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永忠去世一个月后，刘伯温也在老家浙江去世了，死因据说是得了严重的疾病。后世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胡惟庸毒杀的刘伯温，还有人说是出自朱元璋的指使。无论是哪种说法，刘伯温的死去都意味着浙江帮退出了大明帝国政治中心。
朱元璋在两个功臣接连去世后，流下了几滴眼泪。还未等他从复杂的心绪中走出来，有个愣头青就上书，请求恢复科举制。
到了元王朝后期，科举制被废除，政府对人才的选拔如同一团糨糊。明帝国成立后，刘伯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于是恢复了科举制。明帝国的科举是在1370年农历八月由刘伯温亲自主持并恢复的，在科举制实行的第一年，据说刘伯温为政府网罗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但朱元璋始终不看好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他多次对官员们说：“科举制选拔出来的都是些没有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的书呆子，让他们这样的人做父母官，就是在祸害百姓。”
朱元璋还重点指出，大明帝国的官员，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地方官员，都应拥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对刘伯温说：“徐达如果来考试，能过关吗？李善长也不能过关，但他们却是最好的官员。”
刘伯温说：“此一时彼一时，太平盛世，怎么可以用乱世识别人才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呢？”
刘伯温对此坚持己见，朱元璋只好让步。如果你以为这是朱元璋不了解科举制而表现得无知者无畏，那显然低估了他。朱元璋向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他肯定懂得选拔人才的最好方式就是考试制——科举制。那么，他为什么会强烈反对这种制度呢？
这要从科举的内容入手分析。刘伯温所提倡恢复的科举考试其实是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试科目是朱熹注释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同时加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几本书都有共同的特点：家国一体、尊重权威。大明帝国刚从元帝国的手中抢到不少利益，许多人的内心深处还留存着这样的顾虑：这个时候考试的内容还是这些理念，明王朝难道要走元王朝的老路？
另外，朱元璋刚刚建国，急切地需要统一思想，更需要全国人民紧紧围绕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君主至上的国家。可考试内容中的《孟子》居然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字面意思是：在一个帝国中，人民是最贵的，其次是国家，最后才是君主。
实际上，孟子的本意，远没有今天的我们想的那样前卫和高尚。他的意思其实是，作为一个君主，必须有这样一个意识：王朝可以变更，君主也可以变更，但唯一不变的就是支撑国家和君主的人民。人民是基础，所以君王一定要重视百姓，要把百姓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心里要时刻想着自己的权势地位都来自人民，要为人民服务。
朱元璋对这样的思想并不排斥，他本人就来自底层，而且他很爱自己的子民。他最切齿痛恨的是由孟子的“民本”思想衍生出来的“君臣交易”理论。依照孟子的看法，孔子那套不计利害的“忠君”论，简直比猪还愚笨。孟子说，国君给你一碗饭，你就做一碗饭的事，多一粒米的事都不要做。国君如果给你一顿臭揍，那你就马上离开，但你不要想着让他灭亡，要等着比他更有力量的人来灭他。也就是说，君臣是等价交换的关系。你值得辅佐，我就辅佐；你不值得我辅佐，我就炒你的鱿鱼。不要以为你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君王，我就要毫无原则地讨好你，甚至来给你当狗。其实咱们是平等关系，而这种平等关系的思想源泉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朱元璋是从最底层的位置上崛起的，经过艰难困苦才爬上了皇帝这个尊贵的位置，他必须稳固自己的权威，孟子的这些话当然不会得到他的喜欢。
