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流逝。凱伊和我繼續工作，扮演新婚夫妻的角色。
我們去舊金山度了個短暫的蜜月，回來後我重拾警隊生涯的殘骸。薩德·格林對我說實話：他非常佩服我這麽收拾沃格爾父子，但認為我當巡警純屬浪費時間——我的行為惹了基層藍製服的眾怒，我留在穿製服的單位隻會招來怨恨。我念大專時是化學和數學的全優生，他因此調我去科學調查司，擔任查驗證據的技術人員。
這是一份準便衣工作——在實驗室穿白大褂，出外勤穿灰西裝。我驗血、采集潛指紋和撰寫彈道報告；我在犯罪現場刮下牆上的漿液，用顯微鏡仔細查看，得到線索就交給凶殺組的警探。工作中我要和試管、燒杯和血跡打交道。我始終無法習慣與死亡如此接近，這個事實不斷提醒我：我不再是警探了，上頭不信任我去追查自己找到的線索。
我隔著或遠或近的距離，繼續留意大麗花案件給朋友和敵人帶來的影響。
羅斯和哈裏按原樣保留艾爾尼多旅館的檔案室，繼續去那兒加班調查肖特案件。我有房間鑰匙，但我向凱伊發誓要埋葬“那個死女孩”，所以從沒拿它開過門。有時吃午飯遇到老爹，我會問他案子查得怎麽樣了，他總是答道：“進展緩慢。”我知道他永遠也找不到凶手，但永遠不會停止調查。
1947年6月，本·西格爾在貝弗利山女友家的客廳裏被槍殺。比爾·凱尼格在弗裏茨·沃格爾自殺後調任77街分局當刑警，1948年年初在沃茨街某個路口兜頭吃了一霰彈槍。兩樁凶案都一直沒能告破。埃利斯·洛韋在1948年6月的共和黨初選中大敗虧輸，我用本生燈熬了好幾燒杯私酒慶祝，犯罪實驗室的所有人都喝了個酩酊大醉。
1948年大選讓我聽說了斯普拉格家的新消息。民主黨改革派想競選洛城市議會和監督委員會的席位，於是扛起“城市規劃”大旗當競選主題。他們斷定洛杉磯到處都是設計有誤的不安全住宅，呼籲組成大陪審團調查20年代地產爆發期搭建這些房屋的承包商。醜聞小報聞到苗頭，大肆渲染，刊登關於“爆發大亨”——麥克·塞納特和埃米特·斯普拉格就在其中——及其“黑幫關係”的文章。《揭秘》雜誌登出一係列文章，報道塞納特的“好萊塢莊園”社區，還有好萊塢商會如何想去掉李山上“好萊塢莊園”大標記的“莊園”二字，隨文印發的照片裏有幾張是《啟斯東警察》導演與一個矮胖男人的合影，旁邊還站著一個可愛的小姑娘。我不敢確定那是不是埃米特和馬德琳，但還是把照片剪了下來。