斯山(威尼斯、皮埃蒙特)、利古里亚亚平宁山脉或萨勒尼塔诺的山麓和低谷。然而，不同于16世纪高品质的城市制造，这种廉价手工产品主要面向当地市场，还有一小部分由小贩运往国外。
人口和瘟疫
意大利是欧洲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农业资源的压力会周期性地通过马尔萨斯式的饥荒或瘟疫得到缓解。到16世纪中期，意大利人口终于恢复到1348年鼠疫暴发前的1100万；到1600年，增加到1330万。早在工业危机出现之前，传统农业养活快速增长的人口就已经捉襟见肘。西西里的传统粮仓已经无法弥补意大利北部的粮食短缺，1590—1591年出现的可怕饥荒就是证明。瘟疫减少了人口压力，近两个世纪后，当人口再次增至1550万时，1764—1766年的饥荒又造成意大利南部农民死亡率急剧上升，并促使托斯卡纳重农主义者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
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市经济陷入衰退之时，1630年又暴发了毁灭性的瘟疫，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故事。这场瘟疫的发病率虽不明确，但包括首都米兰在内的许多城市和村庄，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居民因此丧命。1656年，一场强度类似的瘟疫暴发，袭击了大都市那不勒斯(16世纪末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有25万居民)，并蔓延到整个南部大陆。造成意大利人口总体下降的不仅仅是瘟疫；许多小镇(比如马切拉塔)虽然几乎没有受到瘟疫的影响，却在17世纪经历了多次死亡危机，同时也出现了粮食歉收、小麦价格高企的情况。
总的来说，意大利人口在一个世纪后才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北方比南方增速更快，但仍远远落后于北欧的人口增速。重要的是，当人口在18世纪开始快速增长时(1800年上升到1810万)，城市却没有受到影响，城市人口仍然停滞不前。唯一的例外是那不勒斯，由于持续有农村移民涌入，人口在18世纪翻了一番，超过40万，说明农村人口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日益增长。
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
西班牙统治意大利的方式，和统治西班牙王室管辖的其他小国一样，也是早期现代欧洲君主制的统治方式：传统的国家代表们接受君主的权威，君主承认代表们的特权与权力。代表的组织构成因国而异，比如米兰的参议院、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议会、那不勒斯市政议会。实际上，无论是封建贵族(意大利南部各国)出身的代表，还是城市贵族(米兰)出身的代表，都是有权有钱的贵族。主要的差别在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建立了与总督府联系密切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和西班牙一样，这种体制在意大利未能发展成法国或普鲁士模式那样的早期现代专制主义国家，因为大多数天主教君主国家持续陷入欧洲多国混战，需要财政支持。在之前的查理五世和如今的菲利普二世统治期间，让渡封地政策建立了一种默契的平衡，结果国家将大片区域的控制权下放给了地方势力。17世纪上半叶，为了维持战争的开支，税收不断上调，催生出更多公国，同时也使公国越来越依赖外部精英的支持。
在米兰公国，市民、贵族和农民的赋税越来越重，例如克雷莫纳市的“公民税”，从1565年的7万里拉增加到1630年的135.9万里拉。中央行政机构只是协调各个城市的财政、军事和供应义务。税收大幅增加的同时，又出现了经济萧条，好在由于米兰是唯一参加过军事行动的西班牙属地，马德里及西班牙治下的其他意大利公国给予了财政补贴，使情况得到部分缓解。
意大利其他地区，即便没有任何军事对手，也被迫为西班牙参与的战争作出贡献。在最贫穷的撒丁岛地区，议会被迫在1613年至1616年间将捐款增加了6倍，“自愿”捐赠15 000达克特。西西里在1620年至1650年间向米兰输送了1000万斯库迪。那不勒斯王国为战争筹集的资金仅次于卡斯提尔，捐款从1616年的83.5万达克特增加到1645年的1170.9万达克特。
巨额税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毁灭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没有哪国政府能够从本国人民那里搜刮到这么大笔的资金。创造新的税收名目、转让国家和公共收入、出售贵族头衔和封建资产，政府通过这些方式向本地家族和外国银行贷款，最终累积的债务导致政府破产。在米兰，17世纪40年代的封地市场巩固了新旧贵族的地位。在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热那亚和托斯卡纳的金融家们利用公共财政危机牟利，直到政府破产之后，才被当地投机者和富有的贵族所取代。在这些南方王国里，旧封建王朝和新兴家族利用政府的困境，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涉及的范围在伦巴第是前所未有的。