据说，朱元璋在读《孟子》时，像是在读一本咒骂他祖宗十八代的檄文：他怒睁双目，咬牙切齿的声音能传到宫外，当忍耐超过他的底线后，他一跳三丈高，把《孟子》一撕两半，摔到地上，拼命地踩，再拿起来，用牙咬书。最后说：“要是这老家伙还活着，我非得砍了他的脑袋!”他命令国子监把摆放的孟子神位一劈两半烧了。多年以后，他还是越想越气，就让人把《孟子》书中那些“邪恶言语”共计85条，统统删掉。
或许正是孟子的这些话刺激到了朱元璋，1373年农历三月，他宣布废除科举制，直到十年后才下令恢复。
但是，废掉科举制后，国家仍然需要人才。于是朱元璋改用荐举制，即中央政府的官员和地方官员都有权力和义务为政府举荐人才。这就为那些任人唯亲的官员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腐败借口，以至于凡是被举荐的人，都是举荐方的门生故友。
这些人进入政府后，当然要花大力气使出浑身解数报答举荐人，于是造成了贪污腐败盛行。那一刻，朱元璋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愚蠢，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自我管理意识极强，肯反省、肯改过。
他的改过方式，是建立残酷的法规，对贪腐行为和不作为的官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朱元璋对违法乱纪官员的惩处，简直可以用“凶残”来形容。仓库官员只要贪污二斤大米，就会被判处黥刑以及膑刑(在脸上刺字后挖去膝盖)。凡贪污超过六十两白银的官员立即处死，如果只是简单地处死，那就太小看朱元璋了——他发明了“剥皮楦草”这一刑罚，剥皮楦草是佛教传说里，地狱当中对罪大恶极的灵魂施行的酷刑。朱元璋将这一刑法重现到人间，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将剥下的人皮制成鼓或者将里面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人”，立于衙门口或当地土地庙的门口，用以警告现任官员不要贪赃枉法。
所以，当你穿越到朱元璋时代，恰好看到衙门口有个稻草人时，千万不要过去摆拍，因为那可是用人皮制造的。“剥皮楦草”是人活时剥皮，还是死后再剥皮，历史没有记载，不过按照朱元璋的残忍性格，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除了“剥皮楦草”外，朱元璋还让五代十国时期的凌迟刑罚还魂，甚至更残忍。在五代十国时期，凌迟只剐八刀，朱元璋认为这太没有工匠精神了，于是将刀数提高到了三千六百刀。行刑者在剐犯人时，如果刀数还没到，犯人就死掉了，那就是行刑者失职。所以朱元璋时代执行凌迟刑罚的刽子手们个个都身怀绝技，能在犯人身上剐下三千六百片肉而不让犯人死掉。
我们说朱元璋对贪腐是零容忍，这绝无虚言。即使官员贪污的数额非常少，也要被处死，而且是凌迟处死：据史料记载，建昌县知县，接受了四百贯钞，被凌迟处死；德安县县丞，收受罗、绢、布共十匹，钞八十贯，知府前往抓他，他居然还拿一把铁叉拒捕，也被凌迟处死；莱阳县丞收赃一百贯，也是凌迟处死。
当然，朱元璋并不是孤军奋战，他还懂得打群众战争，让群众参与进来，这就叫“参与感”。他鼓励百姓实名举报贪官污吏。但凡官员贪污，老百姓只要有证据，甚至只是怀疑，就可以到衙门举报；更有甚者，老百姓可以把他们怀疑是贪官的官员抓起来送到南京，如果有官员阻拦其进京，朱元璋就会诛其九族。
最要命甚至是最搞笑的一点是，朱元璋所确立的这些惩治贪官污吏的法例，居然没有被写进《大明律》，而只是通过他后来编著的《大诰》通告天下。这就是为什么用如此严酷的惩罚措施却无法禁绝贪污的原因：他是一个人在反腐，而不是大明帝国在反腐。
一个最高领导联合最底层的一群人来搞事，要么搞成灾难，要么搞不成事情。中国古代的智者早就说过，不要让老百姓参与政事，只要给他们好处就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什么古代不让老百姓参与政治？因为古代的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老百姓的知识水平不够，试问不识字的百姓如何处理国家大事？所以不能让他们参与政治。北宋的文彦博断然说：“领导人应该与精英联合治天下，而不是和老百姓联合(与士大夫治天下)。”朱元璋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意料之中地，在严刑峻法下，仍然发生了腐败的案件，而空印案就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