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9年正月，朱元璋心情舒畅，因为他听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神迹”：山东方面报告说，当地出现了一只麒麟，和《春秋》所记载孔子遇到的那只高度相似，这预示着大明即将迎来盛世；陕西方面则报告说，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仙女，散落下五彩鲜花；即使是未收复的云南地区，也有密探送信说，当地下起了鹅毛大雪，雪被风一路吹着，落入了南京秦淮河，术士说这是云南回归朝廷的征兆。
朱元璋兴奋地下令嘉奖了这些地区的行政长官。之后，让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大明帝国各地纷纷发来关于“神迹”的报告，中书省的官员们都忙着审读这些奏章，几乎累个半死。中书省的一把手胡惟庸觉得这些事情太过荒诞，于是劝说朱元璋不要再理会这些奏章。
一听这话，朱元璋脸色一沉，冷冷地说道：“全国各地都有神迹出现，只有京师重地没有，你这个中书省的长官难道就不觉得寒碜吗？”
胡惟庸没有听出这句话的深意，倒不是听不懂，而是根本没用心去听。他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懒得去细想朱元璋这句阴阳怪气的话。他觉得自己埋头做事，要比用笑脸去奉承朱元璋有意义得多。
走出皇宫时，胡惟庸仰头看到了南京城的天空。天灰蒙蒙的，景象如同末日，他不禁深深地吸了口气，浑身发冷。胡惟庸不知道，朱元璋正在无人注意的角落盯着他的背影。
胡惟庸对朱元璋的态度越来越轻慢，朱元璋对胡惟庸也越来越不满。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朱元璋和胡惟庸之间的矛盾，其实早已有之。
胡惟庸在朱元璋的功臣中并不出色，尤其和名震天下的李善长、徐达等人相比，他的功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朱元璋对胡惟庸有着与生俱来的偏爱，因为胡惟庸略有残疾：他的两个肩膀一高一低，走起路来像鸭子，正和朱元璋的“残疾脸”相得益彰，这就叫“物以类聚”。朱元璋一开始很喜欢他，就把他放在身边，担任着可有可无的秘书角色。
刘伯温还活着时，早就对胡惟庸的人品和能力进行过判定，说：“他是一匹烈马，固然有奔腾之力，却也有着不服管的毛病。”民间有一种说法：胡惟庸在向上爬的过程中，因受到刘伯温明里暗里的阻挠，所以将其毒死。这件事是否为真，历史上没有定论，但刘伯温在老家去世后，朱元璋曾意味深长地对胡惟庸说过这样一段话：“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有过失却不能晓得，要想弥补这一疏漏，就必须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常处左右，以拾遗补阙为职志。当然了，人君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也很重要……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能以独成。总之，贤臣是少不了的，人君只有广览兼听，博达群情，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啊!”
朱元璋说出这段话的时候，胡惟庸已经独擅中书省。这段话可能是想提醒当时的胡惟庸：你胡惟庸的职责是给君主保驾护航，我允许你提出各种意见；但是我却得知，你经常欺上瞒下，还做了无数见不得人的勾当。
胡惟庸大概是听明白了这句话，急忙向朱元璋保证：“我在中书省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领导您分忧。”
朱元璋只好明示他：“徐达曾向我报告，说你提拔你喜欢的人、排斥你不喜欢的人，这件事可是真的？”
胡惟庸马上痛哭流涕、嗓音嘶哑地说：“我和徐达将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他虽在中书省挂名为宰相，却长年在外征战，怎么会知道我干了什么？一定是有人在徐达将军面前搬弄是非。”
“闭嘴!”朱元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小算盘，“徐达揭发你的行为之后，你还想用金钱收买他的心腹，这件事总不会是假的吧？”
胡惟庸马上狡辩：“这是对我的诬陷!徐达的心腹又没有收下我的银子，怎么可以说是我收买他呢？”
朱元璋险些被噎了个跟头，他只能拿出慈父般的口吻对胡惟庸说：“小胡，你要好自为之啊，大家都盯着你呢，你应该拿出宰相应有的风度哇!”
朱元璋的这段话，险些让胡惟庸感动得痛哭流涕，不过他马上意识到：这是朱元璋的政治手段。毕竟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政治中不存在温情，如果有，那一定是阴谋。
胡惟庸猜对了。朱元璋和他谈话之后不久，就有个叫吴伯宗的状元郎突然实名检举了胡惟庸，说他徇私枉法，专横跋扈，还罗列了无数事例作为证据，分析得头头是道。
但是，这封检举信并没有直接送到朱元璋手中，而是送到了胡惟庸在监察部的同党手中。胡惟庸认为，一个愣头青肯定没有这种胆量来指控当朝宰相，其背后一定有人指使。可吴伯宗一口咬定是他自己的主意，他这是替天行道。
胡惟庸虽然不相信他说的话，但苦于找不出证据，只好把吴伯宗发配到朱元璋的老家凤阳，让他去看护朱元璋祖先的陵墓。他本以为吴伯宗受此打击后会消停一些，可吴伯宗还是通过某个隐秘的渠道，把检举信送到了朱元璋面前。
胡惟庸对这件事大感奇怪：整个中央政府的要害部门都是他的人，他不明白吴伯宗是怎么把检举信投递到朱元璋那里的；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朱元璋并没有讯问他，只是把吴伯宗召回南京，要胡惟庸给他安排个职务。胡惟庸只好照办——给了吴伯宗一个冷板凳坐。
朱元璋也没有深入追究这件事，只是对胡惟庸说：“天下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而且这些不同的声音才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
胡惟庸噘着嘴在那里听着。他不认为朱元璋这句话包含着多么高的政治智慧，更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其实是在敲打他。所以，他无动于衷。
朱元璋看到他那副德行，心里凉了半截，不由得连连暗叹。之后有一天，他突然问胡惟庸：“你可知元朝的官员为何该杀？”
胡惟庸被问住了。这个问题已是老生常谈，而且答案不言而喻：如果元朝官员不该杀，那岂不是意味着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是伪政权？但朱元璋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接着说：“在我少年时，安徽境内曾发生过一场瘟疫，我的父母、兄弟都在那场瘟疫中去世。但那场瘟疫本可以避免，最后却蔓延至整个安徽境内，全因为官员的瞒报，才有了那场大灾难。你说，那些官员该杀不该杀？”
胡惟庸听得云里雾里，直到朱元璋抛出问题，他才被拉回到现实世界，急忙回答朱元璋的问题：“该杀。”
朱元璋追问道：“为何该杀？”
胡惟庸一个激灵，顿时明白过来：朱元璋是在指责他欺上瞒下!他此时才意识到，朱元璋迂回曲折地讲了个故事，原来是在敲打他。他虽然发现了，却依旧不改，也正如朱元璋评价的那样：“错了不让说，说了又不做，做了又做错。”
很多反对胡惟庸的大臣都在暗地里气咻咻地说：“他胡惟庸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直到1379年，全国各地上报神迹之时，连朱元璋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了。胡惟庸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是宰相？是忠臣？还是想和皇权抗衡的野心家？
当然，这一切的答案，很快就会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