苛捐杂税最终引发了政治反抗。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647年的那不勒斯起义，引起了全欧洲同时代人的注意，并被迅速载入历史的记忆。说起这场起义，就不能不提到渔民领袖马萨内洛，马萨内洛以圣母的名义领导了这场人民宗教起义短暂的初期阶段，对抗税吏、投机者和不得人心的牧师。这次起义表明，可以利用民众的宗教信仰反抗已有的权威。起义蔓延到各省和城市，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法国贵族冒险家吉斯公爵实施的阴谋，共和国的成立，首都与各省之间，农民、封建贵族及地方行政官之间深刻的社会差异，都是王室权威崩溃后社会分裂的结果。镇压叛乱和恢复王权都依赖于贵族的合作，因此国家承认贵族的封地是行政结构的一部分。
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不断升级的税赋同样引发了对西班牙的政治反抗。那不勒斯起义早在巴勒莫和其他西西里城镇爆发起义(同一年发生)之时便可预见。在这些地区，人民反对贵族特权并宣告共和国成立，促使总督当局和巴勒莫的封建贵族走到了一起。商业城市墨西拿1672年和1674年爆发的起义再次上演了特权贵族和“民众”行会之间的社会对抗，但没有波及与之有竞争关系的首都巴勒莫。在撒丁岛，马德里得到了议会拨款却拒不处理贵族的申诉，最终导致封建贵族公开反抗(1668年)。
西班牙压榨意大利各地为其参与的欧洲战争筹集资金，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抗，从长期来看，无疑消灭了意大利各小国内部权力集中的可能性。政治稳定需要总督和特权机构对现有秩序予以承认。在西西里岛，政府想要依靠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来制衡贵族。在那不勒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行政官和律师对教皇要求宗主权的主张提出质疑。然而，在整个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无论是封建土地贵族还是世袭土地贵族，其权力和特权在17世纪后期均得到了巩固。
反宗教改革
尽管西班牙是欧洲反宗教改革的倡导者，但并不能说西班牙直接推动了反宗教改革的扩大。一方面，它只能在阿拉贡王国的前领地巴勒莫和卡利亚里建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抵挡不了那不勒斯当地精英的反抗。另一方面，西班牙在意大利的代表们又追随马德里，拒绝罗马对管辖特权的主张。特别是在那不勒斯(教皇宣称的封建宗主国)，早在17世纪初，一位王室律师就针对世俗宫廷和教廷之间的冲突，详细阐述了王国自治的原则，17世纪80年代这个话题再次引起重视，1723年彼得罗·贾诺内写下了著名的《那不勒斯王国国民史》，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更是达到了顶峰。
16世纪上半叶要求宗教改革的呼声对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都产生了影响，反宗教改革能在意大利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天主教会能够对教会改革的要求作出回应和指导。特伦特会议召开后，对异端邪说的恐惧立刻成了首要问题。会议通过监视和迫害等手段，将新教的威胁限制在奥斯塔山谷，以及除了西皮埃蒙特古老的瓦尔登西亚村落之外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但是宗教统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卡拉布里亚地区瓦尔登西亚人(也称瓦尔德西人)的所有村庄都遭到了屠戮(1561年)；意大利小型犹太社区被隔离在贫民区；南部城市大量的穆斯林奴隶(1640年前后，那不勒斯有1万人)被强制皈依。
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从庇护五世(1566—1572年在位)到乌尔班八世(1623—1644在位)，几位精力充沛的教皇通过高度集权的方式强制实施特伦特会议的法令。等级森严的教会变成了好战分子的教会，是唯一掌握教义真理的地方。在政治上，新建立的自信滋生出傲慢，教皇在《威尼斯禁令》(1606年)中试图利用精神武器处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成功。从社会角度来看，将民众重归统一的单一信仰，对17世纪意大利四分五裂、阶层分化、冲突不断的社会产生了多重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也包括长期影响。
仅仅几十年前意大利人文主义还在蓬勃发展，世俗人员和神职人员之间正式而广泛的高级文化交流，将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但如今一个话题能否进行讨论，界限是由教会单方面设定的——伽利略在1633年屈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文人不仅被排除在教会之外，而且被迫声称接受基本的教义原则，并被警告不要公开嘲笑或批评为人民制定的各类繁复的仪式。到了16世纪末，文人们已经接受了自己的从属角色并学会了谨慎和耐心。
教会现在完全由神职人员组成，教会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天主教文化并强加于意大利社会。这是一种与社会等级结构挂钩的文化，布道根据各阶层的教育水平而有所不同，农民和工匠被划归无知者的行列。16世纪后期伟大的改革派主教和耶稣会士已经指明了道路，他们强烈地意识到需要建立神学院培养牧师，作为向无知教民灌输思想的教会知识分子新阶层，还要建立大学来教育世俗贵族精英的子女。由于世俗牧师相对缺乏(南方还缺乏牧师培养)，宗教修道会，尤其是新修道会，在传播福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区牧师是理想的布道人选，他们既得到教义和圣礼新教派的支持，又牢牢地受制于教区主教，在经过罗马教理问答训练之后，便可听取信徒的忏悔，施行恰当的布道，引导和控制信徒的一生。
教会与意大利贵族之间的联系依然密切：教会统治阶层(特别是当下占主导地位的意大利枢机主教团)均来自贵族，贵族的孩子接受耶稣会士的教育，继续掌握着牧师的圣俸和人选。最重要的是，教会认为社会也分成类似的等级：按照教徒的社会地位组织宗教仪式和游行，向人们宣讲服从、尊重和听天由命，并将穷人排除在井然有序的社会之外。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耶稣会士成功地在意大利大多数首都宣扬建立大型医院，将穷人、病人和其他边缘群体隔离和包围起来。
虽然教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与意大利世俗贵族非常接近，但教会在17世纪被成功地塑造为一个脱离世俗社会并高于世俗社会的团体。从枢机主教、主教到教会牧师和世俗牧师，神职人员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长袍、言语和行为均区别于普通信徒。意大利天主教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和圣殿，华丽而咄咄逼人地彰显着教会的优越感。教会财产和收入大幅增长，修道院、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都证明了教会在富有阶层中的成功。
新形式大众宗教的广泛传播也有力地证明了在民众中的成功。在那不勒斯王国，从16世纪末开始，来自耶稣会、巴纳比派和其他新教团的传教士，仿效耶稣会在南美印第安人中的传教经验，开始传播福音；传教活动稍后又延伸到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继传教使团之后，又建立了由贵族和高级官僚阶层组成的常设教会、宗教团体和演讲会。
天主教改革的消息以多种方式在意大利传播。这些消息都经过了仔细的过滤，罗马方面也对地方追封圣徒的提议实施了严格的程序控制。拥有神圣过去的罗马，再加上洛雷托和阿西西，吸引了规模空前的宗教游客，玛利亚圣所、圣骨匣和圣徒遗体是各路朝圣者的向往之地。教堂里的绘画，以及家中悬挂的圣徒画像，都显示着超自然力量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宗教书籍，特别是圣徒传，18世纪中期之前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印刷量越来越大：这些书面向神职人员和受过教育的信徒，在布道和精神集会中又传递给文盲教众。那些穷得进不了修道院的第三修道会女教徒，也在邻居妇女中传播对神像、圣徒和圣骨匣的崇拜。
到了18世纪，无论在意大利城市还是农村，大众天主教都在文盲群体中生根发芽。它围绕着对圣母和圣徒的崇拜(越来越被视为与神交流的直接媒介)，选择性地融合并重构了早期流行的仪式和传统，构成了一种类似新念珠崇拜的集体的、戏剧化的信仰表达，是一种公开的虔诚姿态和经文祈祷的视觉呈现。
区域国家的形成
马基雅维利对君主需要“扎根”的关注显示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不同于阿尔卑斯山对面国家的历史演变：对王朝缺少忠诚使得共和城邦转变为没有安全保障的贵族统治。意大利遭受侵略并被卷入战争加速了贵族们作出自然选择的激烈过程，最早出现在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期间，第二次出现在特伦特会议召开之前教皇发展裙带关系时期。
17世纪末，意大利出现了一些稳固的区域国家。意大利(和欧洲一样)史学长期以来一直将其解释为现代国家形成的必然过程。但是，早期权力分散于多个小国与社会机构的特点，给集权带来了一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表现为，在16世纪，即使是有实力的新建国家，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发展强大的集权行政结构：米兰和那不勒斯，还有西班牙保护国、复辟的萨伏伊王朝和美第奇家族，与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教皇国、摩德纳的埃斯特家族或帕尔马—皮亚琴察新兴的法尔内塞家族在这方面并无差别。
从15世纪起，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首都，比如罗马、米兰或威尼斯，已经开始支持垄断税收，附属城市对周边乡村拥有的传统特权至少有一部分受到了挑战，首都还开始对地方社会施加控制，但为了在领地内实施统治，仍然依赖于现有精英的配合，需要赢得他们的支持。中央集权措施的引入非常谨慎。例如，在设置新地方行政官的同时，也正式确认老牌地方精英现有的自由和权利：威尼斯从未挑战过维罗纳贵族的垄断地位，同样，佛罗伦萨也从未挑战过锡耶纳贵族的垄断地位。区域国家的出现绝对不是将更高级的中央集权强加给各地，而是持续的权力交易和机遇带来的结果。
在面临来自议会、封建势力或附属城市的政治威胁时，王公们采取了各种适当的措施：萨伏伊的伊曼纽尔·菲利伯特公爵没有征用皮埃蒙特的庄园；托斯卡纳的柯西莫公爵为了制服佛罗伦萨市民建造了达巴索城堡；法尔内塞王室夺取了各大封地，控制并边缘化了帕尔马市议会。然而这些只是例外情况。在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的漫长时期里，通常各方势力之间会达成妥协。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能够获得行政优势是进行谈判和交易的原因。米兰出售拥有民事和刑事司法权的封地，降低了地方维持秩序和执行法律的成本；威尼斯在财政上对弗留里封地、贝加马科和布雷西亚诺山谷作出让步，换取了它们对威尼斯的忠诚。
17世纪，政府通过设置新的地方行政官并增加行政人员，慢慢开始将一些司法和财政活动集中在手里。政府利用城市与周围乡村之间、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的传统敌意，提出了另外的管理手段，在没有正式取消地方特权的情况下，将地方特权掏空。然而，每一次国家权力的扩展都是经过谈判得来的，这也凸显了意大利各国国情与特权的异质性和差异性。
区域国家的发展得益于大城市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威尼斯共和国最为典型，这似乎并不奇怪，因为威尼斯政府完全是由威尼斯贵族组成的：随着威尼斯政府的作用不断增强，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威尼斯地主阶层。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1622年的比萨地籍显示，佛罗伦萨人对土地的拥有仅次于比萨人；1756年在帕维亚周围的乡村中，最富有的地主几乎都是米兰人。
在区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王公们会有意采取某些政策来赢得贵族的支持。与王公相比，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等寡头共和国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后者非常羡慕王公的特权，他们态度封闭，而且缺乏宫廷的象征作用和物质优势。王公们千方百计吸引封建贵族为自己服务。在托斯卡纳，王公们建立了封地和骑士制度，以此吸引贵族为己所用。在皮埃蒙特，萨伏伊家族为了将封建贵族纳入爵位轨道，特意发展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套传统军事价值观，虽然给大批银行家、军事供应商和官僚新授予了爵位，但仍然成功地维持了这套价值体系。在帕尔马，法尔内塞王室控制大土地封建主的方式一向是镇压或者让他们参与宫廷，后来又归还他们被没收的遗产，对城市贵族则授予职位和头衔。到了18世纪，以宫廷为中心的区域国家已经建立起来，贵族价值观也随之渗透到社会中去。
宫廷
王公们确立权力、建立区域国家的标志与手段就是宫廷。意大利宫廷不仅为法国凡尔赛宫廷和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经验，而且似乎通过一个个公国发挥了更为直接的政治作用。意大利王公们通过提高宫廷的地位重新定义了自身的角色，并重构了他们与面对的多重势力之间的关系。
当然，宫廷和君主政体一样早就存在。但与勃艮第宫廷或意大利南部的阿拉贡宫廷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们成功地传播了理想化的宫廷生活方式价值观。这就是卡斯蒂格利奥尼的《朝臣》(1528年)在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另一边名声大噪的原因，热度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意大利社会偏爱夸张的风格，认为外表与内在同等重要，奢侈张扬、华丽辉煌、宏伟壮观都是必要的，以及至少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价值观。是不是意大利宫廷开启或鼓励了这种风格呢？探究这个问题也许并无意义。宫廷自然符合这些价值标准，不管是曼图亚或佛罗伦萨等城市宫廷，还是波旁王朝查理三世在那不勒斯的卡塞塔宫，或者维克多·阿马德乌斯二世在皮埃蒙特的狩猎宫之类的乡村宫廷。后来贵族们建造了更加宏伟的宫殿和花园，比如蒂沃利的阿尔多布兰迪尼别墅，其奢华的风格与布局都部分地源自这些宫廷。但宫廷发挥的作用要广泛得多，既包括行政办公、维系社会关系网络，也包括施加个人影响、赞助艺术并重塑城市空间，同时宫廷也是宗教的象征，塑造了贵族的规范。
虽然15世纪时乌尔比诺或费拉拉的宫廷极为华丽精致，但王宫所在的地理区域并不限于贵族的领地，实际上从巴勒莫和那不勒斯到罗马和都灵，都能见到华丽的宫廷。在许多方面，罗马为宫廷和君主的象征性身份认同提供了范例。从15世纪晚期到17世纪中期，梵蒂冈建筑群进行了扩建，以容纳对教皇国施加控制所需的官僚机构，并为教皇重新发挥国际作用营造高雅的格调。与此同时，作为首都的罗马城被多次改造，修建了许多通往梵蒂冈的宽阔大道，教皇与枢机主教的宫殿和别墅、广场，还有喷泉、方尖碑、教堂和公共建筑，都是为了荣耀教皇和反宗教改革教会的领袖而建造的。
16世纪，防守坚固的宫殿被王公的宫廷所取代，宫廷形成一个闭环，与城堡分开，也与城市分开，构成一个独特的自给自足的系统。17世纪，公共事务被看作与王公本人密切相关，因此，行政和司法机构都设在王公宅邸附近，甚至有些宫廷之间还有内部交通连接，比如佛罗伦萨乌菲齐宫和皮蒂宫之间的瓦萨里走廊。宫廷的规模和形制不断扩大：1550年的美第奇宫只有39名朝臣，1692年朝臣人数增至797人。
无论是宅邸内部还是相邻城市中的空间分布，都要考虑行政办公和仪式感的需要。王公们被分隔保护的私人住所、礼拜堂和花园，彰显了他们神圣的地位。渐渐地，首都也以王公宫殿为中心被重新规划或改造。宫殿是城市的焦点，条条笔直的道路通向宫殿，宽阔得足以行驶马车、进行游行，路旁还装饰着雕像、纹章、徽章和其他象征王公权力的标志。大教堂被用来凸显统治者的神圣地位，比如都灵大教堂，甚至是宫殿的附属品。如果朝臣们宅邸的数量或品质达不到宫廷的标准，王公们会鼓励他们在宫廷附近建造宫殿，接待王公的客人。
意大利宫廷在17世纪走向了辉煌，因为它是确立王公优越性的有效工具。正是通过宫廷，法尔内塞王室遏制了大封建贵族，并将帕尔马的城市贵族转变为拥有爵位的贵族；萨伏伊王室把军队变成了一个金融和社会市场，兜售了大量注水的爵位。宫廷为精英们提供了利益和机会，反过来也增强了宫廷的影响。由于行政管理基本出于王公一人，宫廷便成了资源分配的主体——任命地方行政官和官员、授予名誉职位和爵位、进行军事和教会职位任命、发放建立封建村庄所需的合同和许可。17世纪发生的经济危机可能也促使贵族世家通过服务于王公来恢复或增加自己手里的财产和资源，他们显然意识到了宫廷处于核心地位，是各种社会关系(从推荐到联姻)的交汇地。17世纪也出现了大量批评卡斯蒂格利奥尼的文章，认为他尊重知识分子作为朝臣的体面，实际上是给出了一种机会主义的建议，即如何通过奉承王公来获得补助和俸禄。
贵族的力量
社会关系重组巩固了区域国家及其宫廷的地位，重组的基础是吸纳，甚至鼓励意大利各公国中的贵族来担任新的领导角色。正是通过这样的妥协，统治者才能够吸引并融合掌握地方权力但经常发生冲突的各股势力为己所用。到了18世纪中期，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和启蒙运动的改革者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富有的贵族阶层，他们比失去了知识垄断地位的教会更有能力捍卫自己的特权。从长期来看，造成的负面后果甚至持续到了意大利革命（拿破仑式的）之后，因为教会和贵族的存在对意大利未来的发展施加了沉重的社会负担。
鉴于意大利之前的历史，变化产生的方式可能会令人惊讶，至少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是这样的。如果南方王国的基础是封建贵族，意大利公国的历史基础则是封建贵族失败并由城市贵族取而代之。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封建地主被逐出城市和周边乡村，他们仍旧是农村的一大特征，可以审时度势或是心血**，忠诚于不同的政党（皇帝、教皇、地方政府或其他势力）。
16世纪，贵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来源：封建贵族和城市贵族。关于什么是城市贵族，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分歧：一方面，威尼斯商人统治阶级早已在金色的贵族名册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即使到了17世纪，佛罗伦萨贵族阶层仍然不愿意接受来自美第奇大公（尽管不是来自外国统治者）授予的贵族爵位。那时，获得贵族身份的途径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王公们会创造一些新的头衔回馈为自己服务的人，或者干脆明码标价；此外，可以加入一个受教皇保护的骑士团，比如马耳他骑士团，或者托斯卡纳圣斯特凡诺骑士团；也可以取得特定的职业资格，如公证人或医生。
在17世纪和18世纪，贵族意识形态在欧洲得到了稳步加强。不难想象，王公们对贵族的承认符合意大利地方寡头的需要。即使是佛罗伦萨的贵族也承认爵位在外国人眼中非常有价值。到了16世纪后期，意大利各个城镇都出现了城市贵族；就算爵位不能给予他们实权，但也能确立他们在制度中的身份和地位。
16世纪中期，意大利出版了大量关于如何定义绅士和贵族的书籍。家世崇拜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纹章也开始出现在宫殿的外墙。早期人文主义者曾认为，真正的贵族品质是美德，可到了17世纪，这种观点已经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骑士精神，认为荣誉才是真正的价值规范。地位崇高、享有优先权、世袭爵位、担任军队职务、追求丰厚的俸禄、拥有私人武装、蔑视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成为意大利贵族阶级的标志。无论贵族私下里有什么怨恨，比如出身和财富之间、封建军事出身与执政之间悬而未决的冲突，贵族意识形态都是通过王公、城市贵族和新晋贵族的利益融合而形成的。以前看出身的区别，现在则会贬低与贵族地位不符的行为，比如，“低劣”的艺术，当然对低劣艺术的定义根据每个贵族阶层的活动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
贵族意识形态可能因为城市贵族的经济利益从制造业、贸易和银行业转移到土地而得到加强，只有在热那亚，寡头政治的投资还停留在国际金融领域，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其他地方的贵族大部分都是地主。这种结构性转变不一定能够解释意大利经济衰退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贸易风险增加且回报率下降的后果。不过我们无法断言，进行土地投资就是抛弃创业精神的表现，毕竟抓住市场机遇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威尼斯贵族修建大规模排水工程；伦巴第地区扩大水稻种植；教会贵族为占领罗马市场转向畜牧；托斯卡纳贵族地主发展佃农。土地为抵押金融项目提供了基础，尤其是向贫困公国、农村地区和农民提供的高利贷(教会禁止的高利率)。城市土地所有制和日益商业化的农业无疑恶化了农民家庭的生活状况，当然也强化了贵族的优越地位。
在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等共和国，贵族统治阶级因猜忌和权力垄断，对联姻条件有诸多限制，导致贵族人数急剧下降，意大利大多数城邦附属城市中的贵族也是如此。转移财产、抬高嫁妆，使得贵族青年男女的独身比例居高不下。威尼斯的情况最为糟糕，贵族数量从1536年的6439人下降到1624年的4457人，到了1766年，仅为3557人。许多其他城市，如米兰、佛罗伦萨和锡耶纳，贵族人口也出现了类似比例的下降。到了18世纪，公民寡头群体的数量已经难以满足履行政治义务的需要了。在这些共和国中，由于办公成本不断攀升，强大的财力是支撑权力的必要条件。威尼斯不得不向贫穷的贵族提供教育和救济，帮助他们维持自己的地位。富有寡头和贫穷贵族之间的政治分歧，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是17世纪和18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历史的主要特征。
与共和国或其领地内城市中的贵族不同，王公的凝聚力在于对贵族地位给予正式承认，而不考虑其出身的差异或不确定性。帕尔马—皮亚琴察的法尔内塞大公们所遵循的政策堪称典范。帕尔马—皮亚琴察是教皇保罗三世于1545年为法尔内塞家族创建的公国，这个地区封建势力非常强大，却具有深厚的公民传统。
然而，帕尔马和其他公国一样，需要付出代价。虽然王公的政策巩固了贵族的经济权力，却未必能够创造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阶级，更不用说一个能为统治者服务的阶级了。在帕尔马，贵族内部的各个层面并没有真正融合，联姻时继续遵循各自不同的原则；在皮埃蒙特，军队贵族们仍然带有与众不同的优越感。无论贵族世家和统治者之间如何相互依存，贵族世家的利益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事实上，有意鼓励贵族重组意大利社会，意味着加强保障贵族的家族遗产。贵族的财富、权力和理想在各国都得到了巩固，贵族成为最强大的经济和社会阶层。
直到18世纪初，批评主义才开始出现。来自维罗纳(该地区的封建神话非常有名)的贵族西皮奥内·马菲对贵族的骑士精神进行了嘲讽，哈布斯堡地区(皮埃蒙特几乎没有)的启蒙运动作家们抨击了贵族的传统特权及君主服务的缺席。从根源上来看，意大利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端于贵族阶层。
启蒙运动
如果不是半岛在欧洲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变化，启蒙运动在意大利是不可能发生的。西班牙统治结束后，一系列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发动的战争给意大利送来了新的统治者：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伦巴第和托斯卡纳，波旁王朝统治了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帕尔马。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当列强瓜分意大利王公们的领土时，王公们表现得比以往更加无能：摩德纳的弗朗西斯三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在1737年获得继承权，是因为加入了哈布斯堡军队与土耳其人作战，就像16世纪萨伏伊的伊曼纽尔·菲利伯特在出任西班牙军队的将军并在佛兰德斯取得胜利之后，才得以重掌公国一样。
但此时的情况与西班牙统治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几个大国之间达成了协议，如果哈布斯堡王朝想要继承维也纳的王位，或者波旁王朝想要继承马德里的王位，就不能保留在意大利的领地，这样最终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意大利的归属：1759年，查理三世被迫放弃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1790年，彼得·利奥波德在哥哥约瑟夫二世去世时放弃了托斯卡纳。只有伦巴第仍然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但在三次继承战争中将更多的西部省份输给了萨伏伊。从1748年签订《艾克斯拉夏贝尔和约》之后到1796年法国革命军入侵之前，意大利各国正式摆脱了欧洲几大敌对王朝的控制，进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和平是启蒙运动改革的先决条件。
18世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与早期西班牙统治时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使意大利各国直接接触到启蒙改革主义的主流思潮。如果说意大利知识分子一直将巴黎看作启蒙运动辩论和思想的主要源泉，那么两个最先进的公国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管理者和改革者则从未忽视玛利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在维也纳实施的改革。意大利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将这场运动视为意大利向欧洲的回归。
意大利启蒙运动的发端很复杂，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欧洲专制主义危机。启蒙运动一方面对意大利以外的科学和哲学发展重新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则越来越坚定地与教会令人窒息的统治作斗争。牛顿和洛克的思想促进了新批判方法、科学方法与思维方法的阐述，并迅速发展为科学能够促进人类进步的信念、对“有用”科学的偏爱，以及理性改革能切实改善公众幸福感的乐观态度。对教会的攻击直接源于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境内的管辖权冲突，后来变成质疑教会审查制度和宗教裁判所施加的思想垄断，最后又演变为攻击耶稣会士。
到了18世纪中期，米兰的皮埃特罗·韦里和切萨雷·贝卡利亚、托斯卡纳的蓬佩奥·内里和弗朗西斯科·玛丽亚·吉安尼、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吉诺维西都成为这场如火如荼的知识辩论运动的焦点人物。意大利知识分子之间的探讨构成了更广泛的欧洲辩论的一部分，但聚焦于意大利各国的具体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取决于政权的态度：在伦巴第、托斯卡纳和帕尔马，辩论的环境非常友好；在那不勒斯，辩论虽然可以接受，但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摩德纳、威尼斯、教皇国、皮埃蒙特和西西里，由于政府和当地社会的敌对，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热那亚共和国干脆禁止所有的政治讨论。
无论知识分子之间存在什么分歧，他们都一致认为，意大利各国与欧洲(指的是西欧)的进步相比，落后程度令人发指。迷信、特权，还有意大利的历史，处处阻碍着改革的进展。在王公比较开明的地方，知识分子逐渐投靠王公，将其视为必要的，乃至唯一的变革推动者。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赢得舆论的支持。一旦王公们开始实施变革，改革便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领域，包括合理化政府机构、让教会居于从属地位，以及消除经济发展面临的障碍。
改革派王公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作在对教会的斗争中达到了顶峰。教会早在17世纪后期就失去了早期的驱动力，沦为一个拥有特权、无知、进行不合时宜道德审查的混乱群体。教会的财富和宗教团体的“无所事事”使教会不堪一击。
与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一样，意大利各国都对教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镇压修道院、收回教会侵占的土地、没收财产、驱逐耶稣会士，最后(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甚至试图实施詹森主义改革并由国家进行牧师培训。到了18世纪90年代，教会在西班牙统治意大利时期曾经享有的经济、司法和文化优势，大部分已丧失殆尽了。但是，支持反宗教改革的民众对教会依然虔诚，这种虔诚后来在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政治潜力。
对于知识分子和改革派来说，经济改革是促进发展的最有效工具。所有人都赞同取消内部通行费用和障碍、废除世俗特权与教会特权、统一国内市场。当彼得·利奥波德践行重农主义学说、为刺激农业生产允许谷物自由出口时，托斯卡纳成了欧洲启蒙运动论坛中的模范公国。私有财产与经济个人主义一样，事关信仰问题，于是各公国开始了对公共财产的侵占。毫无疑问，启蒙运动改革的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农民自给自足的基础。另外，保护生产资料的意识形态和措施弱化了改革运动批判贵族特权与权力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在那不勒斯，虽然鼓励地主参与商业，但也允许其保留封建特权；在托斯卡纳，地主失去了财政豁免权，却受益于制度化或传统性区块生产(例如供应国内城市市场的义务)的废除，还成功地抵制了政府保护小土地所有者或农民的尝试。
在进行了十年积极且颇有成效的合作之后，到了18世纪7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对王公的信任开始变得有所保留。太多的问题取决于王公的性情：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彼得·利奥波德和约瑟夫二世过于激进，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四世和萨伏伊的维克多·阿马德乌斯三世则太过软弱或偏执。即使有些地方的统治者积极参与改革，可变革面临的阻力又十分巨大。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还有罗马和摩德纳，启蒙改良主义姗姗来迟，早期的乐观主义情绪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幻灭感。
法国大革命的到来，让启蒙运动戛然而止，统治者废弃了一切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启蒙运动无疑改变了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意大利重新融入欧洲，却呈现出多种社会和政治面貌。改革凸显了社会和政治分歧，而革命则使分歧